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舒《后弄》（短篇小说）

小时候，我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外婆家老房子的后门，通向一条弄堂，童年时代的我眼里，弄堂很宽，很长，每天有充沛的烟火气氤氲缭绕在面朝弄堂开启的每一扇门洞里。那是一条“繁华”的弄堂，有很多商店，油酱杂货店、布庄、五金铺、鞋帽成衣铺，甚至还有只在清晨和夜晚开业的杂货店，我们把它叫做“早夜商店”。

自打外公外婆家的绸布庄公私合营以后，外婆就一直是商业社“早夜商店”的营业员，她永远不会和我们一起吃早饭和晚饭，早上，我睁开眼睛的时候，外婆早已去上班，晚上，外婆总要到我睡着后才能下班回家。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大约是我三岁或者四岁的时候，有一个夏天的清晨，我醒来，外婆照例已经去上班，我独自起床后，突发奇想要去找外婆，于是走出家门，走进后弄。我试图沿着弄堂找到外婆的早夜商店，可是我走错了方向，我沿着弄堂走了很久很久，弄堂太长了，几乎是梦境一般的遥遥无尽，以我三岁或者四岁的脚步，我将永远走不出弄堂。我当然没有找到外婆的商店，我也不知道自己走了有多远，我只记得，一个买完菜准备回家的邻居看见了我，她把我带回了家。

同样是三岁或者四岁，还有一回，依稀记得，我站在弄堂里，看着一辆带篷的大卡车载着外婆和弟弟远去。我大哭，因为我知道，外婆坐上车，肯定是要去弄堂外面，去更大更远的地方，坐在大卡车上的外婆，怀里抱着的是弟弟，而不是我。我看着远去的大卡车哭得气绝，因为我知道，以我的能力，我是无法走出弄堂的，可是，外婆没带我。周围的大人都在笑我，他们倚靠在自家的门框边，对着小小的我指指点点，而我，在哭泣的间隙偷看他们。他们无一例外地高大，他们的身后，是黑暗而又深邃的门洞，以及那一方门洞中我无以辨别的，他人的生活。彼时，小小的我，莫名生出一种无能为力的恐惧感，对于那些成年人，以及这条我无法逾越的弄堂。

这个曾经令我哀伤到悲劫的场景，至今还会偶尔出现在我的梦境中。长大后也和外婆说起过这事，外婆说，她是带弟弟去北京西路的儿童医院看病，比我小两岁的弟弟得了一种我们上海浦东人叫“奶痨”的儿童消化不良症。而我记忆中的大卡车，其实是一辆带篷的小货车，很小很小，差不多像现在的残疾人助动车。大卡车怎么能开进弄堂？外婆说。

2020年1月，92岁的外婆去世，我们全家回到外婆的老房子参加葬礼。再次走进弄堂，发现住户大多已搬迁，烟火气不再，弄堂比记忆中窄得多，也短得多，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总共不过两百米，并且，不再有任何一家商店开在几近凋敝的弄堂里。发丧的时候，大舅抱着外婆的照片，我的母亲和姨妈们哭着，一众亲人披麻戴孝走出家门，走进后弄。然后，我发现对门关闭着的玻璃窗内里，赫然挂着一条女式内裤，大红色。

舅妈早就抱怨过，对门人家把房子租给做特殊生意的年轻女人后，每天都有不同的男人造访，“烦都烦死了”，舅妈一脸嫌弃地说。她在老房子里照顾瘫在床上的外婆已经一年，她每天目睹对门的年轻女人既是活色生香又是无聊落魄的日子，那些来来往往的男人，有那么几个，已经脸熟……

我跟着送葬队伍走在末尾，一抬头，看见外婆家老房子的蓝色门牌，上面写着：船板桥路209号。

距离我童年记忆中的弄堂生活已经过去四十年，可我从来不知道，这条已经划入市政拆迁规划的、曾经令我绝望的后弄，是有它自己的名字的。

人与人生活的异同，大约都在一扇窗、一道门，抑或，一条弄堂之隔中被误解，而当你停下来注视的时候，你会发现，一切与你原来的认识，居然很不一样。于是想，这种感觉，倘若写下来，也许是有意思的。

