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合友：清代畿辅诗歌的区域特色与艺术风格［下]
（接上）清代畿輔地區處于政治中心，在空間上接受王化更爲直接，地位顯要，名臣輩出，潤色鴻業，鼓吹教化，是畿輔詩歌區域特色的重要方面。陶梁《畿輔詩傳序》：“畿輔爲輦轂近地，……而以仰承至意，鼓吹休明者，尤非他省可企及。”又說：“近畿渥被皇澤，承宣懿微，有如《周南》、《召南》，及漢家三輔者然。”②他將保定高陽縣人李霨置于卷一，獨占一卷，可見重視，《畿輔詩傳凡例》：“高陽相國勛業巍然，澤州陳廷敬謂其詩遭際盛時，有雍容太平之象，允宜冠冕群賢，列于卷首。其同時從龍之彥，科目系在前朝，詮次較後，以示區別。”③這當然與陶梁的官僚立場和價值取向有關，以李霨官至東閣大學士，列在卷首，爲清初畿輔詩人之冠。但同時他也揭示了清代畿輔詩歌的重要內容是應制，是潤色鴻業，表達對朝廷的擁戴感激，“非他省可企及”。陶梁《紅豆樹館詩話》：“國朝定鼎之初，北方實多賢輔，而文章彪炳，開一代風氣之先者，首推坦園相國。蓋承其父文敏公國橧遺訓，黼黻升平，殫心獻替，不動聲色，勛業偉然。今讀《坦園集》，六代三唐，合爐而治，聯珠綴玉，蔚爲盛世元音，以視唐之燕、許，宋之楊、劉，洵足方軌齊軫，故著錄較多，爲是集冠冕焉。”④《畿輔詩傳》首選李霨《耕田恭紀》十首，即典型的歌頌鼓吹之作，詩小序：“順治十一年仲春，肇舉耕耤之禮，霨叨侍從，獲睹盛典，賦詩十章，俾擊壤者謳焉。”李棠《心遠堂集序》：“觀先生應制諸篇，以及唱酬題咏之作，宏音亮節，具有殷然忠愛、藹然敦厚之思。固宜其藻煥皇猷，謨訓同垂也。”⑤說明表達政治認同的詩歌，在當時受到很大程度上的認可，被認爲是詩歌創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畿輔詩人在這方面的用力甚勤。紀昀對李霨這類創作深表認同，《心遠堂集提要》：“遭際盛時，故其詩有雍容太平之象，古人所謂台閣文章者，蓋若是矣。”⑥
歌功頌德，或許是清朝身居高位的文人都有的創作內容，但畿輔詩人似乎顯得尤爲突出，體現出作爲京師外圍的文士，對王化的感受最爲直接，更爲容易表露出臣服的心態。清初畿輔名臣輩出，畿輔文人對滿清政府接受起來十分迅速，較少江南士子堅持“夷夏之防”的决絕和亡國破家的沉痛，很快參與到新政權的建設當中去。如李霨爲順、康兩朝重臣，其父李國橧在明朝官至大學士；傅維鱗順治間官至工部尚書、太子少保，而靈壽傅氏在明代久沐皇恩，傅承問、傅鋌、傅永淳皆官居要職；父親明太僕寺丞申佳胤在甲申之變殉國死難，申涵光只恨李自成，而在《辭辟舉書》說自己在清朝“實受再造”；梁清標是明崇禎十六年（1643）進士，在順治元年（1644）即接受編修之職，官至戶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魏裔介的祖父魏純粹是萬曆三十二年(1604)進士，他在順治三年（1647）中進士後，成爲清初名相，在康熙朝官至吏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太子太傅。諸如此類，不勝枚舉。再從創作來看，梁清標詩作《蕉林詩集》，《四庫提要》評價：“作于明季者多感慨諷刺之言。及入本朝以後，則渢渢乎春容之音矣。”①感情基調有如此的反差，集中應制鼓吹之作不少，魏裔介《蕉林詩集序》：“應制記事，陳大雅德音之辭。”②魏裔介本人亦複不少這類詩作，《秋獵南苑》寫出作爲文臣扈從出獵而洋洋自得的心態：“玉靶雕弓斜控鞍，箭如鴟叫萬人歡。儒臣後騎承恩寵，指點黃羊親與看。”
