榔坪往事越千年（三）：悲情人物覃佳耀（上）
从花果石后山俯瞰凤凰山及周边。清嘉庆元年，这一带都是充满硝烟的战场。（李东红摄）
榔坪人覃佳耀，清代嘉庆年间长阳白莲教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长阳民间两百多年来家喻户晓的人物。榔坪河南北两岸，秀峰桥山里山外，都曾是弥漫烽火硝烟，遭受战争洗礼的战场。
这场起义，始于嘉庆元年（1796）二月，终于嘉庆三年（1798）正月。持续时间虽短，但却是白莲教起义（1796—1804，又称川楚教乱、川楚白莲教起事）重要组成部分。第一，长阳是白莲教在鄂西传入最早的地方之一，是白莲教起义的策源地，发动白莲教首义的领袖人物张正谟也是长阳人。第二，长阳白莲教起义，与前后一个月率先举事的宜都、襄阳，以及同年九月举事的川东白莲教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是川楚诸多起义力量中清军最难啃的四块“硬骨头”之一。从嘉庆元年四月初二日，至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下达镇压长阳白莲教的谕旨，达41道之多。
白莲教起义失败以后，清廷为宣扬武功，巩固统治，专门组织编纂了纪事本末体专史《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颁行《御制邪教说》“教育”天下。长阳白莲教起义“熄火”十七年以后重修的《长阳县志》，用近9000字的巨大篇幅详细介绍了起义以及镇压起义的过程。在这些封建统治阶级编纂的史志中，覃佳耀等起义领导者被称为“贼首”，起义军被称为“邪匪”。而在1992年编成的《长阳县志》（1840—1985），按照旧的史学思维，不惜突破时间断限，把覃佳耀、林之华、林幺姑等人作为与辛亥革命、土地革命烈士齐名的“英雄”，列入志书卷二十七《人物》中。
我们如何看待历史，后人就会怎样看待今天的我们。二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不禁要问：覃佳耀们究竟是贼首？还是英雄？我们全面了解长阳白莲教起义的历史，对白莲教起义进行正确的认识，将影响今人的思想，后人的认知。
（一）
覃佳耀（又作覃家耀、覃加耀），本名秦佳尧，榔坪秦氏三房祖秦思道后裔（应系由归州回迁长阳的一支），二十七世“佳字辈”，约于乾隆中后期出生于榔坪龙潭河夹椅湾。本是秦姓人的他，为什么被史书和方志写作覃姓呢？
经过分析，笔者认为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榔坪秦氏对外称覃氏。据2016年《秦氏宗谱》按老谱记载：明初，秦氏十四世祖秦思让（《秦氏宗谱》分支世系十六卷，有十四卷记载的是思让后裔）夫人李妙清，系靖州屯田都御史李朝用之女。“用被廷遇害时，明政不纲，汝属多遭株连。让祖乃更秦为覃，以避之。由是续陈上宪（注：上司）'长阳并无秦氏’。”对比《秦氏宗谱》记载发现，凡明清志书所载榔坪秦氏人物，均作覃，如覃彦才（思让三子，明石阡府推官）、覃诩（思让后裔，明峨眉知县）、覃佳宝（诩后裔，善行，同治《长阳县志》首载）等等。这说明，榔坪秦氏对外称“覃氏”，由明初及至清末。第二，因为读音有相近，过去秦覃不分、覃谭不分的现象屡见不鲜。如覃，作为明清以来长阳（包括榔坪）人口比较多的姓氏之一，有多种读音，其中一种读音为“qín”，与秦的读音相同。白莲教起义发生时，很可能先是地方保甲，经塘兵逐塘口报后，才经宜昌中营外委书面上报至宜昌镇。由于事发紧急，又经过层层转报，驻军来不及核实姓名，故臆秦为覃，臆尧为耀。最后将错就错，一错到底。第三种可能是，覃佳耀起义以后，秦氏宗族为免受株连，于是将其开除族籍，与其撇清关系。
长阳为什么会发生白莲教起义？覃佳耀又是如何成为长阳白莲教起义的头号首领？这一切，要从白莲教的起源发展，以及乾隆末期中国、长阳的社会背景说起。
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民间的一种秘密宗教结社。早期的白莲教崇奉阿弥陀佛，提倡念佛持戒，规定信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它号召信徒敬奉祖先，是一种半僧半俗的秘密团体。由于教义简单，经卷通俗易懂，为下层人民所接受，所以常被利用做组织人民反抗压迫的工具。在元、明两代，许多人以白莲教为外衣，发动了多次农民起义。元末红巾起义领导人韩山童、刘福通、徐寿辉、邹普胜等，都是白莲教徒，他们以明王（即阿弥陀佛）出世和弥勒下生的谶言鼓动群众，产生很大影响。可以说，朱元璋正是借助广大白莲教徒的力量，建立了明朝政权。正是因为白莲教具有极大的煽动力，明清以来，成为政府镇压的对象。流传到清初，白莲教发展成为反清秘密组织。
