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之后的鄂国在哪里？
商周鼎革之后，人文地理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周人在立国初期，就开始经营南方，徐中舒先生谓：“周人自大王居歧以后，即以经营南土为其一贯之国策。” 688《太保玉戈》记载周王令太保召公省视南土，沿汉水南下，召集江汉地区的诸侯朝见周王。郑玄《毛诗谱》亦谓：“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可见江汉地区在商末周初时就已成为周人的势力范围。
《左传》昭公九年记詹桓伯辞晋之言，述及周初时的政治地理格局：“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詹桓伯所言周之南土，巴国于春秋时屡见于《左传》，与楚国曾有密切的关系，童书业先生据《左传》考订其地望应在今陕西东南境、大巴山以北，石泉先生结合文献及考古材料，考证先秦时巴国在今陕东南、汉水中上游的安康一带，近年来汉水中游陕南城固一带出土较多商周时期巴式青铜器，可见商周时的巴国当在此地。濮，是一个古老的部族，曾参与武王伐纣之役，为“牧誓八国”之一，但濮并不是一个邦国，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故《牧誓》称之为“濮人”，直到春秋时期，濮还处在各自“离居”的状态，因此又被称为“百濮”。濮之地望，孔传：“庸、濮在江汉之南。”孔颖达《正义》亦引《左传》文公十八年伐楚之役论证之。石泉先生则认为，春秋时期的古麇国、楚麇邑地在今随枣走廊西口外、今滚河入唐白河后的唐白河下游西北岸地，与之相邻近的百濮，其地当在今枣阳市境桐柏、大洪两山间的山区丘陵地带。段渝则据“百濮离居”认为百濮居地当不限于一处，而是在西周时代的南土有广泛的分布，襄阳以西到竹山以南和襄阳以东汉水东北岸及滚河下游一带，均为西周时代百濮离居之地。顾颉刚先生则认为濮在武当、荆、巫诸山脉中。虽然对濮的具体定位还有一些困难，各家的说法不一，但西周春秋时的濮，大体当在今襄樊附近地区，就区域而言，可以认为上述各家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邓即今襄樊邓城遗址，楚在丹淅之会。可见鄂豫陕交界地区在西周初年即已成为周朝的势力范围。周昭王南征以后，汉东地区又成为“汉阳诸姬”所在。
鄂豫陕交界地区和汉东地区，在商代均为楚蛮分布之地，商周之际当亦大抵如是。但由于周人对南土的经营，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周初时，首先是汉水以北成了周朝的南土，昭王南征以后，汉东地区也成“汉阳诸姬”所在。于是商代及周初时的楚蛮居地，多为周人所占。但楚蛮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终西周一世，楚蛮颇为活跃，可见楚蛮应是转移到周人势力所不及之地，开始了新的发展。
西周晚期时楚蛮地域，可从熊渠的活动中约略窥知，《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勾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其征伐范围及三子封地，皆为“江上楚蛮之地”，可见西周晚期的楚蛮，地在“江汉间”，或“江上”之地。以上诸地点，庸国，见于《左传》文公十六年，杜预注：“庸，今上庸县，属楚之小国。”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本汉上庸县，古之庸国。昔周武王伐纣，庸蛮在焉。”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今湖北郧阳府竹山县，古庸国。”可见古庸国应在今湖北竹山县。杨粤之地，唐代学者已不知其所在，只能笼统地说：“地名也。”