再看乾隆朝畿輔詩歌三大巨子朱珪、紀昀、翁方綱，是具有全國性影響的詩人，其潤色鼓吹之作仍然占據了重要位置。陶梁毫不諱言，《畿輔詩傳凡例》：“近日如朱文正、紀文達、翁覃溪三公詩集，高文典册，足以鼓吹休明，久稱燕許大手筆，竊恐同時館閣諸公未易齊驅幷駕也。”③把善于“鼓吹休明”作爲三人詩歌優點來誇贊，幷以爲同時館閣都比不上。沈兆澐《蓬山詩存序》則以贊嘆的口氣說：“朱文正、紀文達、翁覃溪三公，鼓吹休明，洋洋乎大觀矣”④從清初畿輔名臣善于歌功頌德，到乾隆詩壇名家也善于鼓吹休明，可以看到畿輔詩歌這一區域特色的繼承脉絡，即從畿輔士人政治臣服心態出發歌頌朝廷。朱珪的這類創作，陶梁《紅豆樹館詩話》：“《知足齋集》中應制諸作，摛華掞藻，實大聲宏，渢渢乎朱弦清廟之音。”⑤又如紀昀，其《紀文達公遺集》收入詩歌16卷，前四卷爲“恭和聖制”，卷五爲“丙子春帖子、二巡江浙恭紀”、卷六爲“西域入朝、大閱禮成恭紀”、卷七爲禦試土爾扈特歸順，卷七爲千叟宴。卷九到卷十三爲題贈詩、交游、吊古抒情等，卷十四爲烏魯木齊雜詩。卷十五、十六爲館課存稿。與潤色鴻業直接相關的詩占了7卷之多，占總數約44%。雖然這與紀昀是文學侍臣有關，但與其他區域尤其是江南文人相比，其比重之大是很突出的。紀昀即便在寫《烏魯木齊雜詩》之時，仍把“鼓吹休明”看成是自己的職責，《序》：“昔柳宗元有言：‘思報國恩，惟有文章。’余雖罪廢之餘，嘗叨預承明之著作，歌咏休明，乃其舊職。”⑥出于對朝廷的政治情感認同，文士以詩歌的方式謳歌朝政，表達忠君報國的情懷，紀昀這一表述有相當的代表性。王昶《蒲褐山房詩話》提到紀昀的“應制之作”爲“詞苑所宗”⑦，作爲乾隆朝畿輔詩人才、學之表率，其詩作不僅是畿輔區域特色的集中體現，也必然會帶動其他士子的類似創作。
清代畿輔詩歌的另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現象是民族融合，尤其是滿漢融合，開拓了詩歌的疆界，獲得新的成就。
清廷定鼎北京，大量的旗籍文人常駐京師及周邊，他們的漢語詩歌創作爲畿輔地域的詩歌注入了新的活力。陶梁《畿輔詩傳凡例》：“八旗分駐京師，氏族則肇自瀋陽，流長源遠，前見《熙朝雅頌集》，搜羅宏富，選擇精嚴，幾于無體不備，無美不收，洵足萃長白之宏文，標盛京之杰作。迄今人材益盛，詩集日增，必有重編續集，以昭一道同風之治者，故非是集所能方駕，而亦不廢幷存耳。”①這是就選錄詩歌的標準而論，側重籍貫淵源。史夢蘭則認爲：“《畿輔詩傳》不收旗籍，亦以八旗分駐京畿，不歸州縣統轄。”②這又是從行政管轄的角度來說。清朝長期實行旗、民分居的制度，旗籍文人集中居住在畿輔區域之內，但地方對他們沒有管轄權。但從文學發生、發展的實際空間場域來看，聚居在畿輔的旗籍文人的創作與長白、盛京無關，是否具有行政管轄權與文學的産生空間也無關。故考察清代畿輔詩歌的歷史發展，不能把長期居住在畿輔旗人排除出去，割裂旗、漢，從而導致對畿輔漢語詩歌創作的客觀歷史情况認識片面的問題，甚至對滿、漢融合這一詩歌區域發展的新特點視而不見。梅成棟編《津門詩鈔》專門考慮到流寓、寓賢的問題，幷予以收錄，《津門詩鈔凡例》：“集中終册有流寓、寓賢，及附見職官數卷，非借才于异地，或因其人之子孫已占籍津門，或其詩有關于吾鄉名勝、古蹟、物産、風俗、或與吾鄉名士、大夫贈答酬唱之作，或其人之功德惠政有洽此邦。存其詩，懷其人，以志甘棠之愛。”③這一處理方式較爲全面地反映了區域詩歌發展的歷史狀貌，旗籍文人長期甚至終身都在畿輔地區生活，與該區域血脉相連，其關係較之流寓、寓賢更爲緊密。
在畿輔地域發生的漢詩創作，旗人不僅甚爲活躍，而且取得了客觀的成就，說明旗人迅速接受了漢族文化，幷達到較高水準，形成了可觀的規模。鐵保《白山詩介凡例》：“本朝滿洲、蒙古、漢軍，既系從龍之彥，更生首善之區，名作如林，豈容缺略？”④雖以“白山”爲詩歌總集的地名，但從“更生首善之區”來看，《白山詩介》所收詩人多與畿輔地區有關係。嘉慶九年（1804），仍由鐵保領銜編纂，在《白山詩介》基礎上擴充而成的《欽定熙朝雅頌集》刊行，收錄清初自嘉慶初年585位滿洲、蒙古、漢軍八旗旗人7700余首詩作，首次較爲全面反映了旗人詩歌創作的情况。需要指出的是，《熙朝雅頌集》是旗籍文人和畿輔文士通力合作編成的，由滿洲正黃旗人鐵保領銜，實際出力的是蒙古正黃旗人法式善；參與的畿輔文士是紀昀和朱珪。紀昀和鐵保還合作編纂了《欽定八旗通志》，交往密切；朱珪、翁方綱都爲法式善《清秘述聞》作《科名故實二書序》，相互間詩歌交游甚爲頻繁。畿輔文士與旗籍文人的文化互動，對八旗詩歌文獻的保存和發揚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時也推動和促進了詩歌創作。
