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0】“我的父亲母亲”全国散文、诗歌有奖征文大赛李国庆作品
父 亲
李国庆（云南）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我最不愿意为他写文章，那就是我的父亲。
世界上哪有父亲不喜欢儿子的？即便有，但我想这个概率一定低得惊人，但我却不幸成为这个概率极低者中的一个。
父亲是江苏省宿迁县（今宿迁市）人，出生于1923年。1942年5月，年仅19岁的父亲从家里偷跑出来参加了新四军。1945年，父亲所在部队解放了苏北重镇陈家港，他带领一队战友住在我母亲家里。后来，他爱上了我的母亲——当地的第一美女。但母亲很看不上这个个子矮小、相貌平平的“土八路”。可不知为什么，我的外婆却很喜欢他。自然，后来经过密切接触，母亲也渐渐发现了父亲的许多优点，例如为人忠厚老实，心地善良，吃苦耐劳，表里如一等等，最终，她答应了父亲的求爱，两人喜结良缘。
解放大军解放上海以后，父亲春风得意，当上了军代表，不久就转业当上了上海郊区一个乡的乡长。母亲从老家来到上海与父亲团聚，一家人也随之沾光，组织上给予了特殊照顾和妥善安排。对此，外婆十分得意，认为自己慧眼识珠，给一家人带来了好运气。父亲和外婆的关系也更加和谐亲善，对之言听计从，俯首帖耳。不料，厄运却从此降临到我的头上，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的一生。
外婆重男轻女，她喜欢自己的两个儿子，盼着早日抱孙子，而我却先于他们而出生，外孙——可以理解为外人的孙子，自然引不起她一丁点儿的兴趣。她本来就对我不感冒，更要命的是，在我三岁的时候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我雪上加霜，祸上加祸。有一天，外婆带着我去剃头。半路上，一个“愣头青”骑着自行车迎面冲来，外婆躲闪不及，被压伤了“三寸金莲”，足足医了大半年才有所好转。本来，我这个不谙世事的黄毛小儿没有丁点责任，而外婆却迁怒于我，认定灾祸由我而起，从此暗恨在心，时时不给我好果子吃。平时，我不能哭，她看到我哭，就骂我是“败家子”“丧门星”；我不能笑，她看到我笑，就叱责我是“奸笑”，“日后必是奸臣”。
外婆对我的态度居然日久天长、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的父亲。从我记事的时候起，便很少看到他的笑脸。当外婆不时找茬给我难堪，羞辱、作弄我的时候，他总是装聋作哑、听之任之，有时候还加以配合，左右夹攻。如果不是母亲挺身呵护，全力“救驾”，我投河的心都有了。
我上小学以后，仍然难改贪玩的习性，而且不时犯些小错误，比如上课不专心听讲啦、和男同学打架啦、把女同学惹哭啦、不尊重老师啦等等等等。我们的班主任陈义生（外号“陈包三”，因其喜欢留“大包头”的缘故）虽然是个须眉汉子却有告嘴的毛病。更可恶的是，他知道母亲护着我，就故意绕开母亲直接“告御状”，我的下场可想而知。父亲对我的憎恶变本加厉，脸嘴更加难看，乃至于不理不睬，似乎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儿子。
有一次，“陈包三”的教科书被人吐了一泡口痰，他怀疑是我干的，就把我叫去大加训斥。我当然不服，当场顶撞了他。“陈包三”故伎重演，父亲知道后自然气不打一处来。那天，我正在街上玩耍，父亲忽然怒气冲冲地向我扑来。我条件反射地转身撒丫子就跑，父亲在后穷追。当时，他脚上穿的是锃亮的皮鞋，我又机灵，而且跑得飞快，他怎么追也追不上。在我钻进一条小巷的时候，他在我身后猛然一个趔趄，差点摔个四脚朝天。我当时吓得不轻，但又不敢停留，加快脚步跑得没了踪影。
我在南京路上闲游浪逛，一直磨蹭到天黑，想想无处可去，只有硬着头皮踅回我们住的那个院坝。我不敢回家，躲在邻居张师母家。当院坝里响起沉重的脚步声，我以为是父亲回来了，一头钻进床底下，死活不敢出来。