没有一个生命是为等待而存在的，世界在变，人也在变，“后弄”里发生的一切，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薛舒《后弄》（短篇小说） 2020-04-13 09:00作者简介

薛舒，女，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品发表于《收获》《人民文学》《十月》《北京文学》《上海文学》等文学刊物。曾获《人民文学》奖、《上海文学》奖、《中国作家》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奖等。出版小说集《寻找雅葛布》《天亮就走人》《婚纱照》《隐声街》等，长篇小说《残镇》《问鬼》，长篇非虚构《远去的人》等。部分小说被译成英文、波兰文出版。

作者声音

短篇小说

后弄的故事都在波澜不惊中。伺候久病在床的母亲的老张，最大的乐趣就是偷窥窗外的红衣女人。职业可疑的女人，不断来往的男人，闻母亲的体味，这一切成了老张生活中的支撑。上海里弄中男人的隐秘故事，能否让你窥见另类人性？

后 弄

文 / 薛 舒

一

穿红色羽绒服的女人又在后弄里跺脚，鞋跟撞击地面，发出“咚、咚、咚”的顿挫声。老张直起身，朝窗外看了一眼。

大冷天，在屋外蹦，她这算取暖还是乘凉？老张对床上的母亲说。老张说话的时候并没有张嘴，也没有发出声音，他在心里完成了与母亲的对话。

老张刚喂母亲吃过午饭，准确地说，那不叫“饭”，也不叫“吃”。母亲已经不会吞咽，命还在，一根细细的橡胶管子，从鼻孔插进去，流质食物通过细管直接灌进胃里，这叫鼻饲。

母亲这间房，玻璃窗已经很久没擦，油腻和灰尘凝结在一起，不知道经过多少次雨水的冲刷，划出一缕缕带冰渣的乳白色道痕。老张在玻璃窗里面，红衣女人在外面，他们之间的直线距离大约3米。

没有太阳，阴沉沉的天。红衣女人手上戴着半截绒线套，挺着厚实的胸，在晦暗的天色下转着圈子蹦跳。羽绒服大约是尼龙材质，随着身躯的颠簸，发出“沙沙”的摩擦声。

老房子是单壁，形同虚设的墙，让老张感觉自己正和门外的女人共处一室，他几乎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地摊香水的浓烈气味。她蹦跳了三圈，圆脸盘三次正面朝向老张，红嘴唇微微张开，湿漉漉的艳丽，口里呼出的白汽都要被染红了。老张站在离窗户大约一尺的地方，他没有躲闪，他确定，她的视线无法穿越肮脏的玻璃落到自己身上。他却可以看见窗外的她，很清晰，清晰到细节。

一如既往的红衣，一如既往的浑圆，后脑勺上吊一把油黑肥沃的马尾辫，脸上覆着厚厚的粉，像一只白刷刷的大磁盘，两轮眼圈又分外浓黑，显然画了太深的眼线，眉毛亦是粗肥，茁壮的两条，让老张想到营养过剩的毛毛虫。然后，老张的注意力就会不由自主地从她脸上移至胸口，真是非同一般的丰厚，符合微胖女性的普遍特征，并且，是紧绷绷的，体态不松懈，说明还年轻。

老张是男人，他不知道别的男人在注意一个女人的时候，是先注意到她的脸，还是她的胸？当然，红衣女人不是一般的女人，老张一直这么认为。看她的身形和脸蛋，里里外外透出一股强壮的无聊感，仿佛，浑身充满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却又无处施展的精力。

年纪轻轻的，也不出去上班？老张对着墙外的女人问了一句话。红衣女人是听不见的，因为老张依旧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的嘴巴已经闭了一上午。

红衣女人在弄堂里蹦跳到第四圈的时候，一个穿棕色皮夹克的男人骑着自行车从她身后滑过来，链条“嗒嗒嗒”一路响到老张窗前。男人单脚撑地，对红衣女人说了句什么话。她回答，语速有些快，老张能听见她说的每一个音节，嗓音脆亮甚至尖锐，可是，一个字都没听懂。老张无数次听过她说话，隔着墙听得也清楚，可是每次都这样，听清了，却没听懂。老张断定，那是一种他无法懂得的方言，来自比上海更北，比北京更南的某个不怎么发达的省区。