旗籍詩人中的佼佼者鐵保和法式善的詩歌活動時間，恰與畿輔詩歌發展的高峰期相互交叠，二人又與畿輔詩歌巨子朱珪、紀昀、翁方綱交往頻繁，存在著某種必然性。嘉慶帝《熙朝雅頌集序》：“夫開創之時，武功赫奕。守成之世，文教振興。雖吟咏詞章，非本朝之所尚，而發抒心志，亦盛世之應存。”⑤旗人接受漢化，積累到乾嘉時期到達一個高點，正如王學泰所言“體現了旗人文化的進步和滿漢人民相處的和諧”，《雅頌集》的編刊，“是滿族上層和文士公開融合于漢文化之中的標志”⑥。旗人漢化氛圍日漸高漲的情况下，出現優秀的旗籍詩人，有其必然性。滿清政權由開創期（順康）進展到守成期（乾嘉），畿輔作爲首善之區的地位也隨之穩定，畿輔文士中的優秀分子朱珪、紀昀、翁方綱獲得了較高的政治地位，都官至內閣學士，憑藉這種地位，提携後進，成爲詩壇的焦點人物。同在畿輔詩壇活動的漢族詩人和旗籍詩人因而可以在同一平臺上進行交流對話，從而構建了乾嘉畿輔詩歌民族融合的詩史新景象。
從早期宗室詩人吟咏政治失勢後凄凉的感懷，到乾嘉間充分漢化之後形成自己風格的鐵保和法式善的詩歌，畿輔地區的旗籍詩人爲畿輔詩歌的豐富性增添了更爲豐富的色彩。鐵保倡舉寫真景實情，寫出誠懇自然的詩歌，往往即事抒懷，慷慨沉鬱，《抒懷》其二“華髮蕭騷事遠游，萬三千里此淹留”，把貶謫之悲寫的豪闊動蕩。鐵保的“真”，還帶有馬上民族的風習，剽悍直接，《塞上曲》：“陌上健兒同牧馬，一聲齊唱大頭刀。”法士善則與鐵保不同，他既有館閣的閑雅做派，又具神韵詩派的清幽之美，體現出承平日久，充分漢化後旗人風流自賞的特點，從文本上來看幾乎與漢人的詩歌沒有區別。得益于滿漢融合的氛圍，當晚清畿輔詩壇充滿著末世哀音，旗籍詩人也以自己的人生悲歌參與進來，如奕志、奕澴等多寫愁苦之音。而滿洲鑲藍旗才女顧春，其《天游閣集》中在丈夫奕繪去世後寫的自傷身世諸詩，字字血泪，感人至深，允爲畿輔女性詩歌之冠冕，爲中國女性詩歌史增加了難得的精品。
上述論斷當然不足以概括清代畿輔詩歌區域特色的豐富性和多樣性。清代畿輔詩歌文獻有待于進一步搜集和整理，文本也需要更爲細緻的解讀，才能認識的更爲深透。總起說來，清代畿輔詩歌的歷史價值有以下三個方面值得注意：
首先，清代畿輔詩歌有其獨特的藝術價值，其中的優秀詩作，凝聚著創造性的智慧和才華，需要我們去發掘和表出，以糾補目前對于清代詩史區域性認識偏頗乃至錯誤的方面。陶樑《畿輔詩傳凡例》：“曆觀諸家選本，往往詳于南而略于北，不知詩人何地，蔑有茲集所收。……天之生才，不以地限，操觚之士，未暇徧觀，先存軒輊之見。豈通論乎？”①清代詩歌選家“詳于南而略于北”由來已久，有江南詩歌藝術價值整體上較高的因素，但也有北方詩歌文獻整理和研究相對滯後的因素。略舉一例，如清初畿輔詩歌一般都論到申涵光，極少有人提到巨鹿楊思聖，《畿輔詩傳凡例》說：“楊猶龍才力亦足相埒，入蜀後詩尤爲波瀾老成，于南施北宋外別樹一幟。”這是很高的評價，把楊思聖提到與清初主流詩人相比較的層次去說。又《紅豆樹館詩話》：“《且亭集》“近體多于古體，五律尤多于七律。申涵光稱其俊音亮節，上宗老杜，近比信陽；王企埥稱其寄托深遠，一往豪邁，皆非溢美。”②如《入棧紀行》其八：“男兒生不偶，辛苦遠行游。蜀道連天塹，山川阻且修。登車抗前旌，慷慨彈蒯緱。功名既有分，亦不爲封侯。所悲同衆人，白首老園丘。浩歌懷古烈，馬嘶風颼颼。誰能乞世憐，永爲高士羞。”有頓挫悲壯之境，而聲音瀏亮俊朗，聲情一體③。類似的在藝術上有造詣却被埋沒的清代畿輔詩人還有很多，有待我們去發現。
