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抗战时期湖北四高旧址
抗战时期湖北四高在长阳上西湾的校址遗存
抗战时期，湖北省划分为八个行政督察区，荆州属第四区。国民政府在每个行政督察区都建立了一所普通高中和一所师范学校。
如今坐落于荆州市沙市区北京路的沙市中学，是全省第一所“示范学校”。沙市中学的前身，是1941年创办于松滋县街河市苦竹寺的“湖北省立第四高级中学”。后来，该校先后易名为“湖北省沙市市第三中学”“湖北省沙市中学”。
抗战时期湖北四高在长阳上西湾的校址遗存
1940年6月8日，荆沙城区全部沦陷于日寇之手。其后，松滋一带成为湖北省抗日前线之一，战事日益吃紧。为保障师生安全，湖北省立第四高级中学约于1942年、1943年间，西迁至长阳县上西湾。当时，全校四百人借住于上西湾地主吕良炜（字彤章）的家里。1945年8月，日本投降。这年寒假，四高回迁荆州古城。
我知晓“湖北四高”，是在1964年。当时，我在宜昌二高读书。教我物理的是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先生——卞进生老师。一次课间闲聊，卞老师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家住长阳县西湾（当时，我家属于西湾公社）。卞老师说：“西湾我住过几年呢。”接着，他对我讲了湖北四高在上西湾借住的故事。大概因为卞老师有过这一段为“伪政权”学校“效力”的“历史问题”，在文化革命烈火燃起时，首先遭到激烈批斗。卞老师不堪羞辱，跳进学校的一个水池，结束了他的生命。
抗战时期湖北四高在长阳上西湾的校址遗存
解放后，吕彤章被划为地主，他的房子被没收，辟为“西湾初级小学”。我从发蒙起，寄宿在校，在这幢房子里度过了5年光阴，对这幢房子的内外结构了然于胸。有两个四水归一的天井，三层木楼。大门口有一对石鼓，鼓面熠熠生光。
1959年，大办共产主义食堂，吃饭不要钱，走到哪吃到哪。小学也办成共产主义学校，学生在校不带粮食也不用交钱，吃的是由区社粮管所统一调拨来的、被虫子蛀蚀一空的豌豆和据说是从贵州调拨来的“黍子面”。当时西湾是公社所在地，便把有五、六两个年级的麻池完全小学归并到西湾初级小学。除开“西湾初级小学”即解放前吕彤章的住宅，还连同将两旁的吕彤章的两个亲兄弟、解放后同时划为地主、被分给农民的房子腾空，办起了“西湾高级小学”。勉强维持一年后，贵州的黍子面断绝了供应，共产主义学校办不下去了，麻池完全小学仍旧迁回麻池。
抗战时期湖北四高在长阳上西湾的校址遗存
大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湾初级小学从这幢房子迁移到帽儿岭。这幢房子被原居住在这里的一个杨姓农民买下，削去了一部分墙体，拆毁了第三层楼，保留了第二层楼。近年，杨姓农民迁走，房子整体撤除，便仅存隐约可认的废墟了。
我在2015年6月登陆湖北沙市中学网，看到2011年沙市中学七十年校庆时该校校长的讲话。校长在讲话中说：“1942年，日寇进犯江南，学校又迁至宜昌、恩施一带继续办学。抗战胜利后，1946年初学校迁回荆州古城内开元观办学。”这表明，该校对抗战期间在何处“继续办学”语焉不详。本文也算是为沙市中学勘正了一段校史。该校校长说“1946年初学校迁回荆州古城”，与本文所说的“1945年寒假迁回荆州古城”并不矛盾，但是迁来长阳上西湾是在1942年还是在1943年，则需要进一步考证。
（本文完）
以下附录曾在湖北四高就读学生的回忆录（节选）。文章原载于“爱宜都”论坛，作者廖亚立，为宜都市退休教师。
抗战时期湖北划分为八个区，国民政府为了开展国民教育、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决定在每个区建立一所普通高中和一所师范学校。四高是属于第四区（荆州地区）的学校，它建校于抗战中期的1941年，起初建校于松滋县街河市苦竹寺，到1943年时，日本侵略军一年两次南犯，四高也无法在原地呆下去了，全校师生便逃难到长阳资丘，借住于西湾半山腰里的一家民房。
