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日常阅读 10 | 程莹：非洲的科幻创作不是舶来品
在这些共享愤怒与无奈的时刻，我时常切身地感受到大众文化表达与消费之于普通人的意义。这些被知识精英鄙夷的文化制品的流行，并非一种走向迷信与反科学的“社会倒退”。它们是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普罗大众，对等级化的社会结构进行阐释与批判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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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非洲最知名的科幻小说家尼日利亚的青年女作家奈迪·奥考拉芙（Nnedi Okorafor），曾将自己的科幻题材创作称作是“Africanjujuism”——她认为非洲的科幻作品应当是真实存在的非洲信仰、宇宙观和想象力的结晶。她之所以毫不避讳地引用“juju”，是为了突出其创作中的非洲中心意识，强调在非洲科幻题材的创作并不是一个“舶来品”，而是对本土叙事传统和信仰文化的自觉引用。
——程莹
程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助理教授。博士毕业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非洲语言文化系，研究兴趣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文学、视觉和表演艺术，青年与大众文化，曾多次前往尼日利亚和南非等地进行田野调研。
DAILY READING
非洲的科幻创作不是舶来品
我的日常阅读 10
三联学术通讯
近五年国外原创文艺作品（文学、影视剧等）中，你最喜欢的是哪几部？请择一二并申述理由。
程 莹
我想推荐一本由著名的非洲文学网站Brittle Paper与尼日利亚小说家沃莱·塔拉比（Wole Talabi）联合编辑的非洲短篇科幻小说集《非洲未来主义选集》(Africanfuturism：An Anthology )。这本书汇集了8篇来自尼日利亚、乌干达、博茨瓦纳、塞内加尔等不同非洲国家的科幻作者的作品。
《非洲未来主义选集》
这本小说集目前可以免费在线阅读全文 http://brittlepaper.com/wp-content/uploads/2020/10/Africanfuturism-An-Anthology-edited-by-Wole-Talabi.pdf
作家们对未来的想象各不相同，其中一篇《葫芦果》（“Fruit of the Calabash”）读来颇有亲切感，让我想到许多在尼日利亚调研和生活的场景。故事发生在西非国家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一家私人生殖医学诊所。主人公马塞索曾是尼日利亚国立医院生殖科的医生，她从公立医院辞职以后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主要服务于有生殖困难的达官显贵和社会精英。在这家诊所的实验室里，新培育出的胎儿在一排排葫芦形状的人工子宫中成长。马塞索的其中一位顾客是国会议员伊迪斯和他的太太。马塞索小心翼翼地反复检查她的实验方式和操作流程，可不幸的是，她发现自己为议员夫妇培育的第二个胎儿也奄奄一息。而在此之前，暴躁跋扈的议员伊迪斯曾扬言，如果这次仍然不成功，那么他将让马塞索的诊所和实验室“从此消失”。
就在马塞索感到焦虑不安的时候，她的助理伊果悄悄告诉她，议员之子屡次培育失败很可能是一种“报应”。因为坊间传言，伊迪斯是用了“邪恶的”juju民间魔法才换来今日的政治权力和财富。一直接受现代医学教育的马塞索自然不买账。可伊果还是偷偷请来了她的姑妈——一位“科学占卜师”（scibabalawo）。姑妈将议员夫妇的胎儿从洁净的实验室挪到后院的泥土堆、并用河水施以传统仪式的时候，胎儿竟有了复活的迹象。
