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利：我和疯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没有疯
对于超现实的人物，我们有保持沉默的必要；唯一例外的可能是，我们用超现实的方式让文字自己说话。因为如果达利重返阳间，他只会接受荒谬的书写。还有两撇鬍子，这是他所希望的，后人对他的唯一记忆。
萨尔瓦多・达利
造梦
达利从小长大的故乡卡达克斯是一个地处西班牙与法国交界的海畔小镇，也许是加泰隆尼亚的醉人海风哺育了达利明亮的双眼，绘画就像是一种用手与颜色去捕捉他幻想世界的摄影术。从小学开始，父亲、邻居、路过的行人；家中的庭院、葡萄藤架、餐桌上的水果盘和面包篮；还有海边的礁石和浪花，处于卡达克斯的一切都没有离开过达利的眼睛，直到他的律师父亲终于放弃了培养他成为另外一位律师。
然后达利就被送去了马德里的艺术学院，正式成为了一名艺术家，他的一生也就如此展开了。
《面包篮》
达利二十二岁的作品《面包篮》，布面油画，31.75 × 31.75 cm，1926，现藏佛罗里达达利博物馆。
他在学生时代甚为迷恋那些经典的风格，印象派，新古典主义，还有红极一时的毕加索，临摹和重塑是达利在艺术学院的唯一生活，过多、繁琐的遵循经典也让达利觉得想要呕吐，最终他也在二十二岁的时候离开了艺术学院和西班牙的生活圈。他去了一个对我们来说熟悉的地方，每一个艺术家都会与之爱恨纠缠的地方：巴黎。
如果你是一个艺术家，你应当从来不会熄灭自己前往巴黎的梦，当然梦是否挑选了你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只要埃菲尔铁塔和罗浮宫的花园没有被原子弹炸成碎片，欧洲大陆，甚至是美洲的艺术家总会蜂拥而至来到这个被他们当作梦想的地方，比如安格尔、梵高、塞尚、毕加索、马蒂斯。当然达利也不是一个与生俱来的超现实主义者，来到巴黎之前，他只是怀揣著一个非常幼稚的梦想：画一些不是印象主义的作品来养活自己。
我不知道如何评价达利的圆梦与否，可我知道巴黎唤醒了他心底的另一个达利。压抑和焦躁之所以危险非常，在于它们的无法释放，但巴黎轻轻安放了达利自小古怪的情绪，就像是一部失焦已久的照相机，突然被人拧到了舒服的光圈与焦距之上。我想按下快门那隻手应当属于巴黎的很多人，包括《安达卢之犬》的布纽尔、《超现实主义宣言》的布勒东、同去加泰罗尼亚沙龙聚会的艾吕雅夫妇──特别是艾吕雅夫人加拉，达利第一次看到她时已经忍不住说：这是我的缪斯女神。
达利和他的女神卡拉，她本来也是艾吕雅的妻子。
缪斯
布勒东在书写超现实主义宣言的时候，尽量把文字变得粗暴、直接、简单，他说“超现实主义是在没有任何理性控制下，在任何美与道德之外进行的思想活动，目的是消除梦幻与现实、理性与疯狂、客观与主观的界限。”
疯狂和不加掩饰的东西，除了吸睛之外，能够带给人们一种强烈的创伤意识，往后如果有似曾相识的感觉，这些幻觉记忆往往令人恶心与呕吐。卡拉借给达利的超现实生命，如同一个甜蜜但又血流不止的伤口。所以达利从卡拉来临的1929年开始，成为了一个高产的艺术家。《大自慰者》的问世，好比是达利彻底释放了自己对于本能的渴望：他的渴望中唯一正当的就是欢愉。达利的超现实思想里，在人的生命中现实的原则总是对抗著欢愉的原则，激烈的防卫镇压着理智，透过低俗的人道主义情感，透过像是对工作的热爱等等这类我们唾弃却又包装精美的词语，反对一切，这样的防卫可能导致的就是犯罪。
所以达利要尽情地释放，超现实主义革命在本质上就是道德秩序的革命，达利的革命在本质上就是欲望的革命。
大自慰者，
布面油画，110 × 150 cm ，1929，现藏马德里索菲娅王后国家艺术中心博物馆。
梦前影像、梦、精神疏离、偶然介入、冒犯、反击宗教、催眠的梦、野性事物、超现实事物等等，原始欲望的想象成为了达利超现实创作高峰的主题。他开始将自己与洛特雷阿蒙、托洛茨基、萨德侯爵、赫拉克利特等人并列，在秋季画展的发言中达利高声地宣布一切“超现实主义者的代表”：
“超现实主义带领我们走向即兴现实感受，我们对那些会削弱欢愉的部分感到害怕；那些诗人用粗俗的绚丽的布幔所覆盖住的精心选用的气味让我们害怕；黑色的面具看起来像是个美丽的女子；在各种恐怖中，我们会看见那不太诗意的獠牙，因为用最美的东西呈现的精心包装，极为细致也极为使人恼怒，循着我们想要盖住或者想要揭开的梦。”