这里是老山区，没有平原丘陵，只有高山峡谷，清江弯弯曲曲地穿过巴山峡谷向东流去。每遇天气阴霾，雾霾笼罩着峡谷，就像天塌下似的，这里倒也极为安静，除了长年潺潺流水声和山林鸟叫外，再也没有什么其他嘈杂声音。最重要的是，听不到枪炮声。一到夜晚，到处都是寂静无声，静得可怕。要是剃发为僧，出家修行，这里倒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潜心攻读，啃啃书本，这里也是十分理想的。只是高山挡住了视线，看不到山外的世界，即使仰头望天，能看见的天也不大。
世世代代居住在这里的农民都很安于现实，一年四季乃至一生所求，无非是大豆苞谷土豆，此外别无所求，更不知山外还有天。可是农民们对贺龙这个名字并不陌生，一旦激发了他们的谈话兴趣，可以滔滔不绝谈出很多关于贺龙的故事。原来贺龙在湘鄂西边区闹革命时，曾在大地主李同章屋里驻扎过很长时间，在这里领导农民闹革命。我们学校住的房子也正是当年贺龙住过的房子。房主不仅是大地主，还是当权派，是长阳县的参议长。
我们同学四百多人，教室寝室都安排在这一栋房子里，并不感到十分拥挤，可见房子之大。只是前面的场地太小，仅够四百人集合站队，至于军训、体育课是无法开展的，早操也同样停止举行。我们一些爱好篮球运动的人，要是发了球瘾，只好下山到清江河畔，借石门炮台驻军的球场过把瘾。学校生活十分艰苦，长年吃的是火炕籽苞谷饭，菜呢，不是“镶边洋芋”（亚立注：带皮土豆）就是水煮大豆，有钱的同学就买白米饭吃，山脚下有两家饭馆和炸油条的，他们先把饭蒸熟、油条炸好，等到我们开饭的时间就背到开饭场地叫卖，生意十分好，经常被抢购一空。不过我很少参与抢购，经济条件不允许，只能老老实实啃免费供应的苞谷饭。（李滔林注：上段中的“大地主李同章”应为“大地主吕彤章”）
四高当时是全公费学校，不仅吃饭不要钱，四季服装也照发，要不是这样，我们哪有钱读高中啊！当时是国民党湖北省主席陈诚主张公费办学的，也就算是他的一点德政吧！不管他内心是如何考虑的，客观上是起了好的作用，不然的话，解放后在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无疑将是知识断层，从这个意义上说，倒是应该感谢他。
四高校长是国民党中央大学英语系毕业的学生，他阁下对我们的英语抓得特别紧，每天早上升旗仪式后，总要点一两个人背诵英语课文，升旗时是我们一天中精神最紧张的时刻，一个个站在队列里默不作声，头不敢抬，眼不敢平视，屏着呼吸，心脏乱跳，谁都害怕被点到名又背不好，当众出丑挨训，如果被点名两次背不好，那就不是挨训的问题了，而是要当众罚跪，更是难堪。有些人平时背诵得烂熟，一被点到名，思想突然紧张，背得结结巴巴，也难免挨训。这样的紧张空气一直持续到他点到一个人背诵时，其他人才松口气，直到队伍解散，才算真正解除警报。
正因如此，同学们对英语课不敢有丝毫放松，每晚入睡前的几分钟都利用上了。一进寝室，感到特别安静，没有任何嘈杂声音，也没有闲扯谈心的，都在默默背诵英语，直到进入梦乡；一觉醒来也偎在被窝里背英语。我也曾经被点过一次名。运气不错，点到我背的恰是我背得最熟的一课，我流利地背完了全课文，受到了校长当众表扬，以后再也没点我背过英语了。同学们大都摸透了校长的规律，如果你在他面前第一炮没打响，他会死死记住你的名字，每隔几天就要点你一次，直到你背得很流利才肯罢休，否则是难以脱身的。这位校长对老师的看待也不一样，特别器重英语老师，几个英语老师教得更起劲，认真负责，对学生要求严，老师们可能也是怕自己所教的学生被喊到队前当面出丑自己脸上不光彩。在那几年里，湖北省各普通高中毕业生中，英语最强的要数我们学校的学生，不少人进了大学英语系。我也考过外语系，英语成绩并不差，只因史、地、生丢分太多，加上录取比例又太小，故失之交臂。解放后英语停办，改学俄语，我又改学数学专业，英语也就丢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