其次，歷史是一面鏡子，深刻理解清代畿輔詩歌的區域特色，有利于今天京津冀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如何揚長避短，既不丟掉地域性的優秀傳統，又能與新時代共同進步，體現時代脉搏的律動，或許從中能找到有價值的參照。王長華指出，宋代以後燕趙地區文學的發展面對三大文化轉型：“黃河文化的衰落與長江文化的崛起、傳統的燕趙文化向近世的京畿文化轉型、唐宋文化的轉型。”①具體說來，經由金元明清四朝近千年的經營，傳統燕趙文化已經完成了向近世京畿文化的轉型，轉型的過程有很多的經驗和教訓，可以成爲今天京津冀文化協同發展的借鑒。比如元代大都文化圈在通俗文化上保持著領先地位，而明代北直隸地區200餘年時間詩歌創作成績全面落後于南方，有什麽教訓可以汲取？清代畿輔詩歌在大致重合的區域發展，真正取得了文化次核心地位，在長江文化崛起的大背景下保證了畿輔詩歌區域的有效增長，有什麽經驗可以參照？
最後，清代畿輔詩歌作爲中華文學發展之重要且典型的區域個案，其中所蘊含的重要歷史價值，亟需進一步深入研究。張國星指出：“中華文明是‘滿天星斗，百川歸海’。中華文化以及作爲其重要載體的中國古代文學，自來就是多民族、多源文化—文學在交匯中交流，在交流中達成交融的歷史。”②清代是非漢族政權統治時期，文化落後民族成爲政權主人，滿族所代表的游牧文化在碰撞中與漢族所代表的農耕文化相融合。由于旗人居住空間上集中于畿輔地區，因此這一地區的文化碰撞和融合進程更加集中和典型。以詩歌來說，清朝前期的統治者提倡旗人尚武，抑制旗人從事漢語詩歌寫作，但最終文化融合的潮流取得勝利，旗人漢詩寫作蔚爲大觀，以《熙朝雅頌集》的編成爲標志。嚴迪昌說：“八旗詩風熾盛，從文化現象言，當然是滿漢融匯的佳事，對華夏整體文化的演進，顯然是積極的推促。”③中華文化就是在各民族的共同參與下最終凝聚而成的，朱萬曙認爲：“民族之間的戰爭、政權之間的更替，往往激發文學家的創作激情，帶來文學創作的新貌，其間往往折射著民族文化交融的歷史背景。”④清代畿輔詩歌的區域特色是在民族融合的歷史背景下形成的，畿輔空間中各民族如何參與漢詩寫作，共同醞釀畿輔詩歌的新面貌，其歷史細節必定是多姿多彩的，其運作機制也是複雜的，只有弄清楚這些問題，才能準確揭示出其中的歷史價值和意義。
（此文原为陶樑辑、江合友 程宇靜 點校《国朝畿辅诗传》“前言”，题目为编者另加，略有删节。）
②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首，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③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首，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④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1，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⑤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1，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⑥纪昀，陆锡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528页。
①纪昀，陆锡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519页。
