“贫穷是读书人的常态”这句话从何而来,有没有道理?

这句话是中国历史上著名隐士荣启期说的。

首先这肯定不是荣启期的原话。春秋时期的人说什么白话不知道,但是要通过文言文记录下来,绝对不会这么现代——荣启期说的是“贫者士之常也”。

从字面意思来说,就是“贫穷,是士人的常态啊”。但是一句话脱离了上下语境单独理解,肯定是不完整的。理解一句话是否符合事实,符合时代,是需要大胆猜想,小心求证的。

贫穷是士人的常态——这充其量算是荣启期对自己的认识范围之内,士人生存状态的一个大概性总结,根本就不存在普遍性,当然就不是真理。

所以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没有道理。

这只是他的个人看法,根本代表不了世间士人的真实状态,以及其他人从不同角度出发的看法。

从“贫者”荣启期的角度来看,当然是有道理的。从有钱的士子角度来看,这就是胡说八道。

荣启期非常穷,但是他安贫乐道。因而得到孔子的记载,随着孔子成圣,他也成为了中国古代所推崇的高士。

一代代流传演变下来,历史上高人说的话,配合上后代有些确实很穷的士人心理,一句完全没道理的话反而变得有些道理的样子。

孔子真的认为“贫者士之常也”吗?读通整篇记载荣启期事迹的文章,我们就会知道,并非如此。

这个故事出自列御寇的《列子·天瑞》:

孔子游于太山,见荣启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带索,鼓琴而歌。孔子问曰:“先生所以乐,何也?”对曰:“吾乐甚多。天生万物,唯人为贵。而吾得为人,是一乐也。男女之别,男尊女卑,故以男为贵,吾既得为男矣,是二乐也。人生有不见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乐也。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

孔子游历经过泰山,在野外见到了荣启期。他披着鹿皮,用绳子当作腰带像个野人,却一点也不忧愁,自顾自弹琴高歌。

荣启期何许人也?

荣氏祖先与西周姬姓同宗。周王宗室姬霞封于荣锜涧,称荣公,后来就以“荣”为姓氏。荣启期为宗室后人,是春秋时期著名学者。他精通音律,博学多才,思想上很有见解,但在政治上并不得志。

西晋陆云《荣启期赞》:

荣启期者,周时人也。值衰世之季末,当王道颓凌,遂隐居穷处,遗物求己。搠怀玄妙之门,求意希微之域。天子不得而臣,诸侯不得而友。

他是个有学问、有德行却被社会抛弃或者说主动抛弃社会的知识分子。

这样一个人,却一点都不郁闷、忧愁。孔子碰到他的时候都九十多了,衣衫褴褛却自得其乐,这让追求礼仪、事功的孔子很不明白。所以孔子就发问了:“先生怎么这么快乐啊?”

荣启期回答说:“我的快乐很多啊。人是万物之灵,我生而为人,有思想,是第一乐;人分男女,男尊女卑(时代局限性),我生而为男人,这是第二乐;人有生而夭折、早死的,我活了九十岁了,这是第三乐。”

这就是著名的“荣期三乐”,除了“男尊女卑”一说被现代社会所抛弃——君不见男子娘化如今越发严重,明明做女人快乐多了——其余的“为人之乐,长寿之乐”至今还是通达乐观的看法,以当时的普遍社会观点,男尊女卑也算是正常的。

而且有一点非常高妙,荣期三乐的决定性并不在于个人,而是天意。生而为人,性别天成,寿命天给,荣启期以被动地接受上天赐予而感到快乐,实际上是一种用“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心态给自己带来快乐的达观开阔、安身立命的人生观。

我很快乐,是因为上天给了我这么多,应该要感恩。但是快乐的另一个重点是没有忧愁,我为什么没有忧愁呢?虽然你看我穿得破破烂烂,日子过得很苦。

贫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终也,处常得终,当何忧哉?

贫穷是士人的常态,死亡是人生的终点。在正常的状态下达到人生的终点,这有什么好忧愁的呢?

人确实都是要死的,但是士人可不一定都穷啊。

孔子的儒家,讲究的是事功,即通过改善人文关系来建立个人功业。为社会做出贡献,为天下造福,才是儒生的向上之道。虽然功名和利禄不一定能挂钩,就好像我们说价格不一定是价值的体现,但是在大数据下,功名利禄就是一体,价格在普遍情况下也能反映一件商品的价值。

作为旧社会管理层的士人,和底层被管理的老百姓相比,真的不能用“贫穷”来形容,虽然可能困苦,但是生活资料绝对要比底层人民丰富——要不然为什么削尖脑袋去当官?

所以荣启期的安贫以为常,在儒家看来并不正确,儒家倡导的是顺天改命,顺应天道,改写个人命运,为天下做出贡献,顺便让自己不贫穷。

孔子曰:“善乎?能自宽者也。”

孔子并不夸赞他。孔子说:“这样好吗?你不过自我安慰罢了。”

我们在读到荣启期三乐这一段的时候,会发生一种思想上的交错,到底孔子的看法是对的,还是荣启期的快乐是对的呢?

因此很多人都翻译成孔子说:“太对了,您真是个能宽慰自己的高人!”直接将孔子的看法强行链接荣启期的人生观,解决掉这种思想流派错综复杂的斗争痕迹。

其实这样简单化思考是不对的,更何况孔子在《列子》中的想法也不一定是他的真实想法。

从《列子·天瑞》这篇文章和今天的快乐人生观来说,当然荣启期是对的,但是从社会责任和后来流行的儒家文化方面来说,孔子的看法才是正确的——这种知足之乐对个人改变和社会进步毫无帮助,只是用来安慰自己罢了。

但是我们要清楚一点,这篇故事出自《列子》,又名《冲虚真经》,是道家经典。就好像《庄子》(《南华真经》)一样,在这些书里面,孔子其实和荣启期一样,都只是工具人。

列子说孔子和荣启期的故事,表达他们的看法,实际上最终目的是要表达自身的看法,即道家思维。

而道家的思维,必然是顺天应命,无为而治,当然是认为荣启期的三乐是正确的人生观。不强求改变天命,享受上天赐给的快乐,摆脱尘世功名利禄的困扰,到达天人合一的逍遥游境界,才是道家的追求。

所以孔子这个工具人,虽然在这里不像《庄子·盗跖》中那样出丑,但实际上起到的还是衬托列子思想的作用。

其实在这个故事之后,还有一段孔子使子贡问讯百岁林类的故事。意思大致也差不多,但是道理讲得更加明显,不过没有“荣期三乐”这样通俗流行,也就没有那么出名。

这些故事都是为了讲明列子的生死观:

林类曰:“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不生于彼?故吾知其不相若矣,吾又安知营营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

这个就不多解释了,讲起来又没完,林类的思想高度要比荣启期的更深一些。荣启期讲究的是生前顺应天然的快乐,而林类则是淡看生死,体会到大道循环的境界。

不过最后孔子说:“林类说得很有道理,但是还没有悟透大道。”

子贡闻之,不喻其意,还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与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尽者也。”

这说明在列御寇眼中,孔子的道行还是远高于这些普通修道者,虽然不及老子,但是悟性、层次摆在那里,学问一通百通。

那么,“贫者士之常也”这句话到底有没有道理?

前面说了这么多,看上去和这句话没什么关系,实际上就是为了帮助我们把眼光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看问题。

这句话是完全没道理的,只是荣启期的自我宽慰。

孔子没放在心上,列子自然也没放在心上。

“老子”当然更加不放在心上。

要研究玄而又玄的东西,还是先得赚钱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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