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文化与徽文化之比较（下）
宣文化与徽文化之比较
陆再奇
宽泛地讲，宣文化，即以今宣城市政府驻地为区域中心的古宣州地域文化；徽文化，即以歙县徽城镇为区域中心的古徽州地域文化。农耕文明时期，生活在古宣州和古徽州地境的人们，由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但是，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封闭的，都是吸收了大量的非固有的因素，宣文化与徽文化也不例外。从两地首次接受中原文明的时间和受中原文化影响及中原化进程来看，宣文化为源头、处于上位，徽文化则处于受其幅射和影响的下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员频繁流动，地域文化渐趋同化，宣文化和徽文化的地域特征渐渐淡化，乃至逐步消失。
（三）明清时期，徽文化异军突起，皖南地域文化中心移至徽州，宣文化紧随其后
元代，不足百年，蒙古人统治中国，人分四等，中国文化处于低潮。宣城贡氏、汪氏、张氏、王氏等文学家族的文学创作却极其繁盛。贡氏家族四世有诗文作品传世者27人，其中贡奎、贡师泰、贡性之连续三代均有个人诗文汇编传世,在元代绝无仅有的。贡奎有“元诗巨擘”之美誉，其子贡师泰则为“名高一代，文照千古”的显赫人物。明清时期，随着徽州商人群体的兴起与文教的兴盛，徽州的经济、文化实力迅速上升，徽州府（府治歙州）开始取代宁国府（府治宣城），逐渐成为皖南的领头军，并博得“东南邹鲁”的荣誉，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徽州文化，其中最大的特色是迁居外籍的徽州人创造的业绩远胜于徽州本土。新安理学历经元末明初的高峰期，至明代中叶开始衰败。
明代中后期，宣城科第之盛空前绝后，明万历一朝，仅宣城县一地任三品以上大员就有七八人。明天启三年(1623)，宣城县洪林镇建石质三元牌坊一座，一面题额“十里三元”(即：状元沈懋学、会元汤宾尹、解元贡钦)，一面题额“同朝鼎甲”(即：状元沈懋学、榜眼汤宾尹、探花舒宏志)，上属四人均为明代洪林桥周围十里境内人氏。明代宣城县还派生出“宣党”，魁首汤宾尹，人称“汤宣城”。清康熙中叶，统治趋于稳固，宣城科甲再兴。康熙《宁国府志》载，宁国府有社学562所、县塾5所、书院54所，各类学校，各种形式和教育，培养了众多的人才，这些人不仅创造发展着宣文化，还继承保护了宣文化。
明至清，宁国府与徽州府地域文化各有千秋。《重修安徽通志·艺文志》载，明代安徽著作1915部，徽州府757部，居第一位；宁国府314部，居第二位；安庆府274部，居第三位。《明史》列传宁国府11人，其中宣城县8人。《清史稿》列传皖籍人物209名( 未计女性) ，安庆府和徽州府各51人，并列第一，其中安庆府桐城县49人，徽州府歙县29人、休宁12人；庐州府35人，位居第二，其中合肥县26人；宁国府19人，位居第三，其中泾县9人，宣城县5人，均属人才密集区。清代的文学家，据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记载，全国1806人，有籍贯可考者1741，安徽境内98人，其中：安庆府40人，徽州府32人，宁国府15人。清初，宁国府的施闰章与高咏、梅庚、梅清、梅文鼎、沈泌等宣城诗人凝聚为一体，自建一帜，人称“宣城体”，或“宛陵体”。
进士不等于学者，只是因为便于量化而被经常拿来统计。光绪《重修安徽通志》载，明代，安徽出了6名状元，宁国府与徽州府各1人，分别是万历五年（1577）丁丑科状元、宣城县人沈懋学；正德九年（1514）甲戌科状元、歙县人唐皋。1997版《安徽省志·教育志》载，清代科举考试98榜，安徽本籍状元9人、榜眼7人、探花4人，徽州状元4人（歙县、休宁各2人）、榜眼无、探花1人（歙县）；宣城（宁国府）状元无，榜眼2人（宣城县）、探花1人（旌德）。清承明制“科举必由学校”，进士名额由中央政府分配至各省。士子欲取得科举功名，需通过童试进入府州县学取得秀才资格，才能参加乡试获取举人资格，再进京参加会试、殿试，成为进士。府州县秀才名额主要依据所在行政区人口多寡、报考科举的人数、赋税额多少确定。光绪《重修安徽通志》载，咸丰六年（1856年）以前，安徽8府5州54县生员1268名，其中：宁国府155名，安庆府151名，徽州府137名。秀才越多，考取举人、进士的数量就越多。
