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契丹金银器：一个神秘消失的王朝的精美文物
契丹是中国古代北方草原的强族，从公元4世纪兴起到13世纪灭亡，共存在了近千年。
契丹原来是鲜卑族的一支系，在辽西过着游牧生活，唐贞观年间归附唐朝，唐末蕃镇割据，耶律阿保机于916年称帝，建立了契丹国，947年，建国号大辽，983年改国号大契丹国，1066年，又恢复大辽国号。
契丹族因为在丝绸之路上，在唐朝初期，一些途径丝绸之路的外国使者，见到契丹这个民族之后，于是称中国为契丹。
穆斯林文献中常把北中国称为契丹；相传哥伦布航海的目的就是找寻传说中的契丹；至今在俄语、希腊语和中古英语中把整个中国称为契丹……
在他们眼里认为契丹是古代中国的代名词，可见当时契丹民族的鼎盛状况。
然而这个盛极一时，像镔铁一样坚不可摧的民族，却在百年以后如流星一般消失在历史的天际间。
在56个民族中，也没有了契丹族，当时的文字也没能流传下来，留下的，只有这些精美的金银器。契丹贵族的日常用具不少是用金银制成，且种类繁多，他们讲究厚葬，随葬物有大量金银器。有冠带佩饰﹑马具﹑饮食器皿﹑首饰﹑符牌及葬具等，大都为宫廷贵族与地方官的手工制品。
鹰顶金冠饰
1972年内蒙古杭锦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战国冠高7厘米，额圈直径最宽22厘米，最窄19.5厘米，金重1394克。匈奴首领冠饰，由冠顶和冠箍组成。
冠顶为金片锤成的半球形，饰狼吃羊的图案，上立一展翅雄鹰，头颈用绿松石组成，鹰身及翅由金片制成。
鹰凶猛强悍，被认为是契丹民族的族灵神，具有民族图腾的意义，以立于高地俯瞰大地的雄鹰形象展现了马上民族纵横草原、睥睨天下的雄姿。
冠箍由三条半圆形金条榫卯连接而成，其上雕有卧虎、盘角羊、卧马等
金冠制作运用了铸锤、编累、镶嵌等工艺，充分显示了制作者的娴熟而高超的技艺，是战国时期北方地区黄金制品的代表作。
雁纹金牌饰，春秋，直径7.1厘米，重108克，内蒙古赤峰宁城县甸子乡小黑石沟出土
背部有桥形钮，可系挂。在北方草原地区，黄金深受人们的推崇，被视为权力和财富的象征，雁阵纹饰体现了佩戴者带领人们像雁一样进行有组织有目的的迁徙，表明其具有尊贵的地位。
虎鸟纹金带饰，战国，长4厘米，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土
匈奴人腰带饰，一组2件，正面以虎形图案为主，虎的腰腹部镶嵌7块红绿宝石，头部和尾部饰有鹰首图案，背面两端各有一拱形钮，这样的图案设计就是在今天也是非常出众的。
卧马形金牌饰，春秋，长4.6厘米，重28.1克，内蒙古赤峰宁城县甸子乡小黑石沟出土
佩饰。马呈蹲踞状，回首竖耳。模铸而成，背部有两个桥形穿钮，可系挂。制作精巧，形象生动传神，体现了对马的热爱与崇尚。东胡族的金银器具有浓郁的马背民族风格。
人物双狮纹金牌饰，东汉，长10厘米，宽5.8厘米，重130克，内蒙古通辽市出土
正面凸起，中间的女性（也有说是武士）头戴尖顶帽，高鼻深目，两侧各蹲一只狮子，周围装饰变形云纹。
契丹人信奉着一种叫萨满的神秘宗教。而且萨满巫师通常是由女性来担当的。这个牌饰也许是萨满主持祭祀活动时佩戴的饰件，也许是用于护身的佩饰。
刺猬形金饰，战国 长4.1-4.5厘米，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出土
