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名人：上芭《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和喜儿们
来源：读特
董锡麟（1943-2003）是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中杨白劳的扮演者，也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起生活了30年。
1956年董锡麟考取北京舞蹈学校时，我正在读小学三年级，我们住在同一条弄堂。1963年，董锡麟从北京舞蹈学校毕业，分配到上海市舞蹈学校当老师（后任上海芭蕾舞团副团长），执教双人舞。我记得，那时我经常在窗口看到他对着镜子备课。
我父亲丁景唐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时，常带着我们到剧场看各种演出，如舞蹈、交响乐、歌剧、话剧和杂技等。1964年，我和姐姐在“上海之春”（起源于1959年的“上海市音乐舞蹈展演月”，1960年5月更名为“上海之春”）的节目里，发现有小型芭蕾舞剧《白毛女》，看后觉得很不错。翻阅节目单，我才知饰演杨白劳的竟是邻居——董锡麟。不久，《白毛女》经过修改变成了大型舞剧，但杨白劳仍由董锡麟扮演。之后，他演了1000多场《白毛女》。上海舞蹈学校的《白毛女》中，“杨白劳”只有A角，没有B角，都由董锡麟一人出演。
董锡麟 丁言昭夫妇
求教周信芳 “杨白劳”在舞台上站住了
董锡麟小时候在襄阳路小学读书，那时的他爱跑爱跳，还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名次。有一次，他放学后与同学疯玩，待天色转暗想回家时，发现自己的书包不见了。正当他着急寻找之际，猛抬头，看见一个拾荒人背着他的书包正从一边走过，于是他立即百米冲刺，来了个“虎口夺包”。这件事后来在家中一直被大家当作笑话，频频拿出来取笑一番。小学毕业后，董锡麟就跑去考北京舞蹈学校，可能因为他弹跳性特别好，所以一考即中。这以后，弄堂里的小朋友只能在寒暑假时见到他。1956年至1963年，董锡麟在北京舞蹈学校芭蕾舞专业学习了7年。他在班上担任团支部组织委员和劳动委员，在同学中很有威信，曾经组织大家一起养兔子、种花、做肥皂。他的同班同学沈培说：“董锡麟的组织能力特别强，双人舞也非常突出，一直是个优秀学生。”
沈培告诉我：“跳双人舞时，首先要保护女孩子，男舞者宁愿自己受伤，也不能让舞伴有一点儿损害。比如把女舞者托上去再放下来时，要让女舞者轻轻落地，这样男舞者得多用好几倍的力气。练双人舞很有学问，练好不容易，必须更多关心别人才行。董锡麟就是这样的人。”
有一次，我问董锡麟：“你在舞校时功课怎么样啊？”他没有立即答话，而是拿出一本橘红色封面的毕业证书给我。我打开一看，除了语文是4分，其他课目如芭蕾、性格民间舞、双人舞、政治、历史，全都是5分（即满分）。我不由感叹道：“你在学校里可真是个优秀生！”“那当然了，全校没有一个人不认识我的。”他骄傲地回答。
1964年6月，在第五届“上海之春”歌舞专场中，上海市舞蹈学校演出了一个小型芭蕾舞剧《白毛女》。这是以芭蕾舞的形式表现民族革命内容的一次新尝试，舞蹈学校师生勇于创新的精神，获得当时媒体与业界的一片赞扬。上海歌剧院的舞蹈前辈白水写了一篇名为《有意义的尝试——看小型芭蕾舞剧〈白毛女〉有感》，文中说：“我觉得作为创作上的第一次尝试，舞蹈学校选择这样一个群众比较熟悉的斗争故事是很好的，这样做就使芭蕾舞比较容易为观众所接受。我们希望舞蹈学校今后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地探索前进。”早在4月，北京召开音乐舞蹈座谈会，就如何加强音乐舞蹈工作的表现力，特别是舞蹈应怎样树立鲜明的民族特色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小型芭蕾舞剧《白毛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之后，上海舞蹈学校决定将《白毛女》改成大型节目。