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吴启桂:信差

信  差

作者 | 吴启桂

上世纪七十年代,通讯不发达,人们的交流全靠书信往来,信件的递送,也就成了联通外界的基本途径。
我家所在的潘村镇是区公所驻地,不知什么缘故,这里的信件,邮递人员不是送到家里,而是送到区辖乡政府,再由乡政府工作人员送到各大队部。
那时,我家的祖屋成了大队部和知青居住点,一家人挤在祖屋前破旧的土房里,高墙大院则成了上面领导做报告、开批斗大会的地方。
尽管是“四类分子”家庭,由于祖父过世较早,省重点中学高中毕业的父亲,按当时的说法,其本人成分是学生,虽受家庭成分影响,但不是批判对象。这样,一些劳动改造活动就都落在祖母的头上,干部考虑我家居住大队部旁,祖上又博施济众,村邻乡舍口碑甚佳,平时只让祖母做一些轻松的事情,大队信件的派送,就交给了祖母。
其时我正上小学,父亲就让我放学后,把递到家里的信件,装进书包,帮着奶奶把信件送出去。
我也就成了中国年纪最小的信差。
信件送到大队部的,是一邱姓年轻人,那时称为公务员,长的很帅,单车骑行技术不错,每次骑车到了院里,总是来一个华丽的漂移,惊羡了多少红男绿女。不幸的是,在一次酒桌上, 三碗白干下肚后昏然倒地,家里人把他放在门板上三天三夜,最终还是没有醒过来。
我虽是小学生,可年龄不是太小,乡下的孩子上学迟,我九岁才念书,在班里也还算年龄小的,背个书包,送个信件也不是多大的事情。
我这个小信差,在前庄后邻有着很旺的人气。那个时候,除了知青、下放干部信件多些,能有书信往来的,要么是有人在外地工作,村邻多称在外当干部的家庭;要么就是有人在部队当兵,或是推荐上大学的人家。
我们大队四个村庄,我背着书包走进哪个庄子,都会带来一阵人群的躁动,急切切跑过来的人围着我,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的书包,似乎这里装满了他们无尽的牵念、担忧,欣喜与期盼。熟悉的叫着我的乳名,没见过的议论着我是谁家的孩子,偶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上前摸着我的头:“这是炮楼家的孙子呀,他家可是个忠厚人家”。我家过去建有炮楼,村人背后习惯称呼祖父“炮楼”。
估摸着应该来信却没有收到的人,满脸的沮丧与失望,垂着头黯然走进低矮的茅屋;拿到信的人,急急地撕开信封,看看远在外地的亲人,有什么惊喜的话题,不识字的人家,赶快跑开,去找民办老师、小队会计念给他们听,分享远在他乡的亲人带来的欢悦。
大多数人是没有信件往来的,也就是人多凑个热闹,看看这些家在外工作、当兵的人,长没长出息,在城里找没找到媳妇,有羡慕,也有嫉妒,更多的是对外面世界的好奇和向往。
欣喜之余, 总有人往我口袋里塞些炒熟的花生、糖爆的玉米花。我带着满足,甚至还有些许的自豪,一蹦三跳地跑回家中,只是看到祖母膀臂上黑底白字的“四类分子”袖章,还有贴在门旁油印的“告诫书”,总有些说不清的耻辱和憋闷。
父亲也经常帮村人念信和写信。念信的时候,往往念的很慢,让人家能感受到来信人对家人的嘱托和思念;写信时,听着他们不停的絮叨、抱怨,父亲总是把她们的焦虑、牵挂写的平缓些,写好念给她们听后,把信笺叠的整整齐齐放进信封,把富蕴时代气息的邮票,端端正正地贴在信封的正面,然后,把一颗颗焦虑的心、一份份挂牵的情,寄往遥远的异地他乡。
在我的信差生涯中,有两件事情,最是印象深刻、触碰心灵。
一是一封来自美国的信件。
邻庄一孙姓人家收到来自美国的一封信,这户人家由苏北逃荒落难于此,也识文断字,可一个外乡人还是很不受待见。信件是其姐从美国寄来的,这位孙小姐原是一位国军将领的小妾,解放前夕随夫逃往美国,现供职于一台驻美机构。收到信后,不知是信件内容还是寄信地址,反正是文字出现了沟通障碍,找到一中学英语教师,也没有搞明白,最后还是一汪姓上海知青解决了问题。
据说,信的内容倒也没什么,无非是离情别绪,问候亲人近况。问题是信封里夹寄着几张其姐的玉照:波浪卷发,轻纱披身,长长睫毛下的瞳眸,娇媚的夺人魂魄,在高高的教堂背景下,散发出柔美旖旎的风情。女人推开盯着照片、眼珠都要爆出的男人,嘴角微微露出不屑之色,可走时还是偷偷瞟了几眼。
在那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这无疑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情调,乡干部上门进行了思想政治教育,让其在回信中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新中国建设带来的翻天覆地变化。后来,在姐姐的资助下,孙姓一家迁居深圳,兴办了一家电子元件企业。
二是一封未寄出去的信件。
我家的祖屋,土改时不在没收范畴,后被集体无端占用。为了要回房产,父亲不停地找寻有关当事人,请托他们向相关部门说明情况,由于缺乏佐证一直难以落实。有一阵子,父亲一直忙碌的很,走访邻居、问询老人,也不时有一些带着帽子、穿着中山装干部模样的人来我家。一天,父亲整理了收集的材料,写了一份申诉信函,准备寄给上级部门,恰在这时,上海市府一位厅级官员,过去与家庭颇有交往,来函说明当时情况,问题才得已解决。
多年后,父亲这份没有寄出的申訴材料,以及一件毛呢外套,也就成了他病逝后留下的遗物。
夏天一过,江淮地区就进入了梅雨季节,往往连下好多天不停,望着公务员送来的几封信件,母亲说:“雨天路滑,又没有伞,天晴了再送吧”。
想着那辦着手指,算着回信日子的几户人家,我背上书包,披上装化肥的塑料袋,一头扎进雨雾之中。
我瘦小的身躯,踏进过无数个家门,拉近了乡村和城市的距离,让村人与远在异乡的亲人,得以情感的交流,也让这偏僻乡村的人,知晓了外面世界的精彩......

图片:网络

编辑:董祖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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