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名人:上芭《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和喜儿们

来源:读特

董锡麟(1943-2003)是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中杨白劳的扮演者,也是我的丈夫,我们一起生活了30年。

1956年董锡麟考取北京舞蹈学校时,我正在读小学三年级,我们住在同一条弄堂。1963年,董锡麟从北京舞蹈学校毕业,分配到上海市舞蹈学校当老师(后任上海芭蕾舞团副团长),执教双人舞。我记得,那时我经常在窗口看到他对着镜子备课。

我父亲丁景唐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时,常带着我们到剧场看各种演出,如舞蹈、交响乐、歌剧、话剧和杂技等。1964年,我和姐姐在“上海之春”(起源于1959年的“上海市音乐舞蹈展演月”,1960年5月更名为“上海之春”)的节目里,发现有小型芭蕾舞剧《白毛女》,看后觉得很不错。翻阅节目单,我才知饰演杨白劳的竟是邻居——董锡麟。不久,《白毛女》经过修改变成了大型舞剧,但杨白劳仍由董锡麟扮演。之后,他演了1000多场《白毛女》。上海舞蹈学校的《白毛女》中,“杨白劳”只有A角,没有B角,都由董锡麟一人出演。

董锡麟 丁言昭夫妇

求教周信芳 “杨白劳”在舞台上站住了

董锡麟小时候在襄阳路小学读书,那时的他爱跑爱跳,还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名次。有一次,他放学后与同学疯玩,待天色转暗想回家时,发现自己的书包不见了。正当他着急寻找之际,猛抬头,看见一个拾荒人背着他的书包正从一边走过,于是他立即百米冲刺,来了个“虎口夺包”。这件事后来在家中一直被大家当作笑话,频频拿出来取笑一番。小学毕业后,董锡麟就跑去考北京舞蹈学校,可能因为他弹跳性特别好,所以一考即中。这以后,弄堂里的小朋友只能在寒暑假时见到他。1956年至1963年,董锡麟在北京舞蹈学校芭蕾舞专业学习了7年。他在班上担任团支部组织委员和劳动委员,在同学中很有威信,曾经组织大家一起养兔子、种花、做肥皂。他的同班同学沈培说:“董锡麟的组织能力特别强,双人舞也非常突出,一直是个优秀学生。”

沈培告诉我:“跳双人舞时,首先要保护女孩子,男舞者宁愿自己受伤,也不能让舞伴有一点儿损害。比如把女舞者托上去再放下来时,要让女舞者轻轻落地,这样男舞者得多用好几倍的力气。练双人舞很有学问,练好不容易,必须更多关心别人才行。董锡麟就是这样的人。”

有一次,我问董锡麟:“你在舞校时功课怎么样啊?”他没有立即答话,而是拿出一本橘红色封面的毕业证书给我。我打开一看,除了语文是4分,其他课目如芭蕾、性格民间舞、双人舞、政治、历史,全都是5分(即满分)。我不由感叹道:“你在学校里可真是个优秀生!”“那当然了,全校没有一个人不认识我的。”他骄傲地回答。

1964年6月,在第五届“上海之春”歌舞专场中,上海市舞蹈学校演出了一个小型芭蕾舞剧《白毛女》。这是以芭蕾舞的形式表现民族革命内容的一次新尝试,舞蹈学校师生勇于创新的精神,获得当时媒体与业界的一片赞扬。上海歌剧院的舞蹈前辈白水写了一篇名为《有意义的尝试——看小型芭蕾舞剧〈白毛女〉有感》,文中说:“我觉得作为创作上的第一次尝试,舞蹈学校选择这样一个群众比较熟悉的斗争故事是很好的,这样做就使芭蕾舞比较容易为观众所接受。我们希望舞蹈学校今后朝着这个方向不断地探索前进。”早在4月,北京召开音乐舞蹈座谈会,就如何加强音乐舞蹈工作的表现力,特别是舞蹈应怎样树立鲜明的民族特色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小型芭蕾舞剧《白毛女》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的。

之后,上海舞蹈学校决定将《白毛女》改成大型节目。最早的杨白劳曾由学生扮演,后来考虑到人物形象应更老成稳重些,就挑了身为老师的董锡麟出演这一角色。其实,那时董锡麟也不过21岁,对旧社会劳动人民所遭受的痛苦,几乎没有深刻的体会,所以感觉表演起来有些吃力。而且,《白毛女》是个现代题材芭蕾舞剧,不能照搬原来的舞蹈语汇,必须从我国优秀民族文化传统中汲取养料,创造新的舞蹈语汇。

