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宰相张知白受到批评不服，当面揭穿皇上隐私，宋仁宗：升官

文臣武将，皆是国家栋梁，缺一不可。保家卫国靠武将，治理天下靠文臣。文死谏，武死战，是江山社稷之福，也是皇帝之福。

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的皇帝没有几个有纳谏的气度，从谏如流的唐太宗一怒之下说要杀了“乡巴佬”魏征。如果不是长孙皇后劝说，魏征还真的有生命危险。

一代贤君唐太宗如此，其他皇帝更甭说了，士大夫在君王面前一个个俯首帖耳，没有几个真正有骨气的。

但是历史上有个朝代，文人地位非常高，他们不但有自由精神，而且脾气非常大，皇帝在他们跟前都要“受气”，甚至发生过被大臣怼哭的事。

那就是宋朝。

宋仁宗时，有个宰相张知白，担任过台谏官，性情刚直,“言事无所避”,得罪不少人，人缘不好。

一日仁宗皇帝找他谈话，对他说：

“老张（张在其仁宗父皇真宗时就是高官），你要注意工作方法，说话要讲究方式，不然的话太“孤寒”（孤单）了，水至清无鱼啊，你注定是要没有朋友的哦。”

按说作为臣子的，即使不接受皇帝的建议，表面上也要表示感谢，说些皇上圣明之类的话。

谁知道张知白，回怼皇帝道：

“臣非孤寒，陛下才孤寒。”

仁宗问道：

“爱卿这话几个意思，朕哪里孤寒了？”

张知白说：

“臣家有妻孥，外有亲戚，何来孤寒？陛下只有宫女相伴，岂非孤寒？”

一句话，说得仁宗哑口无言，尴尬无比，回到内宫，与皇后说起这事，还感到非常委屈，怎不凄然泪下。

因为仁宗当时年事已高，而他膝下有3个儿子先后夭折，孤单无比，打人不打脸，张知白那番话，戳中了仁宗的要害，伤害到了他内心深处。

不管张知白有意无意，伤害了皇帝，如果换了别人，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不被杀头也会被罢官。

仁宗当时没有给张知白穿小鞋，而是继续让他当官。不仅如此，张知白病重时，仁宗亲自去看望，张去世后，仁宗停止了自己三月三旅游的行程，以表示哀悼。

如果说张知白是两朝重臣，仁宗对他非常客气的话，在处理中级官员的时候，皇帝左右为难，足见宋朝的文人多么“嚣张”。

《蓼花洲闲录》中记载说，宋神宗时期，一个漕官的工作出现失误，被判秋后问斩。

不久宋神宗询问案件落实情况，宰相蔡确回答说：这个漕官不能杀，因为自太祖以来，都没有杀过士人，臣等不想陛下坏了这个规矩。

——“臣等不欲自陛下始”。

宋神宗听了无语，就对宰相说，既然杀不得，那就从轻发落，来个刺面流放吧。

皇上开恩免了死罪，作为臣子们，赶紧借坡下驴感恩戴德谢陛下隆恩，这不为过吧。

可是门下侍郎的章惇却说：

“陛下使不得，这样的话，您还不如咔嚓了他呢。”

——“如此即不若杀之（这样做，不如杀了他）”。

宋神宗一脸懵逼，忙问为什么。

章惇回答说：“士可杀不可辱啊”！

宋神宗气得心脏病差点犯了，心说我这个皇帝当得真窝囊——“快意事更做不得一件！”

因此有人说，宋朝是文人的黄金时代，历史上罕见，不但康熙时代不能比，就是唐太宗时代无法相提并论。

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中国的皇帝大多数像朱元璋、朱棣一样都是暴脾气，喜怒无常，一言不合就问斩，动不动还要株连九族、十族。

站在统治者角度讲，朱元璋们这样做是非常对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如果没有君君臣臣的森严等级，国家就乱套了。

但是宋代不同，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它的基本国策，因此宋朝文人脾气都非常大，他们的精神面貌与清朝大臣截然不同。

