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华勒斯坦 | 超越年鉴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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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2019年9月1日，伊曼纽尔·华勒斯坦教授因病去世，享年89岁。伊曼纽尔·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1930年9月28日－2019年9月1日），或译为伊曼纽·沃勒斯坦。美国社会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世界体系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当代社会科学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倡导者。1930年生于纽约。1954年和195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先后获得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1958年－197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系任教；1971年－1976年任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社会学教授。从1976年起，任纽约宾厄姆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和“费尔南·布罗代尔经济、历史体系和文明研究中心”主任。1977年起主编《评论》（Review）期刊。2000年起任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1994年－1998年任国际社会学学会主席；1993－1995年任哥宾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主席。华勒斯坦教授著述丰富，影响最大的著作是耗费其30多年心血的《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System）。华勒斯坦教授长期以来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及美国霸权的批判者，在全球批判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声誉。
本文选自《学科·知识·权力》，伊曼纽·华勒斯坦等著，刘健芝等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超越年鉴学派？
年鉴学派运动的诞生，是为了反对19世纪制度化了的社会科学背后的主导思想。今天，我们己经习惯了把有关社会进程（social process）和社会结构的知识，给予不同类别的学科称谓，其中最重要的有，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科学和社会学。当中最少有三个学科在19世纪以前是没有的。在19世纪的后半部（约在1850–1914年），有三种主要方法把这些学科制度化：大学以这些学科名称设立学系（或至少设立教授职位），成立国家学者机构（后来更成立国际学者机构），图书馆亦开始以这些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的系统。
这篇文章并不是要准确分析为何在这段期间这种分类方法会被制度化，也不是要详细介绍其生成的过程。这里只想指出，虽然这过程在当时引起很大的争论，可是到了现在，这种学科分类法却成功地传遍了整个欧洲和北美洲，并且（主要在1945年后）散播至世界各地。
19世纪的学科制度化主要建基于以下七个前提：
1.社会科学是由多门“学科”组成，这些“学科”是围绕一些在知识上连贯，但却又互不相关的主题内容所组成的。
2.历史学是研究和解释真正在过去发生的特定事件；而社会科学则找寻普遍规律以解释人类／社会行为。
3.人类是被扣连于我们称之为社会的独立实体里，而社会则建构了基本群居架构，让人类生活于其中。
4.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由生产者以自由劳动力和自由商品互相竞争的体制，“自由”意谓可在市场买卖。
5.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资本家最终在主要的国家获得了政权和社会权力。
6.人类历史是无可避免地向前迈进的。
7.科学是为了寻找最能够简洁说明万事万物本相，以及解释事件如何发生的规则。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些前提，可是它们确成了主导思想。