这个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却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非洲科幻小说——未来科技总是与现实世界以及传统的仪式和信仰元素密切纠葛。在作家身份之外，作者拉菲亚特·阿里宇（Rafeeat Aliyu）还是一名记者。他笔下的未来世界总是尖锐地折射出现实镜像：贪婪的官员与滥用职权的医生、被生育和母职捆绑的女性、严重等级化的城市空间结构等。比如，作者在人物和故事场景的铺陈中，寥寥数语就带出了近几十年来非洲公立医疗体系以及基础设施私有化带来的严重后果——公共资源不断向极小部分的上层倾斜、普通人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水电、医疗和教育等公共服务。再比如，未来世界中的空间穿行、严格的安保其实也反映着当下城市化过程中愈加严重的空间区隔。在向城市边缘无限蔓延的贫民窟中，人口密度不断激增、汇集了大量的无业人士，被视为“肮脏”与“危险”的地带。而在小说的结尾，那个被河水洗礼，偏要在泥土中、而非无菌实验室里生长的胎儿，则颠覆了“肮脏”与“洁净”、“神圣”与“污秽”的界定。作者通过医学与传统的谜题，向政府治理者所信奉和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发展逻辑表达质疑。
这篇小说里最核心的元素是juju巫术和助理伊果的姑妈——一位“科学占卜师”（“scibabalawo”）。Babalawo是西非约鲁巴信仰文化中的重要角色，他们通过一种被称为伊法（Ifa）的占卜仪式回溯过往和拷问现实来预言未来。（中国读者或许更熟悉的诺贝尔奖和布克奖获得者沃莱·索因卡以及本·奥克依等作家的小说中，也能见到这个角色。只不过在非洲未来主义的小说里，babalawo可以借助现代网络技术来完成他们的仪式过程。）小说中助理伊果口中那个她随口吐露的“传闻”，即一手遮天的议员靠juju巫术来获得权力与财富，巧妙地折射了一种当下主流的社会想象，一种底层民众对腐败文化的理解方式——人们普遍相信政治精英和资本家往往通过“不可告人”的非法手段积累财富、相互勾结，在民间叙事逻辑中，这些隐秘的方式往往被用传统信仰体系中的“juju”巫术来指代。换言之，传统“巫术”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讨论政治腐败和贫富分化等公共议题的方式。
值得一提的是，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出现在尼日利亚、至今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产业的诺莱坞电影（Nollywood）中， 各种情节片、犯罪片、动作片里最核心的主题就是“juju”。传统的巫术、占卜情节和超自然力量等极其贴地的“迷信”主题备受观众追捧，但也因如此遭到知识精英猛烈地批判。在专门售卖诺莱坞电影碟片的拉各斯Iduma市场上，每周都能看到十几部新电影上映的海报。我曾多次在尼日利亚朋友家同他们的家人一起观看这些影片，其中那些看似荒诞不经的juju“迷信”母题（比如，主人公通过杀妻献祭来获得财富并最终受到惩罚）往往会激起人们最激烈的情感反馈。我还记得在朋友家看电影的时候，常常断电，这时候他们不得不频频起身去院子里打开几乎每家每户都有的发电机。无论是我曾经生活过的伊巴丹和拉各斯，都经常发生“油荒”；有时去加油站排队也买不到油，发电机就没法用。在一片黑暗中，朋友们总会感慨：“你看，这就是尼日利亚——号称非洲最大的石油输出国，简直是个笑话。” 在这些共享愤怒与无奈的时刻，我时常切身地感受到大众文化表达与消费之于普通人的意义。这些被知识精英鄙夷的文化制品的流行，并非一种走向迷信与反科学的“社会倒退”。它们是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的普罗大众，对等级化的社会结构进行阐释与批判的一种方式。
