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天哲：周公东征方鼎考释（修订）
先秦史暨毛氏文化
观中外时事写吉光片羽窥见
研古今历史发一鳞半爪臆解
周公东征方鼎最早著录于《金文历朔疏证》，记作“凤翔秦文公墓出土”。《金文分域编》又以为宝鸡出土。因器主名释读不了，一般以※号代替记为《※方鼎》。铭文内容有伐“豐白”字，故又名豐白鼎，亦有误读为圣方鼎的。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中按铭文内容将其命名为“周公东征方鼎”，记作党玉琨在凤翔西４０里之灵山盗掘出土。后学者引述时多依陈梦家此法命名此鼎。根据陈梦家先生的笔记，高次若、刘明科两学者又作了深入调查，证实为宝鸡斗鸡台戴家湾十六号大墓出土。
据两人合撰的《党玉琨盗掘宝鸡斗鸡台（戴家湾）文物的调查报告》（下文里简称【党玉琨盗墓调查报告】）称：“《金文历朔疏证》是１９３４年出版，从时间推测，收入此器的拓本可能是吉鸿昌将军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８日参观美国博物馆时发现并带回的，因宝鸡当时属凤翔府辖，所以注明凤翔新出土。”对此说学术界大都予以认可。
据说是党玉琨像
２００７年，有陕西王学理先生从美国传回了周公东征方鼎实物照片和铭文拓本图片，引发了国内诸多学者和考古爱好者的研究热情，对其铭文纷纷做了栓释和研究，其间不乏有独到见解，很有参考价值。但大家对铭文中的器主是何人？涉及的豐白、薄古等地名封国何处；器主※与周公的关系；铭文中的周庙在何处等等问题都有着一时难解之处，没有确凿的定论。
哲以为，周公东征方鼎的器主为氂季载（史籍称为冉季、聃季、叔鄭，毛叔鄭的即是），《※方鼎》应该叫做《载方鼎》，或《再方鼎》。此鼎为尚书顾命毛公的父亲氂季载（即毛叔鄭，世本中称毛叔郑为圉公）所作，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吾毛氏族的重器。
氂季载，是周文王第十子，武王同母最少弟。周文王继妃太姒生子四，长为武王发，再而周公旦，次为康叔封，老儿子为氂季载。
周公东征方鼎 现藏美国旧金山
对周公东征方鼎的铭文解读，大家困惑于铭文器主为何人是可以理解的。“氂季载”在古代文献记载极少，东周后又被人误为“冉季、叔聃、聃季”等，以至于司马迁写《史记》时就已经把氂季载写成厓季载（见史记管蔡世家），将“毛叔鄭”与“氂季载”判读为两人，也没能搞清氂季载有没有被分封，或者分封地是在哪里，氂季载的后人是谁等等，都是一笔历史糊涂账。
其实文献中的冉季载就是毛叔郑。武王克商后嵩山祭天，季载随行为王亲御，祭天时扮演文王尸，因功赐爵称郑伯，即受封周王室大祭司。伯乃爵称，郑乃爵名。因为成王小叔父，故又称叔郑。成王时，毛叔郑（季载）“受京宗懿釐”，即丰邑。叔郑自造字氂以名城，故宗人也称其为氂季载，氂叔郑。
哲本史学爱好者，以前较少接触到西周鼎器的实物或铭文拓本，最近几年网络普及后，收寻散落在网络上的史料变得方便和快捷。凭借自己对网络的熟稔和对毛氏族历史研究的执着，遁寻着毛氏族先祖留在典籍和青铜彝器上的蛛丝马迹，我还是有了一些重大的发现，足以解惑西周研究史上的某些重大难题，诸如我的《班簋（毛伯彝）再考释》、《毛公鼎銘籀釋考論并序》、《七姓从王与毛氏伯舆》《为皇父七人佞臣说翻案》等等，此文也将是重要的一篇。
党玉琨盗掘斗鸡台墓地前拍摄 (1)
要判读周公东征方鼎的器主为谁并非一件难事，陈梦家先生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陈梦家先生认为，《※方鼎》铭中的“※”与《再盨》中的“再”是一个人，《再盨》中的“叔邦父，盖即康叔封”，“周公征服东土四国之后，即使其弟康叔封移镇其地……。”“又为叔邦父之子”。由此他认为周公东征方鼎器主当是周公旦的侄儿。