最早的杨白劳曾由学生扮演，后来考虑到人物形象应更老成稳重些，就挑了身为老师的董锡麟出演这一角色。其实，那时董锡麟也不过21岁，对旧社会劳动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几乎没有深刻的体会，所以感觉表演起来有些吃力。而且，《白毛女》是个现代题材芭蕾舞剧，不能照搬原来的舞蹈语汇，必须从我国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养料，创造新的舞蹈语汇。
舞台上的董锡麟
一开始，《白毛女》完全按照歌剧的故事情节，让杨白劳喝盐卤死去。舞台上的董锡麟就拿了个碗，晃来晃去，最后倒地不起。台下的观众看不懂，还以为他是喝醉酒才倒下呢。于是，参与创作《白毛女》的严金萱、孟波夫妇，带着董锡麟来到时任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家，巨鹿路上一座花园洋房里。由于事先联系过，周信芳早早就等候在会客厅，客人说明来意后，他对董锡麟说：“来，我教你一些老生的表演程式吧。”周信芳将自己代表作《徐策跑城》中的台步、动作、表情等，都一一认真教给了董锡麟。董锡麟也学得很用功，领会得很快，周信芳非常满意。
回到学校后，董锡麟把从京剧大师那里学到的动作讲给编导程代辉听，与她一起研究商量，哪些动作可以用在杨白劳身上。跟着严金萱又去了两次周家后，董锡麟就经常一个人上门求教，向周信芳学了一些老生的基本动作，如抖手、摔跤、蹉步等。周信芳评价董锡麟：“小董不错，我教他戏曲表演，他们再根据芭蕾舞（要求）变成新的动作。”后来，董锡麟在表演杨白劳摔倒那一刻时，运用了戏曲中的一个技巧“僵尸”——不是直挺挺地倒下，要先抬头、下腰，然后梗脖子、勾脚面、蹬脚，全身肌肉收紧，背着地，最后摔倒在地。
当时，董锡麟还与同伴们一起观看了田华主演的电影《白毛女》，一起下基层体验生活，经过不断打磨，董锡麟塑造的“杨白劳”在舞台上站住了。董锡麟曾说：“通过向大师学习，杨白劳的形象渐渐地在我的脑海里形成，（能够）胸有成竹地在舞台上演出这个苦大仇深的农民形象。”
第一个搭档的“喜儿”：蔡国英
芭蕾舞剧《白毛女》中，扮演“喜儿”的有四代人、十几名演员。20世纪60年代，蔡国英是与董锡麟配戏的第一个喜儿扮演者。
1964年的小型芭蕾舞剧《白毛女》全长三十多分钟，胡蓉蓉等编导把一个具有复杂情节的故事浓缩在这么短时间内，是费了一番功夫的。舞剧以“喜儿逃出黄家，躲在山洞里三年多，头发全部花白，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到奶奶庙里取供果充饥”开始，“在庙中，她遇上了收账归来避雨的仇人黄世仁和穆仁智，就用供果砸他们，对方以为是'白毛仙姑’显灵，抱头逃去。紧接着，已经当上八路军的大春回来了，和乡亲们一起找到喜儿，把黄世仁等抓起来法办”，全剧在斗争胜利的情绪中结束。
蔡国英饰演的喜儿
蔡国英说，那时的演员基本上都是学生，特别听老师的话。胡蓉蓉很看重戏剧的结构、舞台调度、走位、人物刻画等，像排话剧一样，十分严格。《白毛女》在“上海之春”一炮打响后，极大地鼓舞了全校师生的创作热情，他们马不停蹄地在随后一年内，将该剧扩展成中型，最后改编成为一部八场大型舞剧。
蔡国英告诉我：“董锡麟经过周信芳大师的点拨，很会表演，我们每次演出都配合得很默契。他是教双人舞的老师，有时没有他的排练，只要胡蓉蓉一请，他二话不说立即赶来指导、示范。他在排练场，学生们觉得很有安全感。”蔡国英清晰地记得，1966年李慕琳校长带领《白毛女》剧组上北京，大家都非常兴奋，因为是第一次出远门。
蔡国英在临近小学毕业时，刚建成的上海市舞蹈学校芭蕾科袁水海老师到小学挑选苗子，她被幸运地选中，1960年进入舞蹈学校学习。1966年10月，蔡国英在徐汇剧场跳完了最后一场“喜儿”。改革开放以后，她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创作方面。为迎接1981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1979年蔡国英与朱国良、钱世锦、林培兴、奚其明、金复载等人组成一支团队，将鲁迅著作《祝福》搬上了芭蕾舞台。