我觉得在这里不得不提到第二个缪斯的名字，佛洛伊德。
在那个时代，佛洛伊德是偶像级人物，达利会称他是“父亲”。他的精神分析学说非常流行，而按照他的观点来说，人类一切行动的深层动机都来源于他的无意识，而无意识总是和“性”有关的。
这位佛洛伊德的儿子再也没有离开“性”的诱惑。在巴黎和故乡卡达克斯的创作岁月里，卡拉的肉体或是凝视一直陪伴在达利左右，而达利需要慢慢等待潜意识的意象浮现，然后立即把它们放到画布上。他说有时候，他等上几个小时才有一个意象，而那些破烂不堪的碎片往往来自童年回忆的深处，比如几乎疯狂的欲望，还有儿时回忆里的图腾和恐惧，结合一起成为了类似精神分析的意象词汇、颜色还有图案。还有，他的创作从来不会止于一幅画、一篇文章或是一个雕塑的完工，达利总是需要一场发布会，来为他的作品烙上一个惊悚的超现实纹身。我最喜欢的就是他这段在加泰罗尼亚秋季展开幕时的发言：
“我向加泰罗尼亚的新一代演说，为的是要告诉他们目前最好的秩序已经出现道德危机；那些坚持这些正当且理性的思想的不道德的人，你们脸上都沾满我的口水吧。”
偏执
“所有的艺术，当它在外观上趋近完美，精神上就病了。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艺术的光辉时刻都是可怕的堕落。更进一步说，我们可以看见这些时刻中，只能从唯一的精神之路上去寻得的事实就消失了，让位给在美学系统中那些没有智能的程序，它反对事实的追寻，也就无法让人得到诗意的感动，无法感受完整的张力，因为如果人的认知中没有事实的数据存在，就无法体会诗意。事实的数据就是将我们带到非理性与潜意识中那自动作用与空想的途径。”
达利经常喜欢卖弄自己阴晴不定的性格，想必他也以此为傲。我经常会在他各种充满童真、狂妄、自大而且毫无根据的“厥词”中找到如上述一样充满理智与论据的哲学理论。或许释放自己人格的矛盾，也是达利在灵感干枯时为数不多的创作转机。对于超现实主义的偏见在当时的巴黎也不是什么秘密，只不过对于达利来说，偏见却足以让他在大量“所谓”超现实主义者中脱颖而出。“达利”这个符号，更需要超越“超现实主义”这个标籤：就像他的前辈杜尚，刚刚画完未来主义的画，突然就把一个尿壶扔进了艺术展，从此得名“现代艺术之父”。
但如果你觉得完全看不懂达利的任何超现实作品并对他嗤之以鼻，比如这幅伪文青总会放在嘴边的《记忆的坚持》，达利会说，这不怪你，你只不过被污染得太厉害了：
“我对每个作品我都尽最大可能，保持最自然、最正常的创作态度。我的画，每个卡达克斯的渔民和小孩都看得懂，一点困难也没有。这些人都能理解，都受到感动。相反的，那些艺术评论者，一点都不理解 ，说没有受到感动。
对我来说，所谓艺术的绘画是没有意义的。对身体健康、没有受到艺术污染的人来说，也无法让他们感动。只有聪明的、受过训练的人才看得懂。他们所拥有的学识和经验，让他们抓得住感官的丰富、色彩的多汁、珠光闪闪的抒情、无穷的细腻；这一切堆积出作品的丰富，那是多么地复杂，多么地难以理解。
与之相反，我自己的东西则是反艺术的，非常直接。他们感动人心，马上就能被理解，完全不需要事前的技巧训练。大家不需要像别的作品一样，做什么先前的解释，有什么先置的想法， 或是任何预想。大家只需睁大纯净的双眼即可。人们看我的画，感觉就像苍蝇被粘蝇纸粘到了一样，觉得受到挑衅，并且无法将视线移开，让他们感到可笑且愚蠢。我说这是他们从中感受到诗意，潜意识中他们是深受感动的，虽然他们的文化和他们的习俗告诉他们要提出强烈的抗议。”
记忆的坚持
布面油画，24 × 33cm，1931年，现藏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我也不打算为达利的作品留下什么盖棺定论的诠释，不然就如那些艺术评论家一样，犯了“百无一用是书生”的低级错误。那些流动的时钟、蚂蚁、峡谷、沙漠、天空等等，都不过是一个偏执狂在讲述他幼稚的童年故事，用最直观的想象或许就能触及到达利天马行空的颜色。他的作品都是为了达到跟观众的潜意识沟通而存在的，如果还要尝试抛开作品本身而解读作品中使用的各种符号，达利会告诉你所有符号是杂乱的，就跟人的潜意识一样，任何文字都显得苍白无力。