一组6件，边缘有孔。应是服饰上的佩缀之物。将刺猬缝缀于衣物上，也许寄托了人们希望能像刺猬一样更好地保护自己的愿望。
人形金牌饰，东汉，长9厘米，内蒙古通辽市出土
人面形牌饰，一组2件，圆脸，额头及颧骨凸起，宽鼻，属典型的蒙古人种形象，可能是萨满巫师作法时佩戴的圣物。
龙形金项饰，晋，长128厘米，内蒙古包头出土
契丹贵族的佩饰，龙为一身两头，龙身上现存二盾、二戟、二梳、一钺共7件装饰，龙身可以自由转动，盘曲自如，富有灵动浮游之感，造型生动离奇，体现了高超的工艺水平，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和汉族一样，以龙为信仰，视其位最高权力的象征。
迦陵频伽金耳坠，长8.8厘米，内蒙古赤峰市出土
耳坠为迦陵频伽手托莲花浮于祥云之上的形象。
迦陵频伽是佛教中一种人首鸟身的神物，流行于唐、辽、西夏等朝，辽代造型延续了唐代花叶形尾的特点。
不知哪位美少妇戴过这样的金耳坠，那一定是回眸一笑百媚生。
摩羯形嵌松石金耳坠，辽，宽4.4厘米，内蒙古赤峰市出土
“U”形耳坠具有契丹特色，形象为龙首鱼身的摩羯，头腹部和尾装饰有绿松石。
摩羯是印度神话中的长鼻利齿鱼身鱼尾的水中动物。将佛教题材巧妙地融于日常用品中，可谓匠心独具。
鎏金生肖奏乐图，佩饰，辽，直径7.2厘米，高6.8厘米，内蒙古赤峰市出土
佩饰。银质鎏金，八个梯形面上分别浮雕人或下接人身的生肖形象，每个形象均着官服，腰束玉带，长裤抵足，脚蹬官靴，或拉或吹或弹，奏乐场景生动形象。
玛瑙璎珞，辽（941年），通长85厘米，内蒙古赤峰市出土
由玛瑙管、水晶珠和金坠饰组成，色和和谐雅致，给人一种浑然天成的感受，不对称的金质坠饰，或寓意阴阳，这样的简约造型放到今天也是极品。
鎏金双狮纹银盒，辽，口径19厘米，内蒙古通辽市出土
妆奁盒或食盒，十曲花瓣形口，凸起纹饰鎏金，盒盖中心模压一对互相追逐的狮子，衬饰缠枝花纹，盖顶扁圆饰折枝牡丹花纹。
狮子于西汉时自西域传入，被视为祥瑞之兽，佛教对狮子极为推崇，认为是文殊菩萨的坐骑。作为一种具有宗教意味的装饰纹样，以狮子为主的组合纹饰随着佛教在辽的传播而为契丹人所崇尚。
鎏金凤衔珠银舍利塔，辽，通高40厘米，内蒙古赤峰出土
银塔全以银片分段打制成塔座、塔身、塔檐和塔刹，再经铆焊、插接成形，塔表面鎏金，顶端立一个凤鸟，衔着一串24颗珍珠编缀成的璎珞。此塔造型典雅，工艺精湛，反映出契丹国内崇佛兴教的盛况。
鎏金孝子图折肩银罐，辽，口径7.6厘米，高14.8厘米，内蒙古赤峰出土
贮茶用具。此罐主题纹饰为8幅孝子故事图，说明辽早期契丹贵族已经接受汉族儒家的孝悌观念，器形则是吸取突厥金银器文化的结果。
鎏金高士图银杯，辽，口径7.3厘米，内蒙古赤峰出土
酒杯，一组2件，通体鎏金，造型源自于中亚粟特系统器形，有辽器上多见的焊接联珠棱。
展开看细节，杯身平錾数位高士，他们均着长袍，依竹树，作于蒲团之上，分别作书写、把酒、执扇、饮酒、捧钵、抚琴、阅书状，表情闲适，神态各异，具有唐代风韵。
鎏金摩羯形提梁银壶，唐，口径5.4厘米，高33厘米，内蒙古赤峰出土
盛茶酒用具。提梁壶在茶酒具中最能体现时代风尚和文化品位，受到了契丹贵族的喜爱。此壶呈双摩羯形，整体风格粗犷豪放，与中原器物大异其趣，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鎏金双鱼形银壶，唐，口径5厘米，高28.5厘米，内蒙古赤峰出土
盛茶酒用具，壶呈双鱼形，双鱼合一口，肩部有鱼眼和鱼鳃，鱼尾直立为壶底，腹部通体为鱼鳞，两条鱼相接处饰鱼鳍，鱼鳞鎏金。整个壶体线条柔美流畅，纹饰錾刻细致。