哲以为，陈梦家先生的思路是对的，但他引申出的结论是有错衍的。《※方鼎》铭中的“※”与《再盨》中的“再”未必是一人。所谓“叔邦父”也不是康叔封，存世的“叔邦父簋”里的“邦”貌似是“毛邑”的合文，未必能释读为“邦”。不过是否和毛氏族封邑有关，哲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能证明。所以，要正确释读此鼎铭文，还是得从金文的字义上着手分析。
党玉琨盗掘斗鸡台墓地前拍摄 (2)
在《说文冓部》中，共收有与“冉”字近似的“冓、再、爯”三个字。“再、爯”两字的形体都含有“冓”字中的构形部件，故哲认为，要准确释读“爯、再”字的本义，就要先从“冓”字的甲骨文形体的考释入手。
“冓”是“构”的初文。考察“冓”字的甲骨文形体可以看出，“冓”字甲骨文形体当为架起来的呈锥体树枝状，用于篝火。从卜辞中看，“冓”有祭祀义，如“在四月，冓示癸。”（《甲骨文合集》２６４８６）。因此“冓”字最初的本义是烟燎祭祀上天的帝神，以求降福于下民。其文化原型为燎祭，故“冓”有祭祀义。
又如“再”字，甲骨文有两形，其一为“冓”字的下半部分，即呈锥体的树枝错落架起的篝火状；其二则是在第一形的上方和下方各加一横。这上下两横义指天和地，即篝火架在地上而篝火则上达于天之义。“冓”字，《说文》释作“交积材也”，其中“交积材”的过程当需举材而成，故有“再”为“举”之说。《说文》将“再”解释为“二也”，其实也是没错的。“再”在典籍中的最早用法确实有“两次”义，如《书多方》：“我惟时其教告之，我惟时其战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
金文 载 爯 的写法
又如“爯”字，甲骨文形体为手举树枝加到篝火之上状，当然，这篝火是用于祭祀之目的。《说文》释“爯”之形为“从爪，冓省”，当从。甲骨、金文中还有和“爯”形义密切相关的一个字，那就是此铭文中未知字※，该字的构造分上中下三层，上为方向朝下的左右两手状，中为“再”形，即篝火状，下为“土”，即用于祭祀的祭台，整个字形表现了用双手将篝火架在祭台上的完整的情况。这个字就是“载”的初字，字形原义是将燎祭用的“交积材”一再地放置在土台之上，后大概又以“车运积材于土上”而转写为“载”。从车的载是后出的字，哲认为是在周宣王命史官作《史籀篇》后始用。
再方鼎 字释
故哲以为，古文爯再同，此器主名载，即文王嫡幼子氂季载的名讳。铜铭之中，多见诸先考名讳或作器者之名。如班簋中器主班之名，毛班之先考讳名“爽”泯然可知。且毛班祖父名“隥”也是赫然刻名于彝。固亦知铜铭中先祖名皆不讳，他称多以敬称，自称亦以名，王呼亦多为名也。这与古人崇信“名魂相符”，刻名于鼎彝以通灵神先祖，以求神灵庇佑的观念是一致的。《礼记·曲礼上》：“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理清了周公东征方鼎的器主为氂季载（毛叔鄭），我们就能对铭文作出正确的释读了。周公东征方鼎有铭文３５字，哲以王学理先生传回的铭文拓本图片为据，试为铭文解，望方家不吝指教。
哲之释文：【隹（维）周公于征，伐东夷豐白、薄古，咸■，公归禦于周庙。戊辰，饮秦饮，公赏载贝百朋，用乍尊鼎。】
周公东征方鼎铭文拓本
网上有邰氏姜先生（兰州大学数学系张志强教授）将“于征”释读为“邘征”，继而指言“邘征为周武王二子邘叔。东征主帅为周公，副率（帅）为邘叔”，哲以为是不对的。又如邰氏姜先生把“薄”读为尊，并把“豐白、尊古、咸■”作为周庙名称来释读，这简直是有悖于现已经明确的历史考古结果的。薄古即薄姑，是原商王属邦，已为学界所公认，邰氏姜先生的这个案恐怕是翻不了的。