现代学者试图加以解释，段渝从声音相通出发，谓汉代以前，於、雩、于、越诸字本可互用，从於之字，多有阴郁、淤塞之意。释越为於中，地在今内乡、邓县与襄樊之间。顾铁符认为杨越与扬州有关，何浩《楚灭国研究》、张正明《楚文化史》、罗运环《楚国八百年》、黄锡全《楚地“句亶”、“越章”新探》等则认为杨粤即杨越，与杨水有关，乃杨水附近的越人。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以前我们也曾认为，杨粤即杨越，但叶植指出，杨粤当是一个具体地名而非地名兼族名，杨越作地名兼族名讲时，一般是指笼统区域概念兼笼统的族名概念，在此概念上，《史记》均作杨越而不作杨粤，另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江、汉、沮、漳之地并不是越文化的分布地区，春秋中晚期以后尤其是楚灭越后，才有少量的越文化因素进入楚核心区。因此熊渠所伐之杨粤非是既作族名又作地名的杨越，而只能是汉水中游的一个具体地名。叶说有理有据，信而可从。因此熊渠所伐之杨粤，似与杨越无关。
我们或可从熊渠征伐所及之地与熊渠三子的封地之间的关系来推定杨粤之地，从《楚世家》所叙来看，熊渠所征之地与其三子的封地应有联系。熊渠中子红为鄂王，当即熊渠所征之鄂地。长子康为勾亶王，《集解》引张莹曰：“今江陵也。”但未知何据，现代学者认为勾亶与庸国有关，赵逵夫就认为句亶之地当近庸，非在江陵。黄锡全赞同赵逵夫的意见，肯定句亶之地绝非在江陵，并从文字学的角度来加以论证：句字无义，古地名冠以“句”字之例在古籍中常见，如句容、句注等，句亶之“句”当同此例，亶从旦声，《世本》作袒，句亶、句袒当即离“庸”不远的“句澨”，亶、袒、澨上古读音是很接近的，音近可以假借，故“句澨”又可作“句亶”、“句袒”，这是因音近而出现的不同写法，故“句亶”即是离庸不远的“句澨”，“句澨”作地名可能是取义迂曲的水堤边，具体地点在“庸”之东北，汉水南岸，东离丹水入汉处不远。叶植也认为勾亶即《左传》文公十一年“楚师次于勾澨”之“勾澨”，地在汉水中上游南岸，今丹江口市西北至郧县一带。段渝认为勾亶即巫诞，今竹山一带，其地跨有今堵河中游两岸，正在熊渠所伐的庸地范围内。另据《世本》，熊渠长子康原作庸，康、庸形近，或许就是因为封于庸地之故。因此句亶即巫诞，熊渠伐庸后将其地封以长子康、立其为王。以上赵、黄、叶、段诸说相距不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句亶不当为江陵，而是“句澨”，尤其是诸家之说均以为勾亶与庸国有关，地当在庸国境内，应是可取的。
由此看来，熊渠长子为勾亶王，当与熊渠所征伐之庸地有关，中子红为鄂王，当与鄂地有关，则熊渠少子所封之越章王，应与熊渠所征之杨粤有关。越章之地，学者多以为即吴师入郢时所经过的豫章。豫章所在，《左传》定公四年杜预注：“汉东江北地名。”孔颖达《正义》：“《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在江北者。《土地名》云：‘定二年，吴人伐楚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共军楚师于豫章。又伯举之役，吴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与楚师夹汉，此皆在江北淮南。盖后徙在江南之豫章。’”然这个江北淮南之说亦未能实指，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试图划定其范围，谓江西之九江、饶州，江北之安庆府，