红衣女人和男人一来一回，三言两语，男人把自行车靠在老张这边的墙上，跟着她进了对面的屋。老木门“咔嗒”一声关上时，老张的心脏跟着揪了一下。

对面的房子也有玻璃窗，与老张这边的玻璃窗面面相觑，大概也是许久未擦了，斑驳、模糊，全没了透明度，却可以看见始终闭拢的土黄色窗帘。窗内的把手上挂着一条三角型内裤，也是红色，宽大、松弛，显然被一个壮实的臀部撑大了，又洗过很多次，失去了弹性。

她喜欢红色，没错，什么都是红色的，老张想。她总是把她的红内裤晾在窗帘与玻璃之间，窗帘闭着，她自己在屋里是看不见的，外面的人却一目了然，仿佛，她把内裤挂在那里，就是为了给窗外的人观瞻。老张是固定的观瞻者，或者叫“回头客”。

其实老张完全可以回避，不去看对面窗户，但他做不到。每次给母亲喂饭、擦身、换纸尿裤……忙活完，直起腰，老张就会站到窗前，看一看后弄的景致。

弄堂很窄，老张从小在这里长大，推开自家的门，跨一大步，就是对面大毛家的门槛。大毛和老张同岁，小时候，他俩就是窗户对着窗户闪镜子发暗号，约好的，闪两下是抄作业，闪三下是溜出去玩。后来他们同一年去了安徽插队，又是同一年回的城……那时候，弄堂里住着几十户人家，从早到晚穿梭着忙碌的街坊，炸油条的、倒马桶的、生煤炉的、打儿子的、骂娘的，一早一晚最是热闹。后来，一家家都搬走了，买了商品房，住进了设施齐全的公寓楼。老房子空关着，等拆迁，或者像大毛那样，租给外来打工的短期住户，一两千元租金，权作零花钱。

老张没有大毛命好，老张走不了，母亲还活着，他不能把一个瘫了好几年的89岁老太太搬去公寓里住，送护理院又太贵。好在老张退休了，有大把时间，就常年住在老房子里照顾母亲。

现在的后弄，完全不能和早年比了，荒凉、凋敝，没几个门里有人住。老张常常站在窗前往外看，有时候，半天也没一个人走过。一眼看见的，就是对窗的红内裤，隔着玻璃，端正而又壮阔地挂着。

老张没有别的东西可看，只能看看后弄里的风景，如果红衣女人和她的红内裤也算风景的话。看得多了，老张都能区分红内裤与红内裤的区别。今天这一条，显然与昨天晾的不是同一条，昨天的裤腰更紧致一些，颜色更鲜艳一些，说明今天这条更旧，穿的时间更久。这么想着，老张觉得下腹有些燥热，大冷天的，怎么会呢？

老张去了一趟厕所，并没有多少积尿，只放了几滴，淅淅沥沥，不干不净。回到母亲房间，视线首先抵达的还是窗外的后弄。对面的屋门正好被打开，只开了半扇，穿棕色皮夹克的男人从里面闪出来，带上屋门，跨过弄堂，推起靠在老张家墙上的自行车，骗腿上车，一蹬脚，骑走了。

老张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自言自语：20分钟，也太快了。

红衣女人没有跟着男人出来，每次有人来，她总会在弄堂里把人家迎进门。人家走，她却不送出来。

二

母亲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后，老张日渐像个医生了，插胃管的手法，比护士还熟练。年轻的时候，还是小张的老张在安徽农村做过几年赤脚医生，会打针，会包扎伤口。后来回城，进街道工厂，做的是纽扣加工的活，赤脚医生那两手，荒废了。直到母亲发病，又重新捡了起来。

老张要给母亲插胃管了，一根胃管顶多用六天，今天已经是第七天，该换新的了。老张看不见母亲身体内部的骨骼和器官，他只能看见一层纸片样的皮肤，灰白色，薄得几近透明，却并不柔韧，而是坚脆的，一碰就破的样子。就是这层薄脆的皮肤，包裹着一副依然存活的躯体，每个星期，老张都要通过一根胃管进入躯体内部探视一次。母亲的体内构造，老张太熟悉了，闭着眼睛，他都知道她的鼻咽腔、食道、气管口、会厌处长什么样。