舞台上的董锡麟

一开始,《白毛女》完全按照歌剧的故事情节,让杨白劳喝盐卤死去。舞台上的董锡麟就拿了个碗,晃来晃去,最后倒地不起。台下的观众看不懂,还以为他是喝醉酒才倒下呢。于是,参与创作《白毛女》的严金萱、孟波夫妇,带着董锡麟来到时任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家,巨鹿路上一座花园洋房里。由于事先联系过,周信芳早早就等候在会客厅,客人说明来意后,他对董锡麟说:“来,我教你一些老生的表演程式吧。”周信芳将自己代表作《徐策跑城》中的台步、动作、表情等,都一一认真教给了董锡麟。董锡麟也学得很用功,领会得很快,周信芳非常满意。

回到学校后,董锡麟把从京剧大师那里学到的动作讲给编导程代辉听,与她一起研究商量,哪些动作可以用在杨白劳身上。跟着严金萱又去了两次周家后,董锡麟就经常一个人上门求教,向周信芳学了一些老生的基本动作,如抖手、摔跤、蹉步等。周信芳评价董锡麟:“小董不错,我教他戏曲表演,他们再根据芭蕾舞(要求)变成新的动作。”后来,董锡麟在表演杨白劳摔倒那一刻时,运用了戏曲中的一个技巧“僵尸”——不是直挺挺地倒下,要先抬头、下腰,然后梗脖子、勾脚面、蹬脚,全身肌肉收紧,背着地,最后摔倒在地。

当时,董锡麟还与同伴们一起观看了田华主演的电影《白毛女》,一起下基层体验生活,经过不断打磨,董锡麟塑造的“杨白劳”在舞台上站住了。董锡麟曾说:“通过向大师学习,杨白劳的形象渐渐地在我的脑海里形成,(能够)胸有成竹地在舞台上演出这个苦大仇深的农民形象。”

第一个搭档的“喜儿”:蔡国英

芭蕾舞剧《白毛女》中,扮演“喜儿”的有四代人、十几名演员。20世纪60年代,蔡国英是与董锡麟配戏的第一个喜儿扮演者。

1964年的小型芭蕾舞剧《白毛女》全长三十多分钟,胡蓉蓉等编导把一个具有复杂情节的故事浓缩在这么短时间内,是费了一番功夫的。舞剧以“喜儿逃出黄家,躲在山洞里三年多,头发全部花白,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到奶奶庙里取供果充饥”开始,“在庙中,她遇上了收账归来避雨的仇人黄世仁和穆仁智,就用供果砸他们,对方以为是'白毛仙姑’显灵,抱头逃去。紧接着,已经当上八路军的大春回来了,和乡亲们一起找到喜儿,把黄世仁等抓起来法办”,全剧在斗争胜利的情绪中结束。

蔡国英饰演的喜儿

蔡国英说,那时的演员基本上都是学生,特别听老师的话。胡蓉蓉很看重戏剧的结构、舞台调度、走位、人物刻画等,像排话剧一样,十分严格。《白毛女》在“上海之春”一炮打响后,极大地鼓舞了全校师生的创作热情,他们马不停蹄地在随后一年内,将该剧扩展成中型,最后改编成为一部八场大型舞剧。

蔡国英告诉我:“董锡麟经过周信芳大师的点拨,很会表演,我们每次演出都配合得很默契。他是教双人舞的老师,有时没有他的排练,只要胡蓉蓉一请,他二话不说立即赶来指导、示范。他在排练场,学生们觉得很有安全感。”蔡国英清晰地记得,1966年李慕琳校长带领《白毛女》剧组上北京,大家都非常兴奋,因为是第一次出远门。

蔡国英在临近小学毕业时,刚建成的上海市舞蹈学校芭蕾科袁水海老师到小学挑选苗子,她被幸运地选中,1960年进入舞蹈学校学习。1966年10月,蔡国英在徐汇剧场跳完了最后一场“喜儿”。改革开放以后,她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了创作方面。为迎接1981年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纪念,1979年蔡国英与朱国良、钱世锦、林培兴、奚其明、金复载等人组成一支团队,将鲁迅著作《祝福》搬上了芭蕾舞台。

