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石之魂：刻在石上的君子情怀
□陈仲庚
永州的摩崖石刻，从文学的角度来总结其共同特点，那就是表现“君子情怀”。清光稷甫《重修朝阳岩启》云：“不有君子，则斯岩之兴犹有待。”亦即朝阳岩有待君子来发现，在中国文人看来，岩石绝不仅仅是岩石，其本身就蕴含了君子风范、君子情怀。
在元结的眼里，永州最美的是“水石”，其《朝阳岩铭》序云：“朝阳水石，始有胜绝之名”。利用“胜绝”水石“摩崖石刻”，创自然景观为人文景观，就可以达到“水石为娱安可羡，长歌一曲留相劝”的效果，这也就是元结在《朝阳岩铭》中所说的“欲零陵水石，世人有知”。这种“有知”，不仅仅是“知水石”，更重要的是知“君子情怀”——或是“兼善天下”的壮怀激烈，或是“独善其身”的怡情山水，更多的则是二者兼备。
元结在永州开拓了“三岩”摩崖石刻，其中的君子情怀，既有壮怀激烈，更有怡情山水。朝阳岩以“水石为娱”，阳华岩“尤宜逸民，亦宜退士”，以至于元结自己“吾欲投节，窹老于是”，这自然是怡情山水。唯有浯溪的摩崖石刻《大唐中兴颂》，寄寓了元结壮怀激烈的情怀。
《大唐中兴颂》见于《元次山集》卷六。序用散句，字数极少，却把“安史之乱”的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楚明了。颂文仿秦始皇金石刻辞的体例，三句一韵，共十五韵。《浯溪志》将前人对《大唐中兴颂》文章的评价总结为四点：第一是颂词高简古雅，得雅颂之遗；第二是义正词严，忠肝义胆，是左氏之遗绪；第三是金石之音，星斗之文，云烟之字；第四，这是稀有的雄文，更是元结的得意之作。1949年以后，对此文的解释又有一种新说：文章的主旨是“名颂实讽”。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或者说“歪解”，因为在元结看来，“储皇抚戎，荡攘群凶”，平定“安史之乱”，去除“孽臣奸骄”，这不仅是“功劳位尊，忠烈名存”，而且预示着“盛德之兴，山高日升，万福是膺”——眼看着“中兴盛世”似乎就要来临，他怎能不发自肺腑地歌颂？更何况，平定“安史之乱”也有元结的一份功劳：他组织一批“民兵”抗击叛军，虽是一个“兵家未曾学”的书生带兵打仗，居然攻守得宜取得大胜，保全了十五座城池，为李唐王朝的平叛立下了汗马功劳，从而得以升任道州刺史。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经历，他才更深切地感受到百姓的“万福是膺”是多么重要，故而更真诚地歌颂中兴，更强烈地呼唤中兴。
元结所开创的“君子情怀”，被后来的文人所继承，只是因人生经历的不同，对两种情怀的继承往往有所侧重。
黄庭坚侧重于怡情山水，他七岁时曾做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短笛横吹隔陇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这预示了黄庭坚一生的追求：悠闲自在，不被名利所累的君子情怀。宋崇宁二年(1103年)，58岁的黄庭坚被贬广西宜州“羁管”，此时已是身心俱疲，过浯溪时流连3天，留下3方碑刻，游朝阳岩留下2方碑刻，游淡岩更是留下了《题淡山岩二首》，其一的开头四句云：“去城二十五里近，天与隔尽俗子尘。春蛙秋蝇不到耳，夏凉冬暖总宜人。”这确实是一个隐居君子的绝佳去处。其二的最后两句更是给永州做了一个很好的广告：“阆州城南果何似，永州淡岩天下稀”。阆州即四川阆中，素有“阆苑仙境”“巴蜀要冲”之誉，“诗圣”杜甫曾在这里留下了“阆州城南天下稀”的千古名句。在黄庭坚看来，永州城南的景色之美与“阆州城南”相似，更兼有“天下稀”的淡岩，那么永州的景色之美，就是“稀中之稀”了。黄庭坚在永州逗留了很长时间，很想长期住下来，但作为贬官没有选择的自由，只能拖着病残之躯到了宜州。崇宁四年（1105年），朝廷诏令他“转永州安置”，但诏令还未到，他人已逝世，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侧重于壮怀激烈的则有永州本土诗人、书法大家何绍基。他作为道州人，曾“归舟十次经浯溪，两番手拓中兴碑”，并在《大唐中兴颂》旁边留下了一方诗刻；在朝阳岩，则留下了两方诗刻。他诗歌的风格直追苏轼、黄庭坚，书法则得力于颜真卿，草书尤为一代之冠。在朝阳岩《杨海琴太守招游朝阳岩，即事有作，兼柬白兰言学使》一方诗刻中，何绍基表露了一种矛盾的心理：“军兴越十年，妖焰馀枪欃。宜有异材出，与世靖豸区麙。深山卓逸伦，不受誉与谗。瑾瑜匿在璞，孰为剔厥嵌。”此诗创作于同治元年（1862年）初春，距太平天国发动金田起义已有十年，而何绍基辞去官职、先后主讲济南泺源书院和长沙城南书院已历8年。他本是为了“不受誉与谗”而辞去官职的，但面对“军兴越十年，妖焰馀枪欃”的天下形势，又觉得“瑾瑜匿在璞”是一种惋惜；此时的何绍基虽已六十有三，但仍有“与世靖豸区麙”的壮怀激烈。
何绍基与元结的人生经历和情怀表现，正好形成了一个互补：元结是在“兼善天下”时怡情山水，何绍基则是在“独善其身”时壮怀激烈。这种互补，证明了“君子情怀”的共通性：只要是“君子”，就会有治国平天下的壮怀激烈，同时也会有不图名利的怡情山水——这就是君子风范、君子胸襟！永州的摩崖石刻，刻在石上的那些诗文，其共同特征便是这种君子情怀的表现，从而铸就了千古不磨的“水石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