母亲是个矮小的女人，在床上躺了几年，愈发萎缩得像个还没发育完全的少女。橡胶管插入的长度，以身体外部距离估算，从鼻尖，到耳垂，再到胸膈剑突，45厘米足够。老张抽掉母亲脑后的枕头，头颅呈后仰状态，然后，他想象中探险的脚步，随着橡胶细管，从鼻孔进入，一点点深入母亲的身体。

那是一条狭窄而又幽暗的隧道，道壁上排布着阡陌纵横的血管，缓慢的脉动带着红色的微光，波纹一样流经，对，就像照片洗印房里的那种红光。老张在红色的微光中小心前行，13厘米，会厌部到了。这是一个关键部位，气管和食管的分界点，活瓣样的会厌阻隔了胃管的继续探入，老张的脚步紧随着暂停。走到这里，是万万要小心的，倘若把胃管插进气管，岂不是要了母亲的命？

幸好母亲已经昏迷，昏迷的人不会有咳嗽和恶心反射，当然也不会有吞咽反射，所以，老张必须托起母亲的头，让她的下颌靠近胸骨柄，然后，躯体弧度显然，活瓣挡住气管，食道随之展露。老张跟随着胃管，得以继续前进，小心翼翼地穿过会厌、食道，最终到达胃部。

老张直起身，松了一口气。吸气的时候，他一如既往地闻到那股气味，来自一副持续进行着缓慢的新陈代谢的躯体。这是专属母亲的气味，蛋白质和汗腺分泌物混合而成，老张从小闻着长大的，他不喜欢，但习惯了。

老张倒了一碗水，把母亲体外的胃管开口端插入水碗，没有冒气泡，很顺利。老张很少会把胃管插入气管，失误率比医院里的护士还要小。因为他只护理一个人，每星期一次，一年53次，三年就是159次。一条走了159次的路，能走错吗？但他每次还是要测试一下。

老张撕了块胶布，把胃管固定在母亲的鼻翼上，随后按程序，用针筒往胃管里注10毫升温开水，接着，再慢慢注入牛奶、苹果泥、菠菜汁、蛋白粉和融化的药混合的流质食物。母亲瘦弱，饭量小，一般人需要200毫升，老张给母亲喂了150毫升流质。喂完饭，老张又注了10毫升温开水清洗胃管，最后用一把止血钳夹住管口，以免空气流入胃里。一顿饭算是完成了，现在，轮到老张自己吃饭了。

老张给自己下了一碗面，捣烂的菠菜，菜汁喂了母亲，留下的筋筋脉脉，加了盐和胡椒粉，拌在面条里，毕竟，筋筋脉脉也有营养。老张吸面条的时候，好像故意要弄出很大的声响，一阵“哧溜、哧溜”，一阵“呼噜、呼噜”，忽而激烈，忽而悠长，居然有回声，仿佛，他是在一间空旷的大厅里吃面条。

这一间房，其实只有15平米，两张单人床，一横一竖，母亲日日夜夜躺在竖的单人床上，老张入夜睡在横的单人床上。三只樟木箱按大小叠成宝塔，墙角的五斗橱上堆着十来包纸尿裤，窗下是一张八仙桌，上面铺排着各种医药用品：搪瓷盘、纱布卷、没拆封的新胃管、止血钳、压舌板、50毫升注射器、棉签盒、胶布、听诊器……窗户左边，是通往后弄的门。

老张很少打开门，他更愿意隔着玻璃窗往外看，看看足够了。现在，老张端着面条站在窗前吃，臀部靠着八仙桌。他不想坐着吃饭，就一碗面条，一个人，有什么必要坐下来吃呢？坐着吃饭，是必须要一家人围在一起，有饭有菜，那才像样。

后弄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走过，跺脚的女人也没出现，对面的门户紧闭着，土黄色窗帘照旧没撩开，居然，也没有红内裤，黑色塑料衣架倒是挂在窗把手上。老张看着光秃秃的衣架吃面条，肚子几近饱胀，心里却空空的，好像，没有了红内裤，窗外的风景，整个都失色了。