鱼象征富贵，双鱼形酒器在唐代较为流行，后来也为辽代契丹人所仿效。
鎏金人物故事纹提梁银壶，辽，口径5.9厘米，高27.5厘米，内蒙古通辽出土
盛茶酒用具。腹部两侧如意形开光内均錾刻人物故事纹。
人物为汉人装束。此器造型具有契丹民族风格，但人物着装均为汉式，说明契丹汉化得很深刻。
摩羯纹金银花银碗，辽，口径23厘米，高7厘米，内蒙古赤峰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出土
盛食用具，内底錾刻双摩羯，周围环绕花瓣，内沿为一周联珠纹和莲瓣纹，图案部分鎏金。
耶律羽之曾辅佐过契丹第一位皇帝耶律阿保机建立了契丹王朝，是位身份显赫的契丹宰相。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金银器以局部鎏金的金花银器最为具有代表性。
局部鎏金是唐代银器普遍使用的装饰手法，即在锤击成型的银器上錾刻或模冲纹饰，然后再在纹饰上鎏金，以达到金银辉映的效果。
鎏金摩羯纹银盘，辽，长20厘米，高4.1厘米，内蒙古通辽出土
盛食用具，此盘略呈菱形，沿面模压缠枝花纹，盘内底錾刻两摩羯戏火焰宝珠纹，花纹处鎏金，为金银辉映的金花银器。
鎏金双凤纹银盘，辽，口径16厘米，高3.5厘米，也是耶律羽之墓出土
盛食用具，盘体呈五瓣花形，内底錾刻双凤缠枝纹，内沿饰折枝花卉，凤纹具有唐代特点，雄劲华丽，是契丹人喜爱的装饰纹样。
银砚、银笔筒、银盘、银洗，辽，内蒙古赤峰出土
成套的文房用具，出土时置于墓室内供桌上，砚台和笔洗中尚存积墨。这套银质文具比中原石质瓷质玉质更加质轻耐用，其中双连笔筒尤其具有特色，便于将毛笔随身携带，适合游牧生活需要。
鎏金银鸡冠壶，辽，高26厘米，内蒙古赤峰出土
盛水器，银制，形状好似卧鸡，腹部略鼓，錾刻双重菱形开光，里面有卷草纹等纹饰，均进行了鎏金处理。壶的边缘处还可以看到一些表现仿皮囊壶的针线缝制痕迹。
此壶是已见辽代金银器中之精品，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件银质鸡冠壶。鎏金纹饰与素色银地形成对比，光彩夺目。
此壶为皮囊式造型，具有典型的契丹文化特征，其源流是北方少数民族的皮质容器，易于捆扎固定，方便携带，适合游牧民族生活使用。纹饰制作工艺与唐代中后期接近，明显受唐代内底传统工艺的影响，体现了契丹民族与中原地区交往和文化交流。
少数民族虽然借助武力建立了帝国，但在艺术上还是不得不大力吸收汉民族的精华。
鎏金鸳鸯团花纹银渣斗，辽，高14厘米，内蒙古赤峰耶律羽之墓出土
渣斗，又名唾壶，用于盛装唾吐物。如置于餐桌上，则专用于盛肉骨鱼刺等食物渣滓，小型者亦用于盛茶渣，故也列于茶具之中。
提梁长链鱼鳞纹银壶，高10.7厘米，链长41厘米，1954年内蒙古赤峰出土
此壶布满鱼鳞纹，造型优美，说明此时起点的金银工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形制是按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而设计的，提梁和链条便于悬挂和携带，为辽代特有。
虽然契丹族现在早已在地球消失，然而时光流逝，岁月荏苒，这些千年前的金银器物器物，依然金碧辉煌，在幽暗中散发着摄人魂魄的光芒，足以让我们想象它当年的鼎盛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