对铭文中“于征”两字的正确释读其实很简单，答案就在此铭中。如铭文中“公归荐于周庙”之“于”和“隹周公于征”之“于”是同一金文字形，哪有前读作“邘”而后读做“于”之理。“于征”词组的用法在诗经里常有，是“远征”的意思。
商 薄姑国 所在位置
至于大家所谈到的伐四国问题，其实是画地为牢了。铭文中只是提到了伐东夷豐白、薄古，而不是大家想当然的四国，亦不是三国，指伐东夷的豐白、薄古。今本《竹书纪年》载：“周武王十六年（毛注：克商后第五年），秋，王師滅蒲姑。”《左昭九年傳》：「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我東土也。」二者所述，就是此鼎铭所记史实，可为传世文献作史徴之据。
哲知道大家对“咸、■”两字不可解，以为是国名，其实不是的。咸，训为竟、终，引申为不久。在班簋中就有金文“咸”字，成王时期用语多见。“■”其实是“”。这个字显示不出，字型为“哉字去口”，春秋以后就很少用，在现在计算机汉字库里还有，但已经没人这么写了，写了也很少有人知道是什么意思。有些中文输入法甚至也打不出。其实是“哉”字的金文写法，语助词。
至于“公归禦于周庙”这句，其中的“禦”字，铭文构成为上下两部，下从示，上部则是从采从勺从缶（罍），哲以为表意是双手以勺从缶中舀酒恭敬祭祀祖先。禦祭，商代就有，和拜祭不同。拜祭为求福，禦祭为除祸。周人类似的有祓祭和禳祭，后世也沿用。祓禳二字或出自铭文中此字的不同读音孳乳字。从缶音为祓，从罍音则为禳。
周人有祓祭和禳祭
以下的“戊辰，饮秦饮，公赏※贝百朋，用乍尊彝”是交代了作此尊彝的来由，和前面一段记事应该是两件不同时间里的事。对于“饮秦饮”的释读，汉唐论坛里的“渭水秋风”对此已解释的甚为清楚，哲于此引述下：
“周原甲骨（Ｈ１１：３２）云：王秦……，此片虽残，却很重要，所记礼制同于宝鸡戴家沟旧出的《※方鼎》。《※方鼎》有“饮秦饮”句，第一个（饮）酒礼，第二个字是清酒，秦饮当是秦地的清酒。从《※方鼎》铭文看，“饮秦饮”是庆祝凯旋的礼仪”。
整段铭文的意思是：周公远征东方，讨伐作乱的东夷豐白、薄古，胜利后不久，周公在周庙举行了禦祭。在戊辰这个日子，大家畅饮秦地产的秦酒以欢庆东伐胜利，当日周公赏赐给载贝百朋，（季载）用于制作了此尊宝鼎彝。
值得注意的是此鼎铭所记赏赐之重，存世器中少见。朋是西周贝币单位。王国维《说珏朋》云：“古制贝玉皆五枚为一系，二系一朋。”金文常记用贝作为赏赐，最高数额为百朋，只出现过四次。二次是赏赐师尚父，一次是赏赐太姒。此鼎铭记周公旦赐季载（毛叔郑）就有百朋之多，可见周武王和周公对自己的亲幼弟（文王嫡幼子）有多厚爱。在荆子鼎中，周成王赐予荆子丽仅二朋，就被楚人视作荣耀而铭鼎。可作比较。
周公旦甚是宠爱幼弟季载（毛叔郑）
大家不必汲汲于铭文中之“周庙”在何处，其实“周庙”还是在宗周，但宝鸡（古陈仓）为冉季载（毛叔鄭）的早期封邑当无疑了。联系到党玉琨从宝鸡斗鸡台戴家湾一座西周大墓旁边的祭祀坑内盗掘出土的毛伯鼎，哲更加确信【党玉琨盗墓调查报告】里所说的被编为十六号坑（墓），为六鼎三簋等级的大墓的墓主人可能就是毛伯的父亲氂季载。因为这能合理解释为什么会在这座大墓的旁边祭祀坑发现了毛伯鼎（铭文五行，每行八字，有“毛伯内门”等字），而且斗鸡台西周墓地出土了大量其他族徽的青铜彝器的原因了。因为季载（毛叔鄭）不仅是文王嫡幼子，周武王亲幼弟，贵为周王室大宗的小宗伯，同时他也是毛氏、芮氏、南宫氏的共同先祖。