老张喝掉碗里的最后一口面汤，脑门上泌出一层细汗，这表示他的生命力还很旺盛。老张其实还不太老，才63岁，虽是退休了，可他时常感觉到，自己的身体里还会涌动着某些不明所以的情绪。比如，天气暖和的时候，他就有种冲动，想骑着他的破自行车，出去逛一圈，看看街上闲逛的女人。就好像，在农村插队的时候，背着药箱走在田埂上，那些插秧的女人，双脚踩在水田里，露出小腿肚子，污泥斑驳的，像刚从河里捞起来的一段段莲藕，肥瘦色泽，也能比出个优劣。

这么想的时候，老张会忽然眼眶潮红，心里却并无怨愤。老张是17岁那年去的安徽插队，照理他是独子，可以留在上海，但他瞒着母亲报了名。出发那天，母亲追到火车站去送他，瘦小的女人在月台上号哭，呼天抢地，甩手跺脚，眼看着要哭晕了，却始终屹立着，只倔强地把身体扭曲、拉直，反反复复，不倒翁似的。父亲死得早，也没有别的亲戚一起来送，号哭的女人没人劝，只能自己和自己过不去，演绎着一场生离死别的独角戏。

还是小张的老张没哭，对母亲的哭戏，他甚至有种不忍卒视的尴尬。他的座位靠走道，和车窗之间隔着两个女同学。两个女生扑出窗口和家里人拉着手说话，堵住了一大半车窗。那简直成了他的庇护，他躲在她们身后，正襟危坐，目视前方，任凭母亲在月台上对着车窗上蹿下跳。火车启动时，哭声轰然响成一片，送行戏到达高潮，他终于扭头看了一眼窗外，火车在移动，瘦小的母亲早已淹没在人群中，他没有搜寻到她，如释重负。

那时候，他想，他总算可以不用闻着家里的气味过日子了。家里的气味，就是封住的煤球炉溢出的煤气味，隔夜剩粥的半馊味，刚晾的衣服滴下的肥皂水味，杀蚊子的DDT药水味……还有，母亲身上那种专有的、令他每每闻到就莫名抗拒的气味。他没有兄弟姐妹，甚至没有父亲，没人与他一起分担母亲充沛到满溢的爱，也没人和他共同消受母亲身上时刻散逸的气味。他过腻了那样的日子，像一只困兽，只想逃离。

火车在移动，车窗外的人群在闪退，他感觉到家里的气味正离他越来越远，火车驶出站台的瞬间，他听见邻座有人带着哭腔轻喊：再见了，上海！

他居然鼻子一酸，差点没忍住眼泪，然后，他也大喊了一声：再见上海，我自由了！他没喊出声，他是在心里喊的。

他没想到，自由的日子，也是很容易过腻的。

现在的老张，与母亲几乎是寸步不离了，老太太用自己的身体绑架了63岁的儿子。老张的自由，只剩下窗口的一方天地，自由这东西，再一次变得有悬念起来。

面条吃完了，老张准备去厨房洗他那只空碗，转身，听见窗外有“轰隆隆”的声响，由远而近，是摩托车的引擎。后弄里很少有这么大动静，老张把空碗放在八仙桌上，他决定等一会儿再去洗，现在，他要等着摩托车开入他一方窗户的视野。这个声音他认得，自从红衣女人住进大毛的房子，他听到过三次。

轰隆隆的引擎声越来越近了。

三

下雪了，才6点半，天光已经亮得晃眼。屋里并不冷，墙上的温度计，红色标记停留在16上。这种天气，老张照理是24小时开着空调的，给母亲擦身换纸尿裤，不能冻着她，只不过电费，这个月肯定要破300元了。

老张起床，穿衣，套上棉拖鞋，站起来，第一眼就是窗户。玻璃上积了一层薄雾，老张走到窗前，手掌张开，贴住玻璃，薄雾瞬间融成水，流出五道水痕。真冷啊！老张咧咧嘴，把手掌拿开，巴掌清晰地留在玻璃上，五根手指滴血般往下淌水。