蔡国英一行人带着上海市委宣传部开具的介绍信,先到绍兴再去杭州。他们在杭州租了一条船,在西湖上一起讨论剧本,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讨论得相当热烈。回家后,蔡国英仍然沉浸在创作中。这时她遇到了“瓶颈”——祥林嫂如何出场?想了很久,始终没有想出好的方案。舞台美术设计陆伟良对蔡国英说:“你一定要坚持,不要打退堂鼓,我肯定为你设计最好的景。”同伴们的鼓励,使蔡国英知难而进,终于闯过难关,顺利将根据《祝福》改编创作的独幕舞剧《魂》,以及另两部舞剧《阿Q》《伤逝》搬上芭蕾舞台,并获得好评。当时的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胡晓邦在《文汇报》上撰文说:“这一批年轻人敢想敢做,体现了新的时代面貌。”之后,蔡国英与林培兴、钱世锦又一起创作了双人舞《二重奏》、中型舞剧《青春之歌》。

茅惠芳饰演的喜儿

茅惠芳第一次担任喜儿的角色,是在1966年北京天桥剧场的演出。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她演了很多场喜儿。1972年,茅惠芳在日本遇到松山芭蕾舞团的森下洋子。森下洋子曾问她:“喜儿在看到红头绳时,以及看到杨白劳被打死时,分别是什么样的心情?该怎样表演?”当时茅惠芳的回答并不那么深切。经过多年的演出实践,她慢慢地在心里对人物的把握有了“度”,有了“分寸感”,在对父亲、对大春、对好友的“笑”中,即可分辨出其中的亲情、爱情和友情。后来,人们评论茅惠芳的表演“感情纯朴,形象优美,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1971年茅惠芳首次“触电”,参与拍摄了彩色电影《白毛女》。拍电影不同于舞台上的一气呵成,而是把场次颠三倒四的打乱,演员的情绪也因此需一再调整。说实话,茅惠芳一开始很难适应。还有,导演特别注意演员的手部特写,发现茅惠芳演的喜儿握拳时,总把大拇指包在其他手指中,她自己倒一直没有注意。茅惠芳对我说:“杨白劳的手也有'问题’,导演觉得董锡麟的手不像劳动人民的手,本来打算用替身。后来在董锡麟的努力下,再加上化妆师的妙手,终于让导演满意了。”

1984年茅惠芳离沪赴美,在她爱人沈维滇攻读博士学位的底特律维恩大学舞蹈系任教,后应聘到底特律音乐舞蹈学院芭蕾舞系任教。舞蹈学院的师生们说:“芭蕾舞诞生在西方,现在却是东方人来教西方人跳芭蕾,真是不可思议!”

临危救场的“喜儿”:吕璋瑛

有一次,扮演喜儿的张南、茅惠芳或有事或生病都无法参加演出。《白毛女》剧中没有喜儿,整部戏不就砸了!要知道,当天晚上周恩来总理还要陪同外宾前来观看舞剧,这可怎么办?只有让第三组的吕璋瑛上场了。

当吕璋瑛接到通知“晚上要出演喜儿”时,心里直打鼓,非常紧张。团里也紧急动员起来,上午排练,下午乐队来合乐,晚上演出。临上场前,董锡麟对吕璋瑛说:“你放心,我会配合你的。”由于第一次出演主角,吕璋瑛对动作不太熟悉,在与杨白劳跳双人舞时,一不小心搞错了一个动作的方向,有着丰富舞台经验的董锡麟,索性将错就错,跟着转了方向,不知不觉地弥补了回来。这样珍贵的补台,让吕璋瑛心里暗暗佩服。演完后,董锡麟对吕璋瑛说:“我又多了个女儿!”

那天,周总理看完演出后,得知吕璋瑛是第一次扮演喜儿,说:“我看很好啊,像个农村姑娘。”这话传到吕璋瑛耳里,她特别感动,多少年后还牢牢地记着这句话。

吕璋瑛在《红色娘子军》中饰演吴清华

1967年8月,吕璋瑛在新开排的《红色娘子军》中任第一组吴清华,10月在国庆18周年之际出演该舞剧。1969年3月12日,吕璋瑛的母亲去世了。这天她正在演出,没能送母亲,心里非常难过,含着眼泪谢幕。等吕璋瑛演完两场后,才举行了母亲的追悼会。1972年《红色娘子军》剧组到访日本东京。在首场演出前,有关方面安排剧组先到富士山和箱根游览,可是吕璋瑛却主动要求留在宾馆休息。她说:“假如我因为去参观旅游而影响了晚上的首场演出,会后悔一辈子。旅游可以不去,演出一定要全力以赴,保证成功。”