蔡国英一行人带着上海市委宣传部开具的介绍信，先到绍兴再去杭州。他们在杭州租了一条船，在西湖上一起讨论剧本，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讨论得相当热烈。回家后，蔡国英仍然沉浸在创作中。这时她遇到了“瓶颈”——祥林嫂如何出场？想了很久，始终没有想出好的方案。舞台美术设计陆伟良对蔡国英说：“你一定要坚持，不要打退堂鼓，我肯定为你设计最好的景。”同伴们的鼓励，使蔡国英知难而进，终于闯过难关，顺利将根据《祝福》改编创作的独幕舞剧《魂》，以及另两部舞剧《阿Q》《伤逝》搬上芭蕾舞台，并获得好评。当时的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胡晓邦在《文汇报》上撰文说：“这一批年轻人敢想敢做，体现了新的时代面貌。”之后，蔡国英与林培兴、钱世锦又一起创作了双人舞《二重奏》、中型舞剧《青春之歌》。
茅惠芳饰演的喜儿
茅惠芳第一次担任喜儿的角色，是在1966年北京天桥剧场的演出。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她演了很多场喜儿。1972年，茅惠芳在日本遇到松山芭蕾舞团的森下洋子。森下洋子曾问她：“喜儿在看到红头绳时，以及看到杨白劳被打死时，分别是什么样的心情？该怎样表演？”当时茅惠芳的回答并不那么深切。经过多年的演出实践，她慢慢地在心里对人物的把握有了“度”，有了“分寸感”，在对父亲、对大春、对好友的“笑”中，即可分辨出其中的亲情、爱情和友情。后来，人们评论茅惠芳的表演“感情纯朴，形象优美，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1971年茅惠芳首次“触电”，参与拍摄了彩色电影《白毛女》。拍电影不同于舞台上的一气呵成，而是把场次颠三倒四的打乱，演员的情绪也因此需一再调整。说实话，茅惠芳一开始很难适应。还有，导演特别注意演员的手部特写，发现茅惠芳演的喜儿握拳时，总把大拇指包在其他手指中，她自己倒一直没有注意。茅惠芳对我说：“杨白劳的手也有'问题’，导演觉得董锡麟的手不像劳动人民的手，本来打算用替身。后来在董锡麟的努力下，再加上化妆师的妙手，终于让导演满意了。”
1984年茅惠芳离沪赴美，在她爱人沈维滇攻读博士学位的底特律维恩大学舞蹈系任教，后应聘到底特律音乐舞蹈学院芭蕾舞系任教。舞蹈学院的师生们说：“芭蕾舞诞生在西方，现在却是东方人来教西方人跳芭蕾，真是不可思议！”
临危救场的“喜儿”：吕璋瑛
有一次，扮演喜儿的张南、茅惠芳或有事或生病都无法参加演出。《白毛女》剧中没有喜儿，整部戏不就砸了！要知道，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还要陪同外宾前来观看舞剧，这可怎么办？只有让第三组的吕璋瑛上场了。
当吕璋瑛接到通知“晚上要出演喜儿”时，心里直打鼓，非常紧张。团里也紧急动员起来，上午排练，下午乐队来合乐，晚上演出。临上场前，董锡麟对吕璋瑛说：“你放心，我会配合你的。”由于第一次出演主角，吕璋瑛对动作不太熟悉，在与杨白劳跳双人舞时，一不小心搞错了一个动作的方向，有着丰富舞台经验的董锡麟，索性将错就错，跟着转了方向，不知不觉地弥补了回来。这样珍贵的补台，让吕璋瑛心里暗暗佩服。演完后，董锡麟对吕璋瑛说：“我又多了个女儿！”
那天，周总理看完演出后，得知吕璋瑛是第一次扮演喜儿，说：“我看很好啊，像个农村姑娘。”这话传到吕璋瑛耳里，她特别感动，多少年后还牢牢地记着这句话。
吕璋瑛在《红色娘子军》中饰演吴清华
1967年8月，吕璋瑛在新开排的《红色娘子军》中任第一组吴清华，10月在国庆18周年之际出演该舞剧。1969年3月12日，吕璋瑛的母亲去世了。这天她正在演出，没能送母亲，心里非常难过，含着眼泪谢幕。等吕璋瑛演完两场后，才举行了母亲的追悼会。1972年《红色娘子军》剧组到访日本东京。在首场演出前，有关方面安排剧组先到富士山和箱根游览，可是吕璋瑛却主动要求留在宾馆休息。她说：“假如我因为去参观旅游而影响了晚上的首场演出，会后悔一辈子。旅游可以不去，演出一定要全力以赴，保证成功。”