老张凑在巴掌印上往外看，后弄的老屋房檐上挂着几个冰锥，小拇指般的尖儿。屋顶上，黑瓦的凹槽里积了雪，突出的地方依然是黑瓦，整个屋顶，就像雪后犁过的农田，一畦白一畦黑，没有顶着积雪的瓦楞草，一棵都没有。奇怪了，老房子还是几十年前的老房子，不知道哪一天开始，就再也不长瓦楞草了。还有，小拇指样的冰尖尖，也比不上他小时候的冰锥。老张记得，很多很多年前，大冬天的早上，他和大毛拿个丫杈戳房檐上的冰锥，尺把长，刺刀似的。戳下来的冰锥大多摔得粉碎，偶尔接住一根，捏在手里，当冰棍舔。

大毛已经很久没来了，他住在别墅里呢，他的娘老早死了，他没必要回来。老张看了一眼床上的母亲，努了努嘴，想说什么，声音却没从嗓子眼里冒出来。

前些年，老张伺候母亲时，会和母亲说说话，当然是没有回音的，可他还是会说：姆妈，吃饭了，奶粉是进口的，豆豆去新西兰旅游，给你买回来的……

老张对着永远不会给他答复的母亲说话，把所有能说的都说过了：儿子豆豆升职涨薪；儿媳晴晴不生养，做了三次试管婴儿都失败了；自己患了前列腺炎，撒尿淅淅沥沥，不干净、不爽利；还有，和老婆已经很久很久没在一张床上睡了，老婆住在豆豆的公寓里，没有孙子带，天天去跳广场舞；要是老房子拆迁了，我们能得两套公寓房，可是说了好几年都没动弹，不拆也好，要不然老娘你怎么办呢？大毛的女儿嫁了个富二代，把大毛两口子接去住别墅了；租大毛家房子的是个年轻女人，天天在弄堂里跺脚，也不出去上班，喜欢穿红色的衣服……老张没说对面的女人连内裤都是红色的，这话不适合说给母亲听。还有，对面的女人做的是什么营生？不上班也能过日子？这话，老张对自己都不曾说过。

老张把肚子里的话说了个底朝天，有的话，颠来倒去说了好几遍；有的话，终归不能说出口，哪怕是说给自己听。最后，老张发现，他已经无话可说了。

一个长期说话的人，远比一个长期不说话的人入不敷出。老张觉得，现在的母亲，就是一个最富有的人，她肚子里肯定藏着很多很多话，憋闷着、沉淀着，积了厚厚一层，像黏在紫砂壶内壁上的茶垢，没法洗干净，就干脆不洗了。要是茶壶一直在，茶垢就会随着年代的更替，一起变成古董，越来越值钱。只不过，后人永远不会知道，那些茶垢里究竟藏着什么样的故事，真是可惜了。

玻璃窗上的巴掌印越融越大，五根水痕融汇成鸭蹼状，手指与手指连在一起，窗外的一切看得更清楚了。对门还是紧闭着，上午10点前，红衣女人肯定不会出现。老张有经验，不用上班的人，又何必早起？自然，土黄色窗帘也是不会打开的，起床了也不打开。只是，一大早的，窗帘和玻璃之间，已经悬挂着一条三角形红内裤。兴许，是昨晚挂上去的……

昨天午饭后，老张连碗都没洗，就守在窗前，等着引擎的轰鸣声由远而近。果然没让他失望，一辆风尘仆仆的枣红色摩托车冲进他的视线。骑摩托车的男人戴着大头盔，穿着黑色羽绒服，粗壮的身材，背上还驮个大红包袱。摩托车停下，大红包袱里抬起个脑袋，是红衣女人，整个趴在黑衣男人的身上，两条红手臂环绕着黑衣男人的腰。

引擎熄了，红衣女人跨下车，大圆脸整个露出来，红彤彤的，身材一如既往的厚壮，看着就是干农活出身的女子，只是平日里总亮着一张白脸，身上的乡土气被掩盖了。上海人都说，一白遮三丑。可她那白脸，是涂出来的白，冷风一吹，一脸农民红，土得要死。老张咧嘴笑了，嘴角不自禁地流出三个字：乡下人！说完，心头滚过一丝快感，很有些解气的意思，又不知道哪儿来的气，到底气什么。

