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篆非隶、字势雄伟神奇的《三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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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发神谶碑》，又名《天玺纪功碑》、《吴孙皓纪功碑》等。到了宋代时，此刻石断为三块，故名称《三段碑》。，吴天玺元年（276年）所立。公元264年，三国吴孙皓继帝位，昏庸残暴，政局日渐险恶。276年，改元天玺，为了稳定人心，制造天降神谶文的舆论，以为吴国祥瑞而刻此石。相传为皇象书，但无确据。此碑上段21行，行5字，“詔遺”1行6字，“大吴”1行7字；中段17行，行7字；下段10行，行3、2、1字不等。原碑刻于江宁（今南京市）天禧寺。宋元祐六年（1091年）胡宗师将碑移至转运司后圃筹思亭，不知何时又移江宁学尊经阁，嘉庆十年（1805年）三月校官毛藻印刷《玉海》，不慎失火，此石尽毁。原石上段有元祐六年胡宗师跋，崇宁元年(1102年)石豫刻跋，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耿定又刻跋，清代翁方纲又在石下段刻“北平翁方綱來觀”七字。《天发神谶碑》又名《天玺纪功颂》，刻立于三国吴天玺元年（276）七月。其刻石原由，历来诸说分歧，归纳起来，共有四事：一、天册元年（275），吴郡掘地得银玺，长一尺，广三分，刻上有年月字。二、天玺元年，于临平湖边得石函，中有小石，青白色，长四寸，广二寸余，刻上有皇帝字。三、八月，鄱阳言阳历山石文理成字，凡二十，云“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土，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四、吴兴阳羡山有空石，长十余丈，名曰石室，在所表为大端。此四事均载于《三国志·吴书·孙皓传》。但与碑文所记内容都不相符，且三、四两事晚于立碑之时。根据现有资料，我们无法断定究竟是哪一件或几件事直接导致立碑。不过，这四事皆属符瑞，吴末帝孙皓荒淫无道，贪衡暴虐，而又极端迷信，其在位十六年中，竟因符瑞而八次改元。所以，《天玺碑》因天降符瑞而刻立，来“褒赞灵德，以答休祥”这一点当无疑议。

此碑的建立与迷信有关，而碑文的书写也很奇异。它虽是篆书，但不同于任何篆书面目，康有为曾惊叹为"奇书惊世"。张叔未则云"吴《天玺纪功碑》雄奇变化，沉着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为两汉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其书起笔方重，有隶书笔意，转折处则外方内圆，下垂处呈悬针状，森森然如武库戈戟，凌然不可侵犯。后世篆刻家对此碑很受启发，多取此碑笔意入印。赵之谦"丁文蔚"一印便有此意味，后世认为赵之谦这方印还启发了齐白石，从而形成了大刀阔斧、斩钉截铁的齐派篆刻风格。《天发神谶碑》又名《天玺纪功碑》、《纪功颂》，因断为三段，俗名《三段碑》、《三击碑》。清嘉庆毁于火，原拓本稀少，存世者多为翻刻本。故宫博物院藏有宋拓本。篆书，传为皇象所书，但不能确证。碑字横画与直画交接处多用折法，有隶书笔意。于《石鼓》秦篆之外，书风沉着奇伟，独树一帜，临写此碑要谨防渗入楷书笔调。----《古代碑帖鉴赏》 费声骞此碑书法若篆若隶，在节史上最为奇特。方朔《枕经堂金石书画题跋》曰:"予观其书，方折盘旋以隶笔而行篆体，戈长剑利中实乃弓燥手柔。张怀雳以沉着痛快目之，良下虚也。"近人马宗霍《书林藻鉴》中评:"以秦隶之方，参周籀之圆，势险而局宽，锋廉而韵厚，将陷复出.若郁还伸。此则东都诸石，犹当逊其瑰伟。即此竺疡，是以陵轹上国。徒以壁垒太峻，攀者却步。故嗣音少耳。"不管从用笔上还是从书风上，在书史上确实独一无二的。其书体无疑属篆书，但它的用笔却不是篆法.也不同于隶法。所谓横用竖起法，竖用横起法，横则);起方收，如主横，则起笔先用撇起法，然后提笔，回到近发笔处，下按后右行。而竖多作悬针法，左右二竖，圆纵之笔，收笔也均如悬针，故张廷济喻为"如折古刀.如断古钗"，锋芒锐利，气势峥嵘。转折均用方折法，但此折法与隶不同，是另起一笔，以竖接横而成。行笔(除横之外)往往先按折，然而稍稍轻提，至行笔的一分之二不到的地方，渐按渐行，然后锋芒纵出。与楷书的撇法相类。只是曲直不同。取势上既用篆书的向法，又参入隶书的背法，但总体上却十分协调，这是书者的高明之处。结体方正，既有隶书的宽博奇伟之气，又有篆书上下飞动之韵，峻利昂健，极有胆力，但怪诞离奇，是以惊诸凡夫。但熟视细察之后，总觉得其用笔的方式和结构虽面目显然，但颇多单一，并有着很重的模式化倾向，一旦进入，则往往不能自拔。张延济以为"两汉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其意味是颇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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