不夸张地说，以“juju”为代表的本土信仰传统已经成为当代非洲文学和艺术形式的母题之一。当代非洲最知名的科幻小说家尼日利亚的青年女作家奈迪·奥考拉芙（Nnedi Okorafor），曾将自己的科幻题材创作称作是“Africanjujuism”——她认为非洲的科幻作品应当是真实存在的非洲信仰、宇宙观和想象力的结晶。她之所以毫不避讳地引用“juju”，是为了突出其创作中的非洲中心意识，强调在非洲科幻题材的创作并不是一个“舶来品”，而是对本土叙事传统和信仰文化的自觉引用。
奈迪·奥考拉芙
Nnedi Okorafor
Nnedi Okorafor备受好评的漫威连载Shuri，人物原型取自电影《黑豹》；她的另系列部作品Binti，正在被改编制作为电视剧。
未来与传统的深度纠葛，让非洲当代科幻小说的时间结构愈加复杂。在我看来这是非洲科幻题材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在这些作品中，最重要的不是凭空幻想科技的未来，而是回到过去和历史。与传统信仰体系紧密相关的时空结构，为我们勾勒出一种非线性的时间观和思考现代性的路径。当代非洲书写中的这一倾向也显示出，在全球化时代，传统思想不断提供着反思现实社会变迁的动力，是当代非洲话语实践和人伦日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这个角度看，这部小说集中收录的奥考拉芙本人的短篇小说《日出》更像是一种有关非洲科幻题材的“元叙事”，它讲述的是一位女性科幻小说家登上一架全透明的飞行器回尼日利亚老家探亲的际遇。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巧妙地刻画了候机时偶遇的一位美国白人男性记者和粉丝对非洲科幻创作者充满傲慢的误解。这种处理让这种科幻小说本身也带上了文学批评的色彩。作家以一种近乎戏谑的方式挑战着读者的神经，敦促其反思自身目光中那种“无意识”的西方中心主义。
对于多数人来说，非洲常被置于世界文学图景的边缘地带。纵然阿契贝（Chinua Achebe）的《瓦解》常被作为代表性的文本加入到世界文学的经典阵列，阿迪契（Chimamanda Adichie）等年轻小说家的名字也越来越频繁地亮相大城市的前沿书展，但世界对非洲文学和艺术的想象依然十分单调和模糊。2000年以来，非洲大陆上涌现出了愈加多样化的文学风格和表达，年轻的作家们迫切地回应着急剧的社会变迁，也与阿契贝、索因卡和恩古吉等经典作家形成了富有张力的对话。简而言之，年轻一代的作家不再满足于过去批评界所纠结的“向外书写还是对内言说”、“本土还是流散”、“现实主义还是'去现实化’”等二元论的讨论。他们就像那些非洲口头故事中的机智人物（trickster）一样，穿梭于大陆内外的文学节日与出版商之间，拒绝来自外部世界的单一叙事，试图找回自主定义“非洲文学”的权力。这种态度集中体现在当下科幻题材的创作中。
对于这些年轻的非洲作家来说，科幻小说不仅是一种方兴未艾的文学形式、一种极具政治性和社会性的表达，也是一场有关“何谓非洲文学”的对话。正如乌干达科幻小说家迪尔曼·迪拉（Dilman Dila）在一次访谈中所言：
“当有人声称科幻体裁对非洲来说是陌生的、这种体裁在非洲没有观众时，我想问：他们说的是哪个非洲？当有人说非洲人还没有准备好消费科幻时，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什么？……非洲人可能对美国队长、星球大战或蜘蛛侠无感，但我们喜欢读约翰·阿基-布亚（乌干达跨栏运动员）跑得比赛车还快的故事，我们的传说中有比路桥更坚硬、可以跑卡车的高大乔木，或者就像诺莱坞电影那样，我们随时准备进入那个充满juju与幻想的平行世界。”
三联学术通讯
近年国内外的原创作品中，你认为哪些作者或创作潮流与方向值得特别关注，为什么?