要追溯年鉴学派运动的源头，我们往往要查看由贝尔（Henri Berr）在1990年创立的《历史综合评论》（Revue de synthèse historique）杂志。这份杂志集中火力抨击上述七项前提的第一项，也就是学科分隔所引起的问题。然而即使在法国，这份杂志也不能在知识界成功地改变当时在大学流行的看法。费弗尔（Lucien Febvre）和布洛克（Marc Bloch）在1929年创立《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学报》（Annales d’histoire èconomique et sociale）时，他们都是在一所边缘大学里的边缘学者。他们集中火力抨击上面的第二点，就是把所有的知识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相互谴责）的知识论，一种注重个别性（idiographic），另一种则强调普遍现律（nomothetic)。注重个别性的特殊主义论者（大多数是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认为只能通过了解其复杂真相才可以了解世界；而强调规律性的普遍规律崇尚者（universalizers）则认为要了解世界就只能通过学习其背后的普遍规律。年鉴学派运动不同意这两种现点，尝试“向两方开战”（Wallerstein 1980）。1933年，费弗尔在法国学院（Collège de France）的就职演讲中提出了这样的口号，“历史是关于人类的科学，是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Histoire science de I' Homme, science du passé humain）。他更加上了四点附注“不错，作为人类科学的历史是由事实所组成，可是这些都是人类的事迹……是的，的确存在历史文献，可是这些都是由人类写作的文献……不能置这些历史文献不顾，这是肯定的，但却不仅是历史文献”（Febvre 1953）。
年鉴学派运动继续徘徊在法国（以至全世界）学术界的边缘位置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1945到1967年间，这场运动很快就达到了它的高峰，而且备受尊崇。这情形首先出现在法国，但并不止于法国。年鉴学派运动开始在南欧、东欧、英国以至北美洲均发挥它的影响力。我相信这种在思想上和建制中所获得的突然成功，是因为在一个特殊的中程时局（conjuncture）(在此指一不长不短的历史时段，之中通常包含了某些周期性起落——译注)中，很多人对年鉴学派的接受程度增加了。这特定的中程时局就是冷战。年鉴学派运动在这背景下提供的是一种学术践行的世界观，这世界现应是同时对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的思想霸权和僵化了的官方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反抗。正如我在以往的分析指出，1945–1967年的中程时局是“对带有布罗代尔学说（Braudelian）色彩的年鉴学派有利的。这种年鉴学派注重经济史多于强调所谓'现代的初期’（early modern period）的历史，以多元社会时间的分析为依据的历史，和'不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的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Wallerstein 1991: p.198）。
可是中程时局经常在转变，这就是它的本质。1967年之后年鉴学派运动被置于一个极不明朗的环境。这中程时局内较重要的社会现象是由两个主要元素组成的。元素一是美国权力的相对衰退，它在世界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己动摇。美国霸权衰退现象可以从多方面看到：其一是60年代以后日本和西欧在经济上的相对攀升；其二是美国对第三世界的直接干预能力大幅减弱；其三是从前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政治、经济以及杜会领域在不同程度上都正在改组。大家也许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会把第三种现象列为美国权力衰退的一个指标。其实，我相信在斯大林主义／雅尔达情结（Stalinism/Yalta complex）下，于前苏联国内以及国际社会主义集团间所作的种种安排，是战后美国霸权的制度性安排之一个构成部分（虽然这跟表面的说法背道而驰）。一旦美国这外部的支持力量开始崩溃，这些安排也就不能再解决其内部矛盾。处于这1967年之后中程时局的新形式下，在1945–1967年期间占支配地位的那种年鉴学派运动，已显得不再切合时宜。而在另一方面，不结盟国家运动在世界体系的新政治现实下亦开始变得无足轻重。
然而，在1967年之后，另一个比美国霸权衰退更重要和更基本的演变，是1968年的世界革命。这场世界革命在政治上针对两个目标。第一是为了对抗美国霸权（以及苏联与此霸权的勾结）。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是针对“旧左派”的三种反体系运动（antisystemic movements）：在西方的第二国际（或类似的）运动、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其他国家如法国、意大利、日本）的第三国际运动，还有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参看Wallenstein 1989; Arrighiet al.1989）。这些在1968年兴起的社会运动（妇女运动、“少数族裔”运动、环保运动、反官僚运动等）对所谓的“旧左派”的主要指控，是认为旧左派运动并不是真正的反体系，同时亦指责以它们在不同国家所夺得政权或部分政权的广泛程度，却依然没有照他们曾承诺的去把世界改造过来。