不过，让我万万没想到的是，父亲事后不仅没有找我算账，而且对此事只字未提。也许是母亲挡在中间让他投鼠忌器，抑或是他头脑冷静下来以后感觉我确有冤情，不愿意再被“陈包三”利用，充当他的“枪杆子”。
我在这里数落了父亲和外婆的诸多不是，但平心而论，他俩也并非一无是处。父亲再怎么难堪我，他历来都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即便火气再大，也没摸过我一指头，他有时买回什么好吃的东西，也不会亏待我，总有我的一份。孩提时代，外婆心情好的时候，会给我洗澡，她的手指功夫拿捏到位，那份舒坦劲儿，我至今甘味难忘。
转眼间我渐渐长大，外婆久居常熟，也很少来上海了。没有了制造摩擦的机会，我和外婆的“战争”基本结束。加之外婆年龄大了，性情有所改变，对人对事也宽容了许多。我偶尔去常熟，她总是“乖乖乖乖”地叫，对以往的所作所为似乎也有悔意。这样，我便在心里原谅了她。每次离开时都要送她一点钱。她总是默默地收下，眼圈微微泛红，无需再说什么，一切尽在不言中了。
我考取中学以后，适值“文化大革命”爆发，父亲整天早出晚归，我俩难得见面，矛盾自然缓和了不少，于是我过了几年太平日子。
转眼到了1969年初，上海开始掀起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潮。当时，我们有五个省可以选择：安徽、江西、黑龙江、吉林、内蒙古、云南，此外还可以投亲靠友，回自己的老家务农。我的两个舅舅在常熟，常熟是著名的鱼米之乡。我打算去常熟，一来常熟各方面条件较好，二来常熟离上海很近，来去都方便。
正当我准备活动去常熟的时候，平地刮起风波，从而打乱了我预定的计划。事情是这样的，我被一位好“朋友”梁某告发暗地里传看手抄本《少女之心》，工宣队、军宣队就此大做文章，不仅找我本人谈话，要我低头认罪，作出深刻检查，还把此事告知父亲，要他对我进行帮助教育，使我迷途知返，回头是岸。这一来，无疑在我的生活中引发了“八级地震”，原本有所缓和的父子关系急剧恶化，降至冰点。父亲多次当面对我进行训斥，还搜查了我所有的私人物品，把倪震叔叔赠送给我的线装本《古文观止》也作为“黄色书籍”给没收了。
彼时彼刻，血气方刚的我也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从小到大，我忍气吞声十几年，如今即将成年，难道还要无休止地当奴隶吗？咱惹不起，可躲得起，老子远走高飞，离你远远的，这总行了吧？
我迅即作出决定，报名去云南，山高皇帝远，我从此可以解脱了。
1969年4月24日，是我离开上海的日子。那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我便起了床。漱洗完毕，简单吃了点早点，我去向父亲辞行。当时，他正在蒙头大睡，我怯怯地说：“爸爸，我走了。”他瓮声瓮气地回掷了我一句：“要学好哦！”
当时，我的心里悲凉透了。想起我的那些同学的父亲，得之儿子即将远行，一连多少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以致父子俩相拥而泣、抱头痛哭的情景。我暗暗在心里发誓：“我一定要争口气，这辈子不混出个人样来决不回来见你！”
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腊公社曼庄生产队插队期间，不管生活条件如何恶劣，干农活有多苦多累，我从不向家里诉苦。别人干了一段时间，都忙着回家探亲，而我在插队的三年间，从未探过一次亲；别人借口生活艰苦，向家中要钱要物，我从未向家中要过一分钱，相反，我还从自己少得可怜的分红收入中挤出钱来汇给家里。据上海知青办的同志讲，李国庆插队当知青还给家里汇钱，虽不能说绝无仅有，但肯定是凤毛麟角。
1971年11月，由于在插队落户期间表现良好，我被上调到勐腊县商业局瑶区中心商店工作。1973年3月，我参加工作满一年后第一次享受探亲假回家探亲。