有一天，吕璋瑛因拉肚子发高烧，两眼发黑，腿都提不起来。医务室陶医生往她嘴里塞了一颗止泻药，拉起她就推上舞台。说来也怪，吕璋瑛一听到音乐，精神立即一振，完全投入到演出中。我曾问吕璋瑛：“你是不是有一次跳着跳着，把辫子跳掉了？”她说：“是的。那天在文化广场演出，还是电视转播，没有跳到'逃出南霸天的手掌’，头上的辫子就突然掉下来了。我也不管它，照样跳！有人开玩笑说，你怎么提前参军了！”我继续问：“那个化妆师肯定受处分了吧？”她回答：“好像没有，不过化妆师哭得很厉害。”
还有一次，也是在文化广场演出《红色娘子军》，吕璋瑛穿的短军裤也出了洋相。那时候所有的服装都用万能搭扣，吕璋瑛一人独舞，动作幅度大，搭扣坏了，眼看着裤子要掉下来了，她赶紧一只手拉着短裤，另一只手继续做动作。等她舞完这一段进场，服装师早已等在那里，迅速帮她缝好短裤搭扣。吕璋瑛说：“这些事虽然已过去好多年，可是回想起来，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切都历历在目。”
2019年，三位“喜儿”在上海相聚，左起：茅惠芳、吕璋瑛、朱依群（曾在20世纪70年代饰演喜儿）
从头跳到底的“喜儿”：汪齐风
1989年3月，上海芭蕾舞团决定带着《白毛女》到加拿大访问演出。从前一年开始，排练厅里就又响起了《白毛女》的配乐声。80年代，原先观众熟悉的白毛女、喜儿、大春的扮演者石钟琴、茅惠芳、凌桂明都相继告别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汪齐风、辛丽丽、杨新华等一批青年演员。杨白劳一角仍由董锡麟担纲出演，喜儿换成了汪齐风。
加拿大演出期间，在演员调配上有了重大变化。原来《白毛女》中喜儿和白毛女分别由两名演员担任，这次由一名演员从头跳到底。汪齐风听到这个决定后，感到有些压力。在胡蓉蓉的指导下，她与其他两名演员仔细揣摩角色的内心，刻苦练习技巧，在舞台上准确地把喜儿的天真淳朴、白毛女的坚韧不拔一一展现出来。
我问汪齐风：“与董锡麟配戏，你觉得怎么样？”她说：“和董老师一起，我是一百个放心，非常安心，配合得舒服、自然，很容易入戏。”当时，董锡麟每天给汪齐风等几组喜儿轮番配戏，十分认真。
董锡麟与汪齐风饰演的喜儿
汪齐风是上海芭蕾舞团的一级演员，1980年17岁时首次参加日本大阪第三届世界芭蕾比赛，就为中国夺得第一块奖牌。此后，她出国比赛屡屡取得好成绩。这位在国内外舞坛上享有盛誉的芭蕾明星，在舞台上身着华丽高贵的纱裙，打扮得光彩夺目，在生活中却是朴素得惊人。1991年，我为了写一篇关于时装的文章，特地去采访了汪齐风。一进门，只见她上身穿一件鹅黄色的宽松毛衣，下着一条牛仔裤，浓密的头发用丝带随意地扎了个马尾，就像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
1973年，10岁的汪齐风在闸北区（今静安区）山西北路小学读三年级，被上海舞蹈学校的老师一眼看中，招进舞训班。汪齐风从一年级起练习体操，参加过少年宫的舞蹈队，因此腰腿软度佳，体能也好，动作灵巧利索，富有节奏感，是个非常有潜质的好苗子。进学校不久，汪齐风就显示出敏捷的反应和好学的精神。她每天总是提前来到练功房，晚上还练私功。在老师的眼中，汪齐风对教学要求的理解与体现，是同学们中最好的。
1993年汪齐风离开舞台，办起了芭蕾舞专科学校，还请同学来任教。现在，学校有五六百名学生，包括儿童和成人。学期结束举行汇报演出，看着台上的学生们，汪齐风心里喜滋滋的，觉得自己仍然活跃在舞蹈的世界里。
（原标题：《【海上名人】上芭《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和喜儿们》）
本文来自【读特】，仅代表作者观点。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提供信息发布传播服务。
ID：jr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