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要讨论这些指责是否合理，也不是要比较自1968年后的“旧左派”与“新”运动的优劣，亦不是要讨论所有这些运动短期内可能发展的路向，我仅想在此讨论1968年对世界知识分子圈的冲击。在我看来，1968年已开始了世界大学体制的改组。
大学管理系统的重组显然已经发生了，可是我并不要针对这一点来进行讨论，虽然这一点很重要，但却并不是根本的。如果这一点是1968年的惟一结果，那么1968年也就只是一件小事，因为要吸收新成员进管理体系并使他们归顺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事实上，过去二十年来，这情况在大多数的大学里已陆续出现了。
我也不相信1968年对世界大学体制的影响能使大学有更大的社会觉醒或政治影响力，虽然这本来就是很多学生在1968年革命事件中造反的主因，可是这目标到后来并不能实现。自从在中古时代创立以来，大学这个活动场域与政权便往往维持紧张的关系，大学虽然永远没法把自己跟政权完全分割开来，却总试图跟政权保持一定距离。结果是造成了一个拉锯的局面，而且看来永远也得如此。从这个意义看，1968年所反映的只是某种重复的钟摆摇动。1945–1967年期间，大学过分把自身与政权连在一起，1968年的各种运动则把它们推向另一个方向，而现在我们实际上则已回到原先的方向去。1968年的真正冲击是在大学知识分子的生活方面。1968年不单是对1945–1967年期间所出现的共识提出挑战，同时更挑战自19世纪中叶一直主导世界知识分子的深层共识。1968年所能做到的是严重地削弱了这种19世纪共识的合法地位，可是却没有粉碎这种共识的建制基石。在1968年以前，大学里被允许的学术讨论范围，往往受到这种共识所限制，其他观点都会被视为是超越了权限而不被容纳。1968年的攻击粉碎了拥护这种共识的人士的自大狂妄，鼓舞了那些来自不同学术领域面对这种共识提出挑战的人，这使大学第一次成为一个开放（或多元）的学术场域。1968年以前在大部分西方大学里，一种惟 一受到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所接受的观点，是“主流的自由主义”，但在1968年后，新保守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观点亦在大学中获得了合法地位，无数新研究范围，例如以不同名称出现的族裔研究和妇女研究亦得以进入殿堂。这当然是一个正面的发展，可是同时却令人不安。当看见学院知识走向四分五裂时，知识分子显然并不乐意接受。
然而这不再不受质疑的共识到底是什么？其最核心的知识论前提便是我上文列举的第二项，就是广为人知的注重普遍规律和强调特殊性的二元对立。这前提正是有费弗尔、布洛克和布罗代尔所领导下的年鉴学派运动所要反驳的。布罗代尔在1958年的《（年鉴）学报：经济、社会、文明》（Annals ESC）中发表的《历史与社会科学》（Histoire et les sciences sociales）这篇文章，为这立场作出了最有力的理论说明。布氏的文章首先详细指出注重特殊性的历史学家的社会时间——朝生暮臣的历史事件（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的局限，继而转向批评提倡近乎不动的极长时段（longue durée）这种说法的人，指出“如果这极缓慢的长时段真的存在，那只能在圣人的时代”（Braudel 1972: p.35）。在布氏的文章中，列为斯坦（Lévi-Strauss）是倡议这种版本的普遍规律科学的代表，也就是把实证研究推向成为“范围无限小而时间无限长的混合体”（Braudel 1972: p.34）。
一方面是由着重特殊性的历史学家所集中注视的极细小的空间及极短暂的时间；另一方面是由强调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家在极长时段中所研究的无限细小范围事物。面对这种知识的两极，年鉴学派运动提供的方案是以一种包含双重时段——转变缓慢的持续结构和在这些结构中周期波动的中程时局——的方法，去分析巨大的空间和延绵的长时段。
可是在实践中，这种方法对大学体制究竟有什么意义？真实年鉴学派运动所针对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受训为历史学家、终日埋首档案馆与文献打交道的人。年鉴学派要对他们说的是：“去阅读和浸淫在那些由不同社会科学家所创造的知识，利用他们的假设和概论去组织你们的研究和阐释你们发现的材料。”简而言之，它的教导是：“历史学家，你们要'开放地接纳’社会科学！”另一个年鉴学派运动发出的实用信息是，历史不只是关于王侯将相的故事。历史是有关人类集体的故事（从时间长河中的经济和社会模式中可以看到）和人类在生活层面的故事（从日常生活模式中可以观察得到）。一言以蔽之，年鉴学派运动对史学家的教导是：开放地接纳人口统计、家族历史和精神心态（mentalités）等各方面的知识。