或者说，宋代士大夫都非常傲，脾气很大，尤其是在皇帝跟前，傲得要命。

宋真宗朝的翰林学士杨亿，是个直肠子，与善于投机钻营的宰相王钦若（就是跟寇准不对付那位）势同水火。

后来王钦若罢相离京，百官都写送别诗给老领导——这是当时官场潜规则，唯独杨亿不送诗。

宋真宗又来做杨亿的工作：爱卿，你就赠他一首诗吧，不就是动动笔的事吗，又不是送钱贿赂，同事一场嘛。

对于皇帝的劝说，杨亿充耳不闻，不但没有写诗，而且也没有送别。

有一次，杨亿起草一个诏书，是针对契丹的，为了强调两国友好，用了一句词——“邻壤交欢”。

宋真宗审阅的时候，加了三个词“朽壤、鼠壤、粪壤”，孩子气的表达了他对契丹的愤恨和鄙视。

杨亿一看不干了：

陛下您要是这样的话，我拍拍屁股走人好了。

宋真宗只好挽留说：

得得得，我都依你还不行吗，别辞职啊。

接着宋真宗又对宰相诉苦说：“杨亿不通商量，真有气性。”宋朝文人的脾气之大，皇帝的弱势，可见一斑。

皇帝在公事上不能做主，在私事上也不当家。

仁宗皇帝的老师夏竦去世，皇帝给个谥号“文正”。不过是个谥号，但是士大夫不干了，大臣提出强烈抗议：

“谥者，有司之事，且竦行不应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职，而陛下奈何侵之乎？”

意思是说，拟定谥号这事不在皇帝职权范围内，是礼部的事，皇上您别操那份心了。

再说，夏竦人品不咋地，口碑不好，给他个“文正”谥号名不副实。

皇帝无奈，只好将夏竦改谥“文庄”。

宋理宗时，台谏官李伯玉政治上犯了错误被皇帝降级处分，可是处分决定书却没有人写，因为负责起草文件的舍人院不满皇帝对李的处分，这事竟然拖了一年，没有结果。

牟子才到舍人院上班，终于将降级文件起草出来，文中对李伯玉大加赞赏。

皇上一看脸都绿了，这哪里是处分决定，分明是表彰书。

宋理宗找牟子才商量：

“小牟啊，是不是弄错了，朕怎么觉得不该这么写啊。”

宰相也过来说情：

“小牟啊，这不是给皇上出难题儿吗？改改吧。”

你猜牟子才怎么说？

“腕可断，词不可改！丞相欲改，则自改之！”

想改你自己改，爷不伺候！

如此不懂政治的官员，皇上非但没有打击报复，反而让他当礼部侍郎。

了解宋史的人都知道，宋朝也有党争，政治斗争非常激烈，但是北宋文臣没有一个人被杀头，最多被贬职，被流放。

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黄庭坚、苏东坡等名臣，都有被贬的经历。

范仲淹被贬，要让大多数人评论，实在是不冤。

天圣七年（1029）冬至，仁宗准备率领百官为刘太后祝寿。

众所周知，仁宗赵祯的生母李氏身份卑微，是刘太后的侍女。生下儿子赵祯后给了刘太后，刘太后不能生育，对赵祯非常宠爱，视为己出。赵祯登基的时候年仅13岁，刘太后垂帘听政，地位和慈禧差不多。

仁宗19岁时，刘太后大寿，仁宗借此机会表达对母亲（养母）的敬意，未尝不可。

但是范仲淹认为这是将家务事当作国事，十分不妥，于是上疏仁宗不要过分举行。你皇帝尽孝道，可以在宫中为太后祝寿，但是对不起，您不能让百官也参加。

其实范仲淹的想法太迂腐了，皇上太后是百官主宰，百官祝寿天经地义。而且范仲淹还蹬鼻子上脸、为了这点事儿几次三番上奏劝阻，是可忍孰不可忍？

但是宋仁宗仍然没有动杀机，实在是没有脾气。

相比之下，明朝嘉靖皇帝为了让老爸进太庙，大开杀戒，将带头劝阻的200多位朝廷高官全部下狱。将四品以上官员夺去俸禄，五品以下官员134人被施以廷杖，其中有16位大臣死于非命。

形势严峻如此，谁敢顶风而上？士大夫的尊严遂一扫而光，文官仅有的那点风骨不复存在。

到了清朝，经过“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和文字狱之后，江南士风奴化趋势不可逆转，类似宋朝士大夫欺负皇帝的现象，便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