美金
1938年，达利前往伦敦亲自拜访佛洛伊德，试图说服他认识到无意识理论对超现实主义绘画的重要意义。
这是“儿子”生平第一次亲身触摸到心目中那个伟岸的“父亲”形象，达利后来在自传中亲口说，平生只有见到两个人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流起汗来，一个是童年的偶像毕加索，另一个就是拜会佛洛伊德。
佛洛伊德也很粗暴地送给达利两句话：
“在古典的绘画中，我寻找无意识，而在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我却寻找有意识的东西。你的神秘感是泄露直白的。相反，达芬奇、安格尔的画才符合无意识的理想。”
达利无论通过什么手段和途径来展示无意识的心跳，本质上都是有意识地设法把想象力从理想和科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无意识就像是一个定时炸弹，不管你剪断蓝色线还是红色线，总会有意想不到的爆炸；当你弃之不顾的时候，时间流逝的滴答声响又让你生不如死，他需要重新思考自己超现实主义风格的未来。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因为达利没有如其他艺术家同僚般与法西斯主义割袍断义，他在一次宣言中高喊，“我和超现实主义的最大差异，在于我是个超现实主义者”，之后就在1939年正式离开了超现实主义圈子。
希特拉能不能纯粹地作为一个艺术家形象为人所欣赏，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但达利没有在思考这个问题上浪费时间，他带著还没有成功转型的偏执狂风格去了美国。
不管是他在美国以疯狂的实验作品“原子达利”来博取艺术界的眼球，还是他之后几近病态地拍摄了一系列朱古力和珠宝的商业广告，超现实主义的画笔已经不适合美国，以及身处美国的达利。他从未停止曝光自己的形象以及那两条微微上扬的胡子，他会突然在采访节目中说：“我和疯子最大的不同，就是我没有疯”；或者在自己画展的开幕礼上突然跳起舞来，然后瞪着眼睛做足了表情留给台下的镁光灯拍照。美国人当他是宠儿，收藏他作品的画廊和私人投资者越来越多，他在美国为第五大道百货公司设计橱窗或是拍一支广告所赚取的美金，比当时所有超现实艺术家的收入加起来还要多。
但他不过待了短短八年，就带着他最喜爱的美金回到了家乡卡达克斯。后世很多人都猜测这是达利对自己艺术情操的愧疚、重新寻找创作灵感的表现等等反省的过程，但他们都忘了达利曾经说过的两句话：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的观众一定搞不懂我是在胡闹还是在正儿八经；同样的，我也一定不懂。我不断的询问：深沉思考的达利从哪里开始，疯癫荒谬的达利从哪里开始。”
所以我宁愿相信，达利只是纯粹的想家了。
原子达利是达利来到美国后的一系列摄影实验作品，创作于1948年。
他在50年代之后的那些宗教作品赢得了他故乡人民的爱戴，但作为一个偏执狂，他不应该满足于自己的作品停留在收藏家恶俗品味的墙上，也许某某大富豪会把那些印象主义的光影迷雾放在《蜜比血甜》和《龙虾电话》之间。达利开始著手建造以自己为名的美术馆，他亲自设计了装置、摆设还有墙壁的彩釉，他最引以自豪的事情，莫过于在开幕礼上当着文化界、政治界还有娱乐界的众人们说：“爱因斯坦去世后，大家必然都知道世界上仅存的天才就是达利”。
圣安东尼的诱惑
布面油画，119.5 x 89.7 cm，1946年，现藏比利时皇家美术博物馆。
而天才在生命尽头的时候，也不会用常规的方式经历死亡。1982年，加拉去世了，这位比达利年长十多岁的缪斯女神，她的尸体被达利涂满防腐香料埋葬在一所城堡之中。在加拉死去之后，达利再也没有创作任何作品，直到他在1989年去世，而遗体则被安放在属于他自己的美术馆里，相当于他最后一件送给人类的作品。
如果你想记住达利的名字，不妨按照他的遗愿，记住他的两撇胡子即可；我还私心地建议你记住，他为这个时代提供了最美味可口的餐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