有清一代，安徽出现多少名人进士，不同的学者，依据统计文献的不同，得出了人数也不同。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华书局2007版）是近年来史学界公认的一本权威的统计清代进士题名的工具书。据该书统计，清代共进行112场文进士科举考试，全国文进士26849名，安徽文进士1182名（不含寄籍），安庆府286名，徽州府245名，宁国府165名，庐州府114名。安庆府、徽州府进士总数多于宁国府主要得益于安庆府桐城县、徽州府歙县。桐城县文进士138名，占安庆府总数的48.3%，位居今安徽境内县级第一；歙县文进士115名，占徽州府总数47%，位居第二；宁国府泾县62名、与庐州府合肥县并列第三，宣城35名、位居第九，旌德32名、位居第十。《乾隆江南通志·选举志》载，明代安徽举人3214人，其中：徽州府939人，位居第一，其中歙县421，婺源242人；宁国府474人，位居第二，其中宣城县200人，泾县102人；凤阳府397人，位居第三。光绪《重修安徽通志·选举志》载，清代安徽举人5071，其中：徽州府1080人，位居第一；安庆府991人，位居第二；宁国府847人，位居第三；庐州府445人，位居第四。其中：安庆府桐城县465人，位居县级第一；徽州府歙县457人，位居第二；宁国府泾县349人，位居第三。
明清之际，宣城地方文化家族能够在周边徽州、苏南、浙西北巨族林立的形势下据有一席之地，重要原因就在于古宣州孕育出一大批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诸领域创造出辉煌业绩和有影响人物，形成了宣城数学、宣城画学、宣城诗学、宣城戏剧、宣城医学、宣城印刷、宣城天文、宣城心学、宣城科技、宣城宗教、宣城书法等学术流派及宣城梅氏、施氏、贡氏、吴氏、沈氏等在中国文化史上颇有影响的文化世家。清代文坛最大的文派——桐城派最推崇宣城。桐城派奠基人戴名世称“吾江南文学礼义之邦，推宣城为最”。雍正朝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赞誉宣城为“上江人文之盛首”。“桐城三祖”之一姚鼐称“宣城自古诗人地”。宣城与桐城并称为江上“二城”，不仅是皖地文学渊薮，也是全国文坛两大重镇。以宋代梅尧臣、明代梅鼎祚、清代梅文鼎为代表的梅氏，以贡奎、贡师泰为代表的贡氏、以吴渊、吴潜为代表的吴氏，以沈懋学、沈有容为代表的沈氏等文化世家大族，共同将宣城图绘成“上江人文之盛首”“文风昌盛诗人地”。2012至2015年，市档案局（方志办）编辑的《宣城古代诗词全集》（1至5卷），辑录了南朝至清末民初，外籍和本籍歌咏宣城的诗歌26000多首，诗人2300多人。康熙帝钦定编纂的《全唐诗》，收录的诗歌也只有48900多首，诗人2200多人，足见宣城诗歌文化的历史地位。2011年10月，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核写的安徽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宣城市名列黄山市、安庆市之后，位居第三，有2392处。
综合史籍统计，今宣城市唐至清末，本籍进士（含文进士、武进士）990多名，仅次于今黄山市1200多名，位居安徽省第二位。
（四）当今社会徽文化与宣文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当今社会人们比较浮躁，学术研究同样也如此。徽文化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流行甚广。部分学者对徽文化存有“盲从”的社会心态，并以对徽文化过度解读为荣，导致徽文化研究成果含有牵强附会、夸大其辞之嫌。具体表现：