程 莹
2016年，我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一家书店无意间翻开了一位叫邦加尼（Madondo Bongani）的媒体人写的随笔集（Sigh, the Beloved Country: Braai Talk, Rock ’n’ Roll & Other Stories），其中收录的一篇题为“约堡2020”（“Jozi 2020”）的小说吸引了我的注意。在这个篇幅极短的虚构作品中，作者想象几年以后的约翰内斯堡，变成了一个由华裔市长执政的、被中国元素“占领”的城市。邦加尼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想象非洲未来的作者。近年来非洲本土的文学和艺术创作中，中国在非洲开始成为作家和艺术家们格外关注的议题。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面向。
近年来在不同的非洲国家和城市，我遇到了不少提及中国的非洲文学和艺术作品：津巴布韦女作家布拉瓦约（NoViolet Bulawayo）的小说《我们需要新名字》（We Need New Names，2013）其中一个章节就发生在中国人承包的建筑工地上，尼日利亚戏剧家奥索菲桑（Femi Osofisan）以尼日利亚的中国家庭为背景改编了曹禺的经典剧本《雷雨》。此外，还有阿迪契的《美国佬》（Americanah，2013）、塞菲·阿塔的（Sefi Atta）的《一点点不同》（A Bit of Difference，2013）、南非艺术家肯特里奇的展览《样板札记》（2015）、刚果（金）艺术家塞米·巴洛吉（Sammy Baloji）的系列摄影作品《回忆录》（Kolwezi）等等，这些作品就中国在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对非投资、“中国制造”商品等话题展开讨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非洲知识界和艺术界正将中非交往看作全球化时代非洲人面临的最重要的议题之一。
《刚果有限公司：俾斯麦的遗嘱》
Congo Inc.: Bismarck's Testament
我目前正在阅读的一部作品，是刚果（金）作家布冯（In Koli Bofane）的《刚果有限公司：俾斯麦的遗嘱》（Congo Inc.: Bismarck's Testament），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并未将中国角色处理为一个装饰性的话题式存在，而是给其增添了更多历史与当下的厚度。这个文本的重要性在于，这也许是非洲现当代小说中第一次出现形象丰满且真正深入本土生活的中国人物。
In Koli Bofane （1954—），刚果作家，
多次获得法语文学界的文学奖项。
小说以伊索康佳（Isookanga）——一个刚果丛林部落的青年人的故事为开端。伊索康佳对平静的乡村生活感到厌倦，他酷爱电子游戏并自认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世界主义者”，因此选择只身来到大都市金沙萨闯荡。在金沙萨，伊索康佳误打误撞进入了一群街头青少年组成的帮派（shégués）。在他们居住的集市上，伊索康佳结识了一个被中国老板欺骗而流落街头的四川人张夏。张夏的妻儿生活在重庆，他之所以留在金沙萨、每天在市场上售卖饮用水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当初张夏心怀“非洲淘金梦”来到刚果，现如今两手空空、也没了回去的资本。在青年帮派发起的一次抗议运动中，张夏起到了关键作用，他给这些街头年轻人充当“军师”并向他们传授毛泽东的革命哲学。小说的第二章，题目就叫做“纸老虎”。在这个文本中，中国被呈现为复杂的本土时空变迁的一部分：满口毛语录的张夏代表着一种民间记忆中的亚非“革命叙事”，同时又带有“东方发展模式”的印迹（小说中曾提到，第一次见到张夏的刚果人，都觉得他长得像邓小平）。有趣的是，作者始终将这个中非故事嵌套于一个更广阔的全球视野之中——张夏与伊索康佳一同制作的饮用水被包装成“瑞士纯净水”——因为在当地人眼中，瑞士代表世界上“最洁净的地方”；伊索康佳玩电子游戏的电脑是他从一个在刚果做田野调查的比利时女学者那儿偷来的，而他家乡唯一的网络信号塔则是中国公司搭建起来的；张夏留守重庆的妻子制作的小手工艺品会被运到布基纳法索、塞内加尔或阿联酋，再作为旅游纪念品销往世界各地；而小说题目中“俾斯麦的遗嘱”，显然又指向了1884年殖民帝国瓜分非洲的历史及其与当下非洲政治格局间的关联。
伴随着个体故事照进宏大地缘概念和历史事件之间的裂隙，一种非洲的“全球化”图景在喧嚣的集市和教堂里、在大国贸易与资源争夺的网络游戏中、在最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徐徐展开。纽约大学的评论家Duncan Yoon将这部小说称作一部“全球南方小说”（Global South Novel）。这一提法非常有趣，提示我们重新思考主流学界对非西方世界的文学作品的认识。就像刚果作家布冯笔下的金沙萨和重庆，非西方文学正在走出后殖民批评所树立的“逆写帝国”范式，在曾经的边缘地带内部，一部部新的“双城记”正在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