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文献保护 | 书局的“腿脚”
民国出版物发行琐话（三）
“账底”是民国时期商业行为中的一种陋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书业的健康发展，特别是中小书局的发展。民国时期，出版市场经历了几轮风向变化，从最初的鸳鸯蝴蝶派风靡一时，到新文学书大行其道，之后又有社会科学、儿童读物、古籍文献等类图书的畅销。一波畅销书的风向袭来，自然有很多书局想要随风而动。而这其中除了作者、稿源等编辑问题之外，发行渠道更是至关重要。而把控发行渠道的中间商往往有自己相对固定的选择，不会轻易改变。张静庐先生在《在出版界二十年》一书中就提到了这样的事情。当时泰东书局的老板赵南公预感到鸳鸯蝴蝶派的书已经是回光返照、难以为继，准备另起炉灶出版新文学图书。而这个时候，他却遇到了难题。泰东“是出版《新华春梦记》一类小说书的，它已经将推销《新华春梦记》一类书的发行网布定了”，也就是说，已经在这些中间商那里铺了一层“账底”。现在泰东要弃旧举新，但普遍保守的中间商却不一定肯跟着一起动。因为在他们眼中，新文学书销路未卜，要担风险，而眼前《新华春梦记》之类的“旧书”收益却是相对稳定的。因此，泰东要想改弦更张就必须选择新的中间商，相应地，就要再准备一笔资金用来铺新的“账底”，正如张先生所说，“泰东要放弃现成的‘账底’而另行‘打桩’真是相当困难的”。因此他才发出这样的感慨：“一家旧的书店，要放弃他上了年纪的旧的一切，转变为新的书店，真是一件很艰难的事，还不如痛痛快快地另开一家新铺子来得容易得多。”
对于中间商，一些文化界和书业人士是颇有诟病的。1935年6月29日《申报》登载的樊仲云《一个出版界的自救计划》一文，总结了当时出版界的“最感困难之点”：同业间的竞争、中间商的操纵、账款之不易收回、书籍推销的困难。其中有两点直接与中间商有关，总结《申报》所刊一些文章的观点可知，人们对中间商的诟病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抬高书价。《一个出版界的自救计划》一文中说：“上海的小书铺所最无可奈何的，便是各地的贩卖不得不委托一般书商。因为这种书商在中间的盘剥，上海经营出版业者，于其所出书籍，定价不得不高，然而其所收入，仍是七折八扣，甚至连血本也不容易收回。而读者购书则倒须依照定价十足，或竟外加邮费。故中间书商的存在，于出版业者为不利，于读者亦只有感到高抬价格的苦痛，实为文化发展前途的障碍。” 同年7月13日所载冷峰《关于书的定价》一文，更是给出了具体的“定量分析”：“一本书的成本二角五分，书店老板所以要定价一元，理由是著作人要抽百分之十至二十的版税，就去了一二角，代售的书店来批发，打一个七折，就得去三角，这样，两角五分的成本，已经变为七角五分了。再加上代售书店欠账的利息、自己在报纸上所登广告的费用，算他去了一角五分。那他成本两角五分，卖你一元钱，他也不过赚了你一角。”作者痛斥道：“我们只有骂那一班书商了。他们向出版界批发，自己居中竟要赚三角钱，真是黑心达于极点！”
第二，拖欠账款。1935年9月21日所载器重《出版业衰颓之检讨》一文中说，一些书局为广开销路，除了给外地书商大折扣外，“还将账目拖放”。但是等收账之时，书商的货款“七折八折已是幸运”，还有的书商干脆把代售的书退回来抵账，给书局带来不小损失。而《一个出版界的自救计划》一文还提到了这样的情况：“因如今日的书商，常利用小书局之各自为政。对于甲书局之款项，简直置之不理，甲书局方面因其远在外埠，不便往索，于是只得自己吃亏，决定以后不再批书与彼。在甲书局，以为这样当可置书商于绝境，然而事实不然，他因为与乙书局的往来，仍旧可以批到甲书局的书。所以除非甲乙丙丁等书局能一致联合，外埠欠款不还的书商，仍旧有法子可以批到各书局的书籍。”
此外，对于内陆一些书商的眼光水平，也有业内人士颇为不屑。1935年12月26日登载的李衡之《书店杂景》一文这样评价道：“那些内陆的书贾，他们之经营书业，与经营洋布杂货并没有分别，不过把书也当作商品之一来贩卖，对于文化、学术，甚至书的内容，并没有一些意见——根本莫名其妙。”
尽管书业中人对于内陆书商抱有十分复杂的感情，但是毕竟离不开他们，所以还要极力拉拢。《书店杂景》一文记载：“每逢有内陆的书贾到了上海，各书店的经理跑街等，彼此间有些感情的，即辗转相告，好像是来了个活财神似的，请客、拉拢，各尽其能。如那书贾带了一些现金来付账或办货，则其旅馆中更是门庭如市，同业之间，往往还会因此发生龉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