事实上毛叔鄭后代并非仅止于毛氏一族尔，如同周公旦、召公奭、虢公遣等家族一样，在畿内，其族裔因功勋不断被封土派氏，如周公之胤就有祭、凡、蒋、刑、茅等氏族。而以毛叔鄭而言，芮伯、毛公、南宫皆其裔也。又龚伯（亦名共伯，穆王时后裔有共公利）、武伯（其后有武氏，武则天就自认是周文王一脉，定国号为周，这倒并没有攀附。）与毛伯煚（清华简中的伯摄父，班簋中的爽，即班公之父）同为顾命毛公（中旄父）之子，叔鄭之孙，迨因康王时有封，故各自受土派氏。厉、宣、幽时，因毛公歆父有大勋劳，其子嗣中又有仲山父一脉封樊侯，宣王时有封畿内程邑的程伯休父（司马迁的先祖）。毛公皇父之后，又有其子孙被派氏为皇甫（以祖字为氏）、潘（司徒毛公番后裔别氏为潘）、嘉（《诗经．节南山》作者毛伯家后裔别氏为嘉）等等，要之，则毛、芮、龚、武、郑、皇甫、樊、皮、程、潘、嘉等皆毛叔鄭之胤也。
毛叔郑采邑坟茔示意图
正如《江山邑前毛氏宗谱源流序》所述：“…毛有姓实始鄭公，文王第十子，武王之弟也。武王即平殷乱，封建诸侯，鄭胙土于毛，故曰毛伯，又曰毛伯郑”。从文意上看，前一鄭公与毛伯郑显然非同一人。《源流序》误衍为郑，当是对毛伯名不清楚造成的。类似的例子有康叔封及其子，古代典籍中对康叔的儿子名字并不清楚，所以一般就称为康伯。但近代的学术研究表明，康叔封儿子就是左传中的王孙牟、铜铭中康伯懋。而逸周书中的“中旄父”，据哲的研究，就是尚书顾命篇中任三公之一兼司空的毛公，师毛父簋中的师毛父。
氂季载（叔鄭）是周文王最小的儿子，是周王室的小宗伯（周公逝世后即继任周邦大宗伯）。所以文王时食采于畿内爯地（即古陈仓，爯地与仓侯之地的合称），后又“受京宗懿釐”之地（据班簋，盖在扶风邰城，今扶风周至一带），没被外封于东土。周公、成王大分封时，季载（毛叔鄭）次子中旄父，受土派氏更称毛伯，邦邑或在古盩厔一带；原有的食邑陈仓之西北分封于长子为芮侯，入为成王卿士，史称芮伯。邦邑早期或在汧阳（即《诗．大典．绵》:"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的古芮国），西周灭国前后迁徙至在陕西省朝邑县故芮城，再后迁徙于陕西省韩城市梁带村。
【党玉琨盗墓调查报告】还称：“从担任记录的另一位叫杨紫梁先生的记录看，这座墓似乎是七鼎四簋，两个记录员的记录略有不同”。据《周礼》记载，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两簋。氂季载作为周文王最么子，周武王、周公旦亲少弟，贵为诸侯，陵墓等级之高可想而知，所以在此墓里出土了罕见的青铜“禁”也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史记·鲁周公世家》说：“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关于周公投奔的“楚地”在哪里，历来有不少的争论。周公投奔的“楚地”与《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说的“太伯之奔荆蛮，自号句吴”的“楚”其实是一个地方。西周时，楚和荆经常连用，楚就是荆，荆就是楚，有尹盛平先生认为，“太伯之奔荆蛮”是说的今日之宝鸡市区之吴山、楚山一带，哲很同意他的见解。
尹盛平这个观点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符合西周早期历史背景，比较容易解释史料和考古中的问题。周公奔楚就是到了宝鸡（古陈仓）。因为宝鸡一带不但是周太伯早年投奔之地，也是王季以来拓展疆土时期最早建立的根据地，更是文王时期周人祭祀天神之所。
以氂季载（毛叔鄭）与周公旦的同母嫡亲兄弟关系看，在受人讥谗而成王猜疑又不可自辩的情形下，周公旦避难到自己嫡亲幼弟的封邑也在情理之中。所以典籍记载的“周公奔楚”也可反证周公东征方鼎器主必为季载（毛叔鄭）。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补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