直到颖、毫、庐、寿、光、黄，“皆为楚之豫章地”。这样，自江南至淮北，皆属豫章，但从《左传》及《史记》有关豫章的叙述来看，豫章当是一个具体的地名，至多是一个小区域，不可能是一个如此大范围的地区。另一说则定豫章在今安陆的章山，此说始于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大清一统志》即采此说，今人何光岳则认为：“故越章王的地望确定在安陆之章山、章水一带是无疑了。”罗运环亦谓越章在今云梦一带的可能性比较大 107。石泉先生则通过对吴师入郢的行军路线及军事地理形势的考证与分析，认为吴师与楚师夹汉之豫章，当在汉水中游附近，亦即《水经注》卷 31《淯水篇》所记淯水下游（今白河）左（东）岸、近汉水之豫章大陂一带。叶植则认为杨粤即陽穴，楊、瑒、煬皆从易得声，上古音、形、义皆完全相同，为同一字，偏旁系后加，粤（越）与穴上古亦存在通假关系，杨粤即麇子国之国都陽穴，陽穴见于《左传》文公十一年：“潘崇复伐麇，至于陽穴。”按麇子国为百濮首领，《左传》文公十六年：“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选，将伐楚。”麇国及陽穴地望，传统说法认为在今湖北郧县西，不确，据石泉先生考订，麇国当在雍澨东北不远处，邻近吴楚之战的主战场柏举，地当在随枣走廊西口外，今滚河西入唐白河后的唐白河下游东岸。按杜预注《左传》时已不知麇国及陽穴地望，石泉先生所考订之麇国、锡穴和越章（豫章）、百濮地望，与叶说主张杨粤即阳穴及《左传》所记麇率百濮叛楚正可互证，从地理体系的角度来看，上述诸地点相互之间可紧密吻合。可见越章地望当依石说，在唐白河入汉处，麇国及其国都陽穴、还有与麇关系密切的百濮，虽然可能有迁徙，但大体上应在这一地区。据考古调查，今襄阳县黄龙镇高明村附近，有一西周时期的古城址，今名楚王城，年代为西周中晚期，此地位于唐白河入汉水处以东不远，正在石泉先生考订的越章范围内，或即熊渠少子执疵所封之越章，附近地区应即熊渠所伐之杨粤。
鄂，是熊渠远征所达的最远点。鄂地自古即有东鄂和西鄂两说，东鄂在今鄂州，西鄂在今南阳北。熊渠所伐之鄂，是东鄂还是西鄂，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从鄂的起源来看，西鄂起源甚早，商代时已有鄂侯，商末鄂侯与西伯昌、九侯并称三公，据徐少华考订，商代鄂国原在黄河以北的沁水流域，其地望大致不出今沁阳县城或略偏南一带，西周时迁至南阳盆地，鄂国进入南阳盆地的时间，上限在成王初年，不迟于西周早中期的昭穆之际，鄂已立国于南阳盆地。而东鄂之名，最早见于屈原《九章·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王逸注：“鄂渚，地名。”渚为水中的小块陆地，洪兴祖补注：“鄂州，武昌县地是也。”可见东鄂之名出现，有可能迟至战国晚期。张正明虽主东鄂说，但认为“东鄂和西鄂不是并世共存而是异时相承的”，此言颇有见地，从目前材料来看，西周时期，只有西鄂而无东鄂。另从考古学的角度考察，今鄂东南一带的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迵异于以鬲、盂、豆、罐为主要特征的早期楚文化遗存，据分析，此类遗存可能与杨越有关，可见西周时期，鄂东南一带应为越人所居，未见有与楚文化或早期楚文化相关的考古学遗存，因此现在看来，我们认为熊渠足迹应未至鄂东南。直到春秋中期以后，楚人才开始进入鄂东地区。又鄂地见于《鄂君启节》，陈伟认为舟节铭文“自鄂市，逾由”一句中“由”即“育”，“油水”即“淯水”，即今天南阳盆地的白河，并进而论定《鄂君启节》中的“鄂”为南阳盆地的“西鄂”。综合以上分析，熊渠征伐所及之鄂，应以西鄂的可能性为大。
由此看来，熊渠时代的“江汉间”或“江上楚蛮之地”，均在汉水中游一带。据石泉先生考证，江并非长江的专称，先秦时期，汉水亦称江，因此“江上楚蛮之地”的江上，当指汉水。赵逵夫先生亦谓：“先秦时代常常江汉连称，是古人亦以汉属南方。司马迁不知三王的封地究竟在何处，故以‘江上楚蛮之地’一语概言之。他又说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可见在司马迁的概念中，‘楚蛮之地’也包括汉水流域在内。”故西周晚期时当有较多的楚蛮生活在汉水中游两岸，他们未受周朝的统治，而熊渠时的楚国亦当在此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