有一天,吕璋瑛因拉肚子发高烧,两眼发黑,腿都提不起来。医务室陶医生往她嘴里塞了一颗止泻药,拉起她就推上舞台。说来也怪,吕璋瑛一听到音乐,精神立即一振,完全投入到演出中。我曾问吕璋瑛:“你是不是有一次跳着跳着,把辫子跳掉了?”她说:“是的。那天在文化广场演出,还是电视转播,没有跳到'逃出南霸天的手掌’,头上的辫子就突然掉下来了。我也不管它,照样跳!有人开玩笑说,你怎么提前参军了!”我继续问:“那个化妆师肯定受处分了吧?”她回答:“好像没有,不过化妆师哭得很厉害。”

还有一次,也是在文化广场演出《红色娘子军》,吕璋瑛穿的短军裤也出了洋相。那时候所有的服装都用万能搭扣,吕璋瑛一人独舞,动作幅度大,搭扣坏了,眼看着裤子要掉下来了,她赶紧一只手拉着短裤,另一只手继续做动作。等她舞完这一段进场,服装师早已等在那里,迅速帮她缝好短裤搭扣。吕璋瑛说:“这些事虽然已过去好多年,可是回想起来,好像就发生在昨天,一切都历历在目。”

2019年,三位“喜儿”在上海相聚,左起:茅惠芳、吕璋瑛、朱依群(曾在20世纪70年代饰演喜儿)

从头跳到底的“喜儿”:汪齐风

1989年3月,上海芭蕾舞团决定带着《白毛女》到加拿大访问演出。从前一年开始,排练厅里就又响起了《白毛女》的配乐声。80年代,原先观众熟悉的白毛女、喜儿、大春的扮演者石钟琴、茅惠芳、凌桂明都相继告别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汪齐风、辛丽丽、杨新华等一批青年演员。杨白劳一角仍由董锡麟担纲出演,喜儿换成了汪齐风。

加拿大演出期间,在演员调配上有了重大变化。原来《白毛女》中喜儿和白毛女分别由两名演员担任,这次由一名演员从头跳到底。汪齐风听到这个决定后,感到有些压力。在胡蓉蓉的指导下,她与其他两名演员仔细揣摩角色的内心,刻苦练习技巧,在舞台上准确地把喜儿的天真淳朴、白毛女的坚韧不拔一一展现出来。

我问汪齐风:“与董锡麟配戏,你觉得怎么样?”她说:“和董老师一起,我是一百个放心,非常安心,配合得舒服、自然,很容易入戏。”当时,董锡麟每天给汪齐风等几组喜儿轮番配戏,十分认真。

董锡麟与汪齐风饰演的喜儿

汪齐风是上海芭蕾舞团的一级演员,1980年17岁时首次参加日本大阪第三届世界芭蕾比赛,就为中国夺得第一块奖牌。此后,她出国比赛屡屡取得好成绩。这位在国内外舞坛上享有盛誉的芭蕾明星,在舞台上身着华丽高贵的纱裙,打扮得光彩夺目,在生活中却是朴素得惊人。1991年,我为了写一篇关于时装的文章,特地去采访了汪齐风。一进门,只见她上身穿一件鹅黄色的宽松毛衣,下着一条牛仔裤,浓密的头发用丝带随意地扎了个马尾,就像一个普通的女大学生。

1973年,10岁的汪齐风在闸北区(今静安区)山西北路小学读三年级,被上海舞蹈学校的老师一眼看中,招进舞训班。汪齐风从一年级起练习体操,参加过少年宫的舞蹈队,因此腰腿软度佳,体能也好,动作灵巧利索,富有节奏感,是个非常有潜质的好苗子。进学校不久,汪齐风就显示出敏捷的反应和好学的精神。她每天总是提前来到练功房,晚上还练私功。在老师的眼中,汪齐风对教学要求的理解与体现,是同学们中最好的。

1993年汪齐风离开舞台,办起了芭蕾舞专科学校,还请同学来任教。现在,学校有五六百名学生,包括儿童和成人。学期结束举行汇报演出,看着台上的学生们,汪齐风心里喜滋滋的,觉得自己仍然活跃在舞蹈的世界里。

(原标题:《【海上名人】上芭《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和喜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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