②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6，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③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首，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④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32，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⑤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37，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⑥纪昀《纪晓岚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95页。
⑦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42，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①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首，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②史梦兰《永平诗存》卷首，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梅成栋《津门诗钞》卷首，清道光四年刻本。
④李雅超校注《白山诗词》，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2页。
⑤铁保《熙朝雅颂集》，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页。
⑥王学泰《<钦定熙朝雅颂集>和旗人的诗歌创作》，《文学遗产》1992年第5期。
①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首，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②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4，清道光十九年刻本。
③《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81《且亭诗集》提要谓杨思圣：“入蜀诸作，刻意摹杜，而刻画之痕未化也”。杨诗学杜或未至浑化之境，然纪事抒情能达慷慨深沉之境，亦颇为难能，非流连光景者可比。
①王长华《河北文学通史》，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6页。
②张国星《中华文学：满天星斗、百川归海的历史品格》，《文学遗产》2015年第4期。
③严迪昌《清诗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845页。
④朱万曙《观念转变与“中华文学”的建构》，《文学遗产》2015年第4期。
作者简介：江合友，南京大学文学博士（2007），山东大学文学博士后（2016）。现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兼任中国词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华诗教学会理事、石家庄市诗词协会副会长。获2013年河北省委、省政府授予首批“河北省青年拔尖人才”称号。著有《明清词谱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白石簃词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宋代文学概要》（山东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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