1．徽文化的成就大多是脱离了原籍徽州，迁入外地并且融入当地定居的老徽州人及其后人创造的，严格来讲，他们中多数人既出生成长在迁入地、又受迁入地的教育而成才，与大山环绕的徽州本土基本无关。他们之所以还保持着与原籍徽州间的联系,主要是宗族观念和地域观念在起作用。另外，由于在当时的户籍制度下，籍贯不能随便更改，也使得他们的后裔长期保持徽州原籍不变。朱君毅《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指出：如有一人，生长在缺乏教育机会之穷乡僻壤中，虽为天才，亦难免湮没无闻。反之，如有一人，生长于文化之中心，并得继续享受完美之教育，虽属中资，亦可成为出类之人。但是，部分学者忽视或混淆了徽州本土人创造的文化与迁居外地徽州人创造的文化关系，误导世人以为这些成绩好似全都来源于徽州本土。苏州大学历史学系吴建华教授在《明清苏州徽州进士数量和分布的比较》一文中指出：苏州主要依靠本地的进士赢得科举人才之乡的盛名，而徽州科举人才声望总挂着外迁的徽州人进士。徽州士子寄籍在外，得风气之先，用功攻读，不负众望，蟾宫折桂，独占鳌头的几率比在闭塞的本土山区高得多。寄籍或久迁他乡的徽州士子考中状元、进士的人数多，成为徽州科举人才的一大特色。这一点在清代发展至极点，也是徽州进士等科举人才分布的显著特点，与苏州进士等科举人才分布差别最大的地方。
2．在进行徽文化与不同地域文化对比时，往往将寄籍在外的徽州人取得的成绩和徽州本土人取得的成绩合计，与其他地域本土人取得的成绩进行对比，由于两者口径不一，可比性要大打折扣。以科举时代考中状元的人数为例。1997版《安徽省志·教育志》载，清·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三年（1877），前后230年，科举考试98榜，安徽本籍出了9名文状元，其中太湖、休宁县各2名。《安徽通史·清史卷》与记载相同。但是，今徽州人考证，清代休宁县出了13个状元（其中本籍2人，寄籍12人），比安徽全省还多出4人。若按休宁县状元人数口径统计，清代状元可能全部出自安徽；也可以说徽州科举时代没有一个状元，因为徽州居民祖籍多为中原（注：寄籍，指长期离开本籍，居住外地，附于外地的籍贯）。部分学者追捧的“全国第一状元县——休宁”的第一个文状元竟是南宋宁国府人吴潜。关于吴潜的身世，就一句话，“宋休宁县城玉堂巷人，寄籍宁国。”并言明《宋史》有传。《宋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七）《吴潜》载，吴潜，字毅夫，宣州宁国人。吴潜之父吴柔胜。《宋史》（列传第一百五十九）《吴柔胜》载，吴柔胜，字胜之，宣州人。找不出吴潜是休宁人的任何依据。朱熹，徽州婺源人，《宋史》倒是记载得明明白白。做学问做到这一地步，不能令让人佩服其胆量和勇气。一些学者不加分析或有意识加以助推，造成的混乱将为后世学者所厌弃。
3．很多学者一方面坦言自己未研究过宣城文化，另一方面凭直觉认为宁国府与徽州府相邻，宁国府文化受徽州府影响或幅射。他们忽视或无视徽州府一府六县间文化两极分化的巨大反差，扩大了徽文化的对外幅射和影响力，这点在徽文化与宣文化两者之表现最为突出。仍以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华书局2007版）记载进士为例，有清一代，徽州府文进士245名，其中歙县115名、休宁60名、婺源39名、绩溪15名、黟县9名、祁门7名。歙县的文进士是祁门16.4倍、黟县12.8倍、绩溪7.7倍、婺源2.95倍、休宁1.9倍。宁国府文进士165名，其中泾县62名、宣城35名、旌德32名、太平17名、南陵12名、宁国7名。《清史稿》徽州府列传人物51人，其中歙县29人、休宁12人、婺源5人、黟县3人、绩溪2人、祁门无；宁国府列传19人，其中泾县9人、宣城5人、旌德4人、南陵1人、宁国无。宁国府旌德县与徽州府绩溪县紧密相邻，今人多认为旌德文化深受绩溪文化幅射与影响，但是，清代旌德的文进士和列传人物均是绩溪的2倍，数字最有说服力。
4．宣城的历史典籍、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没有徽州的集中和表诸形体，也没有机构从事宣城文化原始资料的挖掘、整理等基础性工作，更没有研究成果供引用，因此，渐渐被今人淡忘，甚至可说以是误解。从这种意义上，宣城文化是块没有开发的处女地，只许稍加用力便可取得成绩。徽文化已被人们反反复复耕耘多年，边边拐拐都被开发利用了，很难再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总之，研究徽州不能不研究宣城，在一定意义上，如果抛开宣城文化，徽州文化将难以进行系统、透彻和全面的研究与剖析。随着时间的推移，今人附加在徽文化的虚荣将褪却，徽文化将恢复其本来面目。
（作者系宣城市档案馆副馆长，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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