我们都清楚知道这计划是可以行之有效的，事实上，它的确被广泛地采用。从图书馆堆满了很多质量优良的书，我们可以知道这就是历史“开放接受”社会科学的结果。可惜的是，这计划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极度限制了年鉴学派运动，使其难以超越和否定特殊性与普遍规律的二元对立，也就是说，不能达到一种知识论上的扬弃（Aufhebung）。现实上，年鉴学派运动所提倡的是“多学科性（multidisciplinarity）。当然，它不是在那个年代惟一提倡这种做法的运动。在1945–1967年同一时期里，美国亦兴起了“地区研究”（area studies），这也是另一种多学科综合研究。从布罗代尔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非常留意美国学界这种发展的。多学科研究看起来是超越固有的学科规范，可是在实践上，它往往只是强化了固有学科的存在。因为多学科研究——把各种独立的学科知识合并起来——这概念，本身就预设了学科分类的合法地位，并赋予了这种分类法意义，因而其背后不言而喻的信息就是学科知识可以个别独立地存在。
把焦点都放在多学科研究上亦引起了另一个弊端，就是忘却了年鉴学派运动当初为什么要超越学科分类这种做法的理由。在所谓第三代的年鉴学派中，有些人开始沉迷于他们所能搜集的量化数据以及他们所能进行的理论测试。他们的工作，已很难跟那些强调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所做的区分开来。而另一些年鉴学者则开始沉迷于研究日常生活中复杂的事相和其中的精神心态。这样他们的研究工作，与那些只关心在短暂时段与细小范围内发生的事情的特殊性的研究，亦很难区别开来。然而这两者正是年鉴学派运动要反对的。年鉴学派运动的特殊性正在消失，这正是它被视为正在崩解的真正原因。如果什么都变成年鉴学派，那么也就是什么都不再是年鉴学派。
年鉴学派运动的主要限制还是制度性的。读者可能会觉得奇怪，因为我们常常听说年鉴学派运动的成就在于其学者们在组织上的集体才能——组织创立重要的学术刊物和出版不朽的丛书系列；建立高等实践学院第六校，后来成为了高等社会科学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n Sciences Sociales）；还有创建了人文科学研究所（Maison des Sciences de I’Homme）。这些还没有计算受年鉴学派影响而在法国以外建立的机构。肯定的是，很少知识分子运动能像年鉴学派一样，创设这样多能保护和有利于他们研究方向的建制。
不过，我们并不难察觉及理解年鉴学派运动的局限。其所反对的，就是从19世纪的社会科学知识论前提发展出来的大学体制，至今仍然屹立不倒。事实上，这种体制可能比从前更坚固。不过，推动大现模组织改造的时机已成熟，这种新结构已开始在我曾经谈过的较广阔的社会环境下发展出来，合适的中程时局亦已经或将会成熟。
成熟了又怎样？主要是要“超越年鉴学派”、超越多学科性，而最重要的是超越那种普遍—特殊的二元对立研究方式。历史社会科学应是一门单一学科，现存社会科学的一组分门别类的“学科”，是没法获得足够学术理据支持的。即使把历史社会科学分割为不同的学科可能具有启发性，但仍没有足够理由要我们相信这些分割的学科要采用现在的“学名”。
历史社会科学只能在这么一个前提下发展，就是人类是生活于大范围和长时段的各种历史体系之中，而这些体系拥有自然的生命，有出生亦会老死。此外，所有体系都是系统的。也就是说它们都是有结构的。但同时所有体系也具历史特质，就是说它们不单有周期性的起伏（或中程时局），也有世俗趋向，这亦是它们的自然生命为何最终还是会终结的原因。学术研究如果不能同时分析事相中的不变或重复特性，以及它们的恒常而又永恒的变相的话，将变得一无是处。
我们更要进一步取消19世纪那种在学术上神圣的三位一体概念——把人类行为分割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独立自主的学术领域，并认为其中存在着不同的逻辑和进程。我们必须要创造一些新词汇，以让我们可以谈论有关所有社会进程中无穷极的、瞬间的和连续的动态，不管这些社会进程是在这三个被分割的领域之内，还是在它们之间。
最后，我们要推行这种新概念所指涉的组织含义，就是要重组大学的学系结构和学术会议的协会组织。只有这样，年鉴学派运动作为“对19世纪历史社会科学实践的”一种批判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并获得成功。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年鉴学派运动将在这一二十年间变成为仅是历史学家思想历程的一个模糊记忆，就像德国的国家学运动（Staatswissenschaft movement）在今天所产生的作用一样——也就是说，影响不大。年鉴学派运动在法国、苏联、美国以及其他地方的接班人很自然地要扮演一个领导角色，寻找一种建基于新知识的新共识，以及一个新的组织结构，这样21世纪的学者将不用再咀嚼19世纪社会科学那种过时的共识，这过时的共识到了今天已丧失了它的可信性，同时也没有几个人可以从中获益。
编辑：马乐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