相隔四年父子相见，彼此虽不再横眉冷眼，但依旧隔膜，个把月没有说上几句话。此后的数十年间，我多次回家探亲。由于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教子有方，我的腰杆越来越硬，因此在他面前大可昂首挺胸，扬眉吐气。母亲也为我感到骄傲，常常揭他的老底：“你呀，生了个好儿子却不知道珍惜，你这个父亲太不够格了！”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耷拉着脑袋，不吭不哈，不言而喻，他已经默认了自己以往的所有失误。
然而，我俩真正完全消除隔阂，全面实现“邦交”正常化几乎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
今年春节前夕，我接到小妹电话，告知母亲病危。怀着满腔焦虑和忐忑不安，我火速订购机票于大年三十赶往上海。
年近9旬的父亲已经老态龙钟，步履蹒跚。这次见到我，他表现出前所未有、异乎寻常的慈爱和体贴。每天清晨，他忙不迭起来为我煮早点。我告诫他，不用忙活了，我去街上吃就行了。他不吭声，默默地把煮好的面条、馄饨、饺子端到我面前。那一刻，一股暖流涌遍全身，尽管这是迟来的父爱，但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大口大口地吃着，他站在一边笑眯眯地望着，脸上呈现出快意和满足的神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管我如何劝阻、反对，他执意每天去菜市场买菜，买的都是我爱吃的东西：烤麸、白蟹、金针、木耳、黄鱼、粉丝、油豆腐……然后亲自下厨烹煮。后来我想，他这是在竭力弥补自己以前的过失，如果我不接受不领情的话，他心里肯定会很难过的，于是也就听之任之，安之若素了。另一方面我也感到欣慰，一个90岁的老人，还能如此动弹，这又何尝不是他本人和我们做子女的一种幸福呢？
每天晚上，我和父亲同睡一张床铺，抵足而眠，这是几十年来破天荒头一遭。更可喜的是，我俩开始沟通和交流，这也是我俩有生以来的破冰之举。对于各自的缺点和不足，我们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彼此做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致。妹妹们开玩笑说：“你们俩的磨合期太长了，可以打好几个抗日战争，幸运的是阳光终于来临，我们也可以松一口气了！”
出人意料的是，我俩的和好，在很大程度上慰藉了母亲的心灵，加之现代医学的神奇魔力，母亲幸运地逃离鬼门关重返人间，这可真是天大的喜事啊！全家欢宴，觥筹交错喜欲狂！
2013年7月，母亲再次病重，不久驾鹤西去，令人欣慰的是，她在世上多活了一年。
父亲与母亲相亲相爱多过一个甲子，两人的爱情历经生死考验，情深意笃，历久弥坚。母亲躺在病榻上，父亲前去医院探望，两人附耳低语，犹似当年打暗语倾述恋情；有一次，父亲忘形地对着母亲说：“百万雄狮过大江，你还记得吗？”
母亲含笑微微点头。
母亲去世以后，父亲倍感凄凉，终日郁郁寡欢。好在我的三个妹妹和妹夫极尽孝心，每日晨昏定省，扇枕温被，父亲渐渐从悲痛中摆脱出来，安身为乐，无忧为福。
父亲于2019年12月仙逝，享年97岁。
【作者简介】李国庆，男，汉族，自1972年以来，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寓言、童话、杂文、随笔、剧本、论文、报告文学、民间文学、文艺评论及新闻作品5000余篇，计500余万字，获国家、省、市级奖励五十余项，现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云南省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作家传略》《云南作家传略》《云南当代作家、评论家传略》收有小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