覃佳耀出生屋场遗址（图片来自2016年《秦氏族谱》）
清代中期以后，人多地少的矛盾、政治上的腐朽、连年的自然灾害、政府对山区管控的薄弱、白莲教的传入和政治目的，以及起义领导者个人背景及性格等等，是促使白莲教起义爆发蔓延的原因。“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清代川、楚、陕、甘、豫，起义军众多，不相统领，各自为阵，原因有同有异。在此只说几个与长阳白莲教起义的主要原因。
求生存，是首要原因。古代百姓，由于自然环境相对恶劣，生产力相对落后，人们的需求并不多，最主要的需求就是有饭吃，活下去。到今天，吃饭还是人们的第一件大事。但凡民不聊生之时，皆是怨声载道之际，发展到一定程度，民变甚至起义的火药桶就会被点燃，从古至今的例子，不胜枚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在农业社会，要吃饭首先要有田种，有粮食收。清代初年，是长阳人创业当“地主”的黄金机遇期。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至康熙十二年，长阳纳粮人口由明万历年间的3250人锐减到1900多人，大量土地荒芜，无人耕种。此时，社会已相对安定，一部分原住民返回原籍复业。同时，通过政府组织，来自湖南、江汉平原地区及周边州县的无地少地的农民开始陆续“进山”开荒，“挽草为业”。从康熙三十六年（1697）到乾隆二十一年（1756）的59年间，在政府的统一组织下，土著居民的新增人口及外来移民，陆续开展十七次垦荒。至此，长阳中、低山自然条件相对优越的地带，全部开发殆尽，都有了“主人”。后来出生以及迁入的新增人口，要么到人迹罕至、野兽出没的高寒地区“广种薄收”，要么沦为地主的佃户忍受剥削，人多地少的矛盾越来越严重，吃不饱穿不暖的贫民越来越多。“吃的是蒿子饭，睡的是猪油渣（破棉絮）。”
说政治上的腐败，主要是指制度上的腐败，说白了还是与经济有关，涉及赋税和蠲䘏制度。乾隆三十年以后，“永不加赋”，按《赋役全书》规定，长阳赋税为九百二十三两五钱八分二厘零。冒一看，这个数字并不高，因为均摊在每个老百姓身上的费用并不多。但是帐不是这么算的。因为直接给国家交纳赋税的人是地主，而不是农民。地主不是慈善机构，他们除了给国家交的税钱，还要从佃农手里攫取更多。所以农民辛苦一年，最后落到手上的并不多。再说蠲（注：免除）䘏，这是古代的救济救灾制度。“我国家休养生息，黎元阜安，偶遇水旱则蠲岁租，间发征徭则免里役。”（道光《长阳县志》）这冒似又是一个好政策，但真正惠及百姓特别是佃农的太少，朝廷虽然免除了地主的赋税，但佃农交给地主（少数品德高尚者除外）的一个子儿都不少。这一点，就连皇帝也一清二楚。“惟是输纳钱粮，多由业户。则蠲免之典，大概业户邀恩者居多。彼无业贫民，终岁勤动，按产输粮，未被国家之恩泽，尚非公溥之义。”（雍正十三年乙卯清世宗谕旨）针对这种情况，皇帝采取“其令所在有司，善为劝谕各业户，酌量减彼佃户之租，不必限定分数，使耕作贫民有余粮以赡妻子。若有素丰业户，能善体此意、加惠佃户者，则酌量奖赏之。其不愿者听之，亦不得勉强从事。”（同上）这种靠道德而不是靠制度的作法，对地主不起任何作用。上述两种制度，说到底是因为封建王朝只会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但这种不平等、不平衡的搞法，必然会加深贫困百姓的仇恨。