就是这辆蒙着灰土的枣红色摩托车，就是这个戴大头盔的男人，老张见过两三次。只是，男人从没在后弄里摘下过头盔，老张没见过他的脸长什么样。

黑衣男人跟着红衣女人进了对面的屋，头盔照旧没摘下。老木门“咔嗒”一声闭上时，老张的心脏跟着揪了一下。

整整一个下午，老张时不时地凑到窗前去看一眼，可是对面的屋门一直没打开，直到天黑，一天结束，后弄里再没有别的动静。

他在她屋里过夜了，老张很肯定地告诉自己。其实，来找红衣女人的男人不止这一个，但大多是进屋，关门，20分钟，或者半个小时，门就会打开，这人就会出来，独自离开。老张看见过的，进了屋再不出来的，就是这个开摩托车的人。

这会儿，天已大亮，老张站在窗前，看着对面紧闭的门，以及门边上土黄色帘子遮住的窗。昨晚天黑前还没有挂出红内裤，此刻倒有了。那么，黑衣男人到底是什么人？昨晚他走了没有？老张不能克制地要去想这件事，心里同时涌动着各种各样的感觉，一些羞耻感，一些好奇心，一些蠢蠢欲动、愤愤不平，以及，意犹未尽。

手机响了一记短信提示音。老张从枕头下摸出儿子淘汰的“苹果5”，是豆豆的短信：老爸，今天下雪，路不好走，我们就不去看奶奶了。

老张的日子过得有些混沌，他忘了今天是星期六。每个周六，儿子都要带着他的老妈、老张的老伴一起来一趟老屋，看看奶奶，也是来看看老张。

不来了，不来也好，省得他们指手画脚。

后弄的故事

薛 舒

近些年，因为父亲患阿尔兹海默症，我的生活重心和关注点与过去有些不同。文学创作总是与生活密切相关，在我最近的一些小说里，出现得最多的角色就是老人、病患者、护工、病人家属，等等。《北京文学 ·中篇小说月报》转载过两篇，去年的《张某花》和最近的《万事如意》，写的都是临终医院或者老年病房的护工与病人的故事。

城市老龄化趋势，以及养老困境的问题，反映在现实中，已然是非常严峻的社会问题。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患病的老人都能住进养老院或医院，因为床位紧张，抑或费用高昂，很多老年病人不得不躺在家里度过人生的最后旅程。

这一篇《后弄》，以及我之后写的中篇小说《我们去散步》，讲述的都是同一类故事。当家庭中出现需要全天候照顾的病患，当一个病患迫使一个或多个健康人失去自由、失去自我，这个健康人，是否也终将不健康？身体上的，抑或精神上的？甚至，整个家庭的幸福生活也将受到影响和牵连？

尽管人人都要接受自己以及亲人的衰老和死亡，但我们依然不甘心，不甘心死亡降临自己头上，不甘心失去亲人，成为孤独的人。而当有人在为已然衰竭的亲人争取多喘一口气、多延续几天生命的时候，还有人在为生存而挣扎。《后弄》里的老张就是这样一个人，只身留在老房子里照顾已经变成植物人的母亲，又天天目睹后弄里那个抑或是为养育孩子而干着见不得人的工作的红衣女人。床上的母亲和窗外的红衣女人都不会和他说话，一个已然行将就木，一个或许灵魂麻木。而老张，用自己孤独的内心，与两个女人不断地对话，事实上，他只是自言自语。

有时候我会想，写小说有什么用？或者，小说又能解决什么问题？我不敢说，我的小说对读者有什么启示意义，如果有，我很高兴。但更有可能，写小说，对我自己而言更具意义。

最近，《收获》原编辑，也是小说家，走走，她在做了一个有关小说的大数据测试，就是根据一部小说的全部文字，测出小说传递出的情绪占比，包括：悲伤、愤怒、厌恶、恐惧、意外、喜悦。她把我的一部长篇小说做了测试，我很高兴地发现，在我的小说里，占比最大的是喜悦，最少的是愤怒。我对她说，其实，你是通过一部小说，测出了作者的性格。我想，这个测试几乎是准确的。

因为写小说，我变得越来越少愤怒，哪怕是面对死亡，也更多了一些理性和耐心，以及，自我的反省。

后弄里的故事每天都在上演，谢谢《北京文学》，让这一个故事被读者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