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雨时：荷花淀派综论①

荷花淀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此起彼伏的各种文学派别中，是一个不大的但却重要并且影响深远的文学流派。其特异性在于，它不是由几个作家共同发动，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宗旨和纲领，如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那样，而是以一个作家为先导，他的创作风格独特而鲜明，引起部分青年作家的倾慕、学习、效仿，通过师承关系而逐渐形成的有大致相同或相似的思想倾向、美学追求和艺术趣味的文学群体。

考察起来，荷花淀派肇始于1940年代抗日战争时期，经过演化发展，成型于1950年代。流派的命名，是后来文学史的追认。

孙犁，是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家和艺术旗帜。他1913年生，河北安平人。14岁时，曾在保定读中学，后流落北平。1936年，到安新县同口镇小书教书。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投身于抗战工作，因此开始走上了文学与生活之路。1944年，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院学习和工作。期间，发表了小说《荷花淀》《苇花荡》等。1946年，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冀中，写了《嘱咐》《碑》《钟》等小说。1939年至1953年，孙犁所写的小说、散文，后结集为《白洋淀纪事》。

《荷花淀》是孙犁的成名作和代表作。它的发表，在炮火焇烟中，以其少有的荷花出水般的清新、质朴的艺术风格，震惊了延安的文艺界。时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的方纪回忆说：“读到《荷花淀》原稿时，我差不多跳起来了，还记得当时在编辑中议论——大家都把它看成一个将要产生好作品的信号”，又说：“《荷花淀》无论从题材的新鲜、语言的新鲜和表现方法的新鲜上，在当时的创作中都显得别开生面”（方纪《一个有风格的作家》，《新港》1959年4期）。孙犁本人也在《关于<荷花淀>的写作》中说：“我在延安的窑洞里一盏油灯下，用自制的墨水和草纸写成这篇小说。我离开家乡、父母、妻子，已经八年了。我很想念他们，也很想念冀中。”他正是在这种心境下，深情地记写了冀中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经受的磨难和勇敢抗争的事迹。他说：“《荷花淀》所反映的，只是生活的一鳞半爪。关于白洋淀的创作，正在方兴未艾，后来者应该居上。”也许正是当年的这种期许，成了历史的先兆，荷花淀派也因小说《荷花淀》而得名。

荷花淀派的真正成型，是建国以后。1949年，孙犁从冀中来到天津，任《天津日报》编辑，并继续坚持抗战题材的写作。《山地的回忆》《吴召儿》等篇是这时期较为重要的作品。同时又开始了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的创作。也是这段时期，还创作了反映土改后互助合作化运动的中篇小说《村歌》和《铁木前传》。他的这些代表他成熟风格的作品，在广大读者中引起了热烈的反响，特别是对一些文学青年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而他在担任《文艺周刊》编辑期间，又以《文艺周刊》为园地，致力于联系、扶持、培养青年作者。他对待作者的稿件，像对待自已作品一样，认真为他们修改，悉心了解他们的生活，并通过谈话、通信、办讲习班等方式，激励他们的创作热情，提高他们的写作水平。而这些文学青年，也以孙犁的小说为典范，逐渐走上了坚实的文学道路。后来成名的青年作家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人，都是从这份周刊上起步、并走向文坛的。

关于青年作家与《天津日报·文艺周刊》的关系和孙犁对他们的影响，见诸他们的回忆的文字。刘绍棠在《重印<运河的桨声>和<夏天>的后记》中写道：“我还要深深感激对我的创作影响最大的孙犁同志。因为，没有孙犁同志的作品的熏陶，没有孙犁同志对我的扶持，我是不会写，更写不好的。孙犁同志主编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从1951年9月到1957年春，不到六年，发表了我十万字以上的作品……孙犁同志培养和影响了我这一代的许多人，也在更广泛更深入地影响着比我年轻的同志们。孙犁同志的巨大艺术成就和培植后生的劳绩，应该大书特书于当代文学史上。”韩映山也在《绿荷集·后记》中回忆：“五十年代初，开始写作时，由于受作家孙犁同志的影响和指导，知道文学是要写生活、写人的。……美是应该追求的”。这里，不可否认，师生情谊、文脉传承，对荷花淀派的形成与发展所具有的巨大的推动作用和意义。

当然，一个文学流派的产生和出现，不可能是完全无意识的混沌状态，总是要借重某种机缘和助力。尽管孙犁对荷花淀派的存在与否，一再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在《再论流派——给冯健男的信》中，他说：“荷派云云，社会虽有此议论，弟实愧不敢当。自顾无睱，何言领带？”但是，他在办《文艺周刊》时，却有自已的宗旨和识见。他主张：“刊物要往小而精里办，不往大而滥里办”，“刊物要有地方特点，地方色彩。要有个性。要敢于形成一个流派，与兄弟刊物竞争比赛”（《关于编辑与投稿》，见《秀露集》）。这种办刊方针和实践，无疑会形成一种创作格局，一种精神气候，一种艺术风貌，这就是一个文学流派。荷花淀派正是在这块园地上生枝、展叶、开花、结实的。

任何文学流派的出现，都离不开特定的时代背景、文化历史语境和它得以生长的地域环境。荷花淀派作为一个乡土文学流派，更是如此。孙犁的创作，跨越两个时代，他带着战争年代的历史云烟，进入共和国的新生与建设时期。冀中人民也从觉醒、抗争到掌握自已的命运，开始新的生活，创造新的世界。然而，连接两个时代、一脉相承的，却是昂扬向上、积极进取、艰苦奋斗的理想主义的历史精神。这就是荷花淀派所处的时空坐标。孙犁解放后的小说，一方面继续书写抗日战争的记忆，另一方面也密切关注现实的社会变革。前者有《风云初记》的出版，后者有《铁木前传》的问世。

刘绍棠

而刘绍棠等一批青年作家，他们从过去战地的孩子成长起来，在风华正茂时，赶上了新的时代，因此，他们在仰慕中承传上一代作家的文学血脉，面对新的生活，开始各自的创作，讲述土地上新的人民的故事，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完全合乎历史的律令。此外，荷花淀的生成，一个不容忽视的艺术要素，是它的地域特点和地方色彩。因为作家所写的人和事，都发生在以白洋淀为中心辐射的京、津、保所在的扇面形的冀中平原，以及冀西山地。不管称不称他们的创作为“乡土文学”，但这一区域的自然景色、民间习俗和人文气质，都直接滋育着荷花淀派的生长。丹纳曾说：“作品与环境必然完全相符。不论什么时代，艺术品都是按照这条规律产生的”（《艺术哲学》）。荷花淀派也必然描绘他们的风景画和风俗画，从而呈现出它不同于别处的特有的地理风情。（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