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相管仲的治国之道
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现象是“百家争鸣”，有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学派和各学说主张，对后世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管子》便是其中之一。
《管子》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代表作，也是一部治国理政的思想洞见之书。《韩非子·五蠹》中说“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意思是战国时期，讨论治理国家之事总要以商鞅、管子的理论作指导。因而，《管子》是中国古代倡导依法治国思想的先驱，是齐国政治家、思想家管仲及管仲学派的言行事迹。
春秋战国时期距今已有2800年的历史，在历史的长河中，《管子》这部书对当今的社会仍具有借鉴作用。
管子即管仲、名夷吾，春秋早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政治家。齐桓公元年（公元前685年），得到鲍叔牙推荐，担任齐国国相，被尊称为“仲父”。在任期间，对内大兴改革、富国强兵，对外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管仲一生中最大的作为是安定民众生存为最终目的，在帮助齐桓公称霸的过程中，自始至终以稳定周室权威为前提，在齐相之位做出令千秋后人望尘莫及的伟业，被后人誉为“法家先躯”、“华夏第一相”。
对管仲的历史贡献，《论语·宪问》中记载有孔子的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指出了管仲成就齐桓公的霸业并对华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
01 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管子·牧民》中提到治国理民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发展生产，一个国家，管理百姓的君主，必须致力于农事，注重四时耕种，掌管好粮食贮藏。齐桓公问管仲，怎样才能使国家富裕？管仲的回答是努力种地而顺应农时，国家就一定会富裕。大凡治国之道，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裕起来，民众富裕就容易治理，民众穷困就难以治理。善于处理国政的君主，一定要先使百姓富起来，然后再加以治理，“一个国家的存在，主要是民众的存在”。
唯有粮仓充实，生活富裕，人们自会安居乐业，奉礼守节，懂得哪些是荣耀，哪些是耻辱。“四维张，则君令行”。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义、廉、耻是维系国家的四项道德准绳，缺一不可。有礼，规规矩矩的态度，就不会去超越法度规范，破坏应遵守的规矩原则；有义，正正当当的行为，做人有信，做事有度，就不会妄自求进；有廉，清清白白的心灵，洁身自好，不贪不占，更不会刻意掩饰过错，贪慕虚名浮利；有耻，切切实实的觉悟，有知耻之心，知可为，知不可为，不与邪恶同流合污。
因此，管仲认为治国用此四维，就可以使君位安定、民无巧诈、品行端正、不生邪恶，才会国可守民可知，国泰则民安。一个国家要靠礼、义、廉、耻取信于民众，得信于诸侯！
02 法立令行，则民之用者众。
《管子·法法》是先秦时期的法家思想的重要文献。所谓“法法”，即取法于法，以法行法，以法执法，用法的手段来推行法度。其主旨就是强调立法，立法后上自君臣，下至庶民，皆守之而成规，则国无不治，民无不安。
管仲特别强调统治者首先要遵守法度，遵守行法的合法性。不依照法来办事，国事就没有常规，法令得不到严格的执行，政令更得不到贯彻执行。法治的关键是在上位者要带头遵纪守法，“禁胜于身，则令行于民矣”，只有在上位者率先遵守禁令，民众才能遵守禁令，只有君臣上下都遵守法度，国家才能治理好，故《管子·任法》中说“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
其次是依规矩则才能正方圆，依法度才能治理好国家。“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虽有明智高行，倍法而治，巧者能生规矩，是废规矩而正方圆。
再者要做到法立令行，律政完善，民众赞成。政令之所以能够推行，在于顺应民心，若政令废除，则在于违背了民意。而使政令顺应民心，就要善于听取民意，集思广益，“明君顺人心，安性情，而发于众人之所聚”（《管子·君臣上》）。
03 为政之要，在得人才。
齐王桓公争得霸业，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用人，如若齐桓公不得管仲，则难霸诸侯，而宰相之责，乃是率领百官，总理国政。作为一代国相，管仲之所以能够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与会用人、善用贤良之人是分不开的。
“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管仲总结出王、霸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得人，如果要想成为“圣王”，还必须“卑礼”以待天下贤才。管仲通过对比明主和乱主之间的异同，来强调明主的职责就是要在用人上多下功夫，要用众人之所长，“明主之举事也，任圣人之虑，用众人之力，而不自与焉，故事成而福生”，而乱主自以为是，刚愎自用，不依靠众人的力量，不听正谏，就会事情失败进而祸害随之而来，故曰：“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 （《管子·形势解）。
因而，管仲认为君王应有正确的用人方针和策略，用人不当而引发国之动乱，主张君王在用人原则方面是不能犯错误的。将君王在用人问题上的失误会造成的严重后果也进一步指出：“闻贤而不举，殆；闻善而不索，殆；见能而不使，殆；亲人而不固，殆；同谋而离，殆......”(《管子·法法》）,这里管仲列举并总结出用人方面常犯的几种错误，进而说明用人必注重于贤才的一面，任用那些有真才实干又道德高尚的，言行正直又光明磊落的，做到亲近臣民、同心同德、及时作为才能成就国之强盛，成为人民拥戴的君主。用人方面如果没有根据德来使用人才则是更大的过失，“德厚而位卑者，谓之过；德薄而位尊者，谓之失”（《管子·立政》）。
管仲对于良弼之才的作用，是这样论述的，“凡人君所以尊安者，贤佐也。贤佐则君尊、国安、民治，无佐则君卑、国危、民乱”（《管子·版法解》）。大凡君主之所以能够地位尊崇安定，是因为有贤臣辅佐。贤臣辅佐，国家安定，人民得治，因此说，“准备长远大计在于任用贤人”。
“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我苟种之，如神用之，举事如神，唯王之门”（《管子·权修》）。培育人才是百年大计，注重人才的培养能收到神奇的效用，精心地培育圣贤之人，在从事大业时，一定能够运筹帷幄得心应手，这对成就帝王之业，实为治理国家之上策，也是称王天下的不二法门。
千百年来，《管子》之所以能被后人称道，是因为它所阐述的道理十分深刻，管仲的用人之道中的人才选拔、因才施用、考核等等方法也给了后世以启迪和借鉴。就是对自己的知交鲍叔牙，管仲也坚持做到因才施用的原则，鲍叔牙为人正直刚正，只是不适合做宰辅之臣，但适合做谏臣，所以在齐桓公想立鲍叔牙为相时，管仲提出的是反对意见。而齐桓公自己的一生，戏剧般的为管仲的这些用人之道做了个现身说法。齐桓公执政初期，重用管仲等贤良之才，国家得到大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可是到了晚年却听不进管仲的忠言劝告，用了身边的小人，结果祸起萧墙，最后竟然是死无安身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