乾隆中期以后，全国水旱频仍，长阳也先后发生了两次全县性的自然灾害。一次是乾隆四十三年（戊戌）的大旱灾。据旧志记载：“〔乾隆〕四十三年，大旱，民食树皮、草根、观音土，死亡相踵。”清代乾隆年间中国著名诗人彭淑（字秋潭）的一首竹枝词，反映了这场“奇荒”过后不少人避灾逃难，颠沛流离的凄惨场景。“劝郎切莫上川西，劝侬切莫下竹溪。川西虽好风波险，竹溪虽好有别离。”其自注：“长阳俗，重去其乡。戊戌己亥之间，有挟家赴竹溪、房县者，至卖其妻，在长阳为异事也。”另一次是乾隆五十三年的大水灾。“五十三年，清江大水，坏城郭，漂没沿江田庐无算。”（道光《长阳县志》）水灾过后，湖北布政使陈淮专门来长阳查灾。三司以上大员莅临长阳，这在明清时期是唯一一次，可见灾难之重，官员无法回避。这次水灾，除长阳外，还涉及长阳沿岸十四州县及九卫，面广人多。灾后赈灾时，长阳只被定为“六七分”灾区，皇帝“仍著该督抚察看情形，或酌借耔种口粮，或减价平粜，分别酌办。”官员酌办，这在当时几乎是个笑话。有清人笔记记载，时任湖广总督毕沅，与湖北巡抚福宁、湖北布政使陈淮，三人联合，索敛民财。有民谚：“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两次灾害过后，长阳下层贫民可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乾隆六十年，爆发了湖南、贵州苗民起义，清政府从各省抽调大批人力、财物进行镇压。由于湖北、四川二省邻近湖南、贵州，所以两省人民负担更加沉重。但地方官“赋外加赋”，残酷榨取，造成了“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十九：洪亮吉《征邪教疏》）
白莲教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传入长阳并兴起的。据《剿平三省邪匪方略》，乾隆中期，安徽人刘松“假治病持斋，伪造经偈，传徒遍天下，是为白莲教之首。”乾隆四十年，刘松在河南鹿邑被捕，遣戍甘肃。其后，手下刘之协、宋之清授教川陕及楚，“倡言劫运将至，遂谋不靖”。据道光《长阳县志》记载，当时刘之协就曾到长阳传教，先后发展刘光先、赵利全等长阳教徒数人，后渐至数百上千人。事发，宋、刘二人逃亡，被清政府全国缉捕。而“吏奉行不善，胥役假威肆虐，逐户搜括，富破家贫陷死者无算。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檄之荆宜，罗织瓜蔓，怨声沸道。”（宣统《湖北通志》）在各级官府“不可使一人漏网”的猛力通缉下，不仅白莲教徒人人自危，未信教者也惧怕株连，一时间人心惶惶。乾隆五十九年，各地白莲教为反抗清廷镇压，决定先入为主，相约于“辰年辰月辰日”（即嘉庆元年三月初十日）举事。
同治《长阳县志》关于白莲教起义的记载
发动白莲教首义的是长阳人。据清宫档案记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四月，长阳人张正谟、林之华等，经湖北房县白莲教首领白培相传授入教（推测覃佳耀等也在当时入教）。张正谟生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是个传授武术的教师。乾隆六十年八月，张迁居荆州府宜都县，利用县衙差役身份，在宜都、枝江等地广泛发展教徒，利用宜都洋津畈教徒聂杰人（大地主之子）的财力，秘密筹备起义。至嘉庆元年（1796）正月，枝宜教徒达到二千余人。此时，宜都、枝江、长阳、长乐白莲教之间也已互有联络，围绕全国“辰年辰月辰日”举事的目标，加快发展教徒，私造军火，筹备粮饷。没有不透风的墙。由于教徒声势过大，部分人组织纪律性差，其活动很快被官府侦知。嘉庆元年正月甲寅，张正谟推举聂杰人为起义军首领，“啸聚数万人，盘踞〔宜都〕灌湾脑”，揭开了川楚陕豫甘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的序幕。
嘉庆元年正月，长阳金子山、七坵及长乐教徒响应枝宜，揭竿而起。据道光《长阳县志》记载：嘉庆元年正月，刘光先、赵利全等，“在七坵、金子山各处倡吃斋烧香之说，宵聚昼散，始而敛财行淫，渐至阴谋不轨”。由于起事匆忙，准备不足，长阳县城周边及长乐县的起义迅速被镇压。在湖北按察使张长庚的统帅下，宜昌镇曾攀桂、荆宜施道崔龙见先赴长乐剿贼，随即与长阳知县陈熷、署县事沈堂，“查拿本境，搜器械，擒渠魁，余党听出首自新。”“前后擒治百余人。”面对严峻的形势，长阳白莲教徒当然不愿意束手就擒，决定接踵而起。此时，偏处长阳西隅、政府管控薄弱地带的覃佳耀与林之华，已各自聚集了数千人队伍。“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场轰轰烈烈、威震清廷的长阳白莲教起义即将在鄂西万山中上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