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与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创办
蒋建农
1936年6月诞生于瓦窑堡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半年后改称“抗大”），在人民军队的建设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其影响深远。在纪念抗大创建80周年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重温革命前辈当年谱写的光荣历史，深刻地感受到：长征孕育了抗大，在一定程度上说，没有长征，就没有抗大。
一、长征保存和锤炼了红军干部教育的骨干。在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发展红军的过程中，各路红军都曾创办过红军大学或其他类型的红军学校。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将原来的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合编为干部团，下辖三个步兵营、一个特科营（炮兵、工兵等）和一个以师团营级干部组成的上级干部队，全团共1480多人。据担任政委的宋任穷回忆，干部团既是一支战斗队，又是一个培养红军军政干部的学校。一路上，干部团斩关夺隘，参加了突破第一和第四道封锁线、乌江战役、土城战斗、再占遵义、抢渡金沙江、扼守安顺场等重要战役战斗，发挥了关键作用；与此同时，干部团尽量利用战斗和行军间隙，进行训练，开展过遭遇战、伏击战、强渡江河、穿插、迂回、袭击等军事科目的训练。在长征的进程中，干部团不断有干部被补充到战斗部队担任领导职务，特别是在遵义会议后，一些原来遭受“左”倾教条主义者错误打击随上千队长征的同志被平反，如肖劲光被恢复党籍后，担任红三军团的参谋长。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干部团与红四方面军的红军大学合并组成新的红军大学。9月10日，红一、三军先行北上后，原干部团的特科营等随行。部队整编为陕甘支队时，他们与红一军教导营合并组成陕甘支队随营学校。1936年2月，随营学校与陕甘红军的陕甘宁红军军政学校合组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在此基础上，6月，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初改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二、长征途中重新确立毛泽东军事路线对红军的主导地位，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教学内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带有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从1928年5月开始已经产生；在取得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以后，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些源自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又切合中国革命战争实际的战略战术，是红军在历次反对国民党军“进剿”、“会剿”、“围剿”中以弱胜强的法宝。但是却被把持中央领导权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斥之为“游击主义”而受到批判，并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被彻底弃之不用。中央红军是带着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沉痛教训踏上长征路的，而长征初期的机械指挥和湘江之战的惨重损失更加剧了全党和全军对军事路线问题的反思。这种正反两方面的对比和思考，不断在党的领袖中和全军上下酝酿、发酵，终于在遵义会议上得到总爆发。遵义会议集中解决军事路线和军事指挥问题，所有与会者的发言，包括博古的辩解，无一不是聚焦军事问题。毛泽东在会上的长篇发言，据陈云回忆，谈的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会议彻底清算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军事路线，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军事路线在全军的统率地位。长征因此转危为安，红军因此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长征抵达陕北后，毛泽东又对红军建军以来的战略战术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总结和理论升华，撰写了光辉的军事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并亲自在新创办的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讲授。毛泽东指出： “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他明确反对那种照搬苏联内战经验的做法，重申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是“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号召研[来自Www.lW5u.com]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形成，奠定了抗大办学的基石。1961年3月23日，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这样说：“没有那些胜利和那些失败，不经过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经过万里长征，我那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小册子也不可能写出来。”
三、长征中党中央完成政治路线的转变，成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抗大）确定“教育为抗战服务”这一总方针的前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步步深人造成中华民族空前的生存危机。这实际造成中国革命主要任务的变化，即由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变为主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由反帝反封建并重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长征是英勇的红军将士冲破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征服万水千山奔赴抗日前线的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指战员宣传抗日主张、动员全国民众共同拯救民族危亡的过程。1934年7月，第一个踏上长征路的红七军团就是以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出征的（红二十五军也是以第二抗日先遣队的名义出征的）。“北上抗日、共赴国难”是各路红军长征的动员令，也是他们一致的奋斗目标。中央红军刚刚抵达陕甘根据地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特别明确党的性质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而且是中华民族解放的先锋队，这标志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与迎接红二、红四方面军同步，与巩固和发展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同步，党中央全面调整了政策策略，下大气力开展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制定和实施了以西北统一战线带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为最终实现国共合作抗战创造了重要条件。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决定了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办学方针。1936年6月1日，毛泽东在红大开学典礼上开宗明义地强调：我们党创办抗日红军大学，就是为准备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到来。
四、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西北，标志着长征的胜利结束，也使新建的红大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长征是中国南方各路红军的战略大迁徙，长征胜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自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陆续诞生的各支红军终于齐聚西北，第一次纳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直接统一指挥之下，形成为坚不可摧的钢铁力量。与之相应，新的红大自第二期开始，成为各路红军共同的红军大学。不仅如此，为适应新阶段、新任务的要求，红大很快就开始吸收人民军队以外的各界青年。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步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长征保留和锤炼了红军干部教育的骨干；长征确立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地位，奠定了抗大办学的基石；长征完成了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指明了抗大的办学方针；长征扩大了抗大的招生范围，夯实了抗[来自WwW.lW5u.com]大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重要地位。而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的创办，也为红军最终赢得长征的胜利，并将国内战争转变为民族解放战争，创造了最重要的干部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