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坛往事 ▏大音希声骆泽民
1925 年，上海的戴葆庭先生，从江西鄱阳获得的一枚大齐通宝钱，以500 大洋卖给了古钱大王张叔驯，曾轰动一时，从此张叔驯和戴葆庭先生，名震四海；1942年，北京的骆泽民先生获得了一枚辽代的天显通宝钱，并以3,000 银元之价卖给了日本古钱大藏家大川铁雄，也在泉坛引起巨大反响。从此，骆泽民在中日钱币界声名鹊起，当时其声望与戴葆庭可相提并论，之后钱币收藏家口中就出现了“南戴北骆”的美誉。
从沈阳逃难到北京
骆泽民先生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1 月7 日出生在奉天市（现辽宁省沈阳市），原名骆恩惠，其父很早就在当地经营古玩生意，其长兄骆恩魁（又名骆文元），早年也在奉天市沈阳区小东街三段71 号，开了一家名为“天祐斋”的古玩铺。当时东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日侨居住者甚多，有许多人爱好中国文物的收藏，内中不乏古钱币爱好者，这些爱好者还在东三省成立了钱币组织—满洲古泉研究会。
骆泽民从小喜爱中国历代钱币的收藏，故早在1921 年，就在奉天小南门外察言半街15 号，以骆恩惠之名开设了一家“天祐斋古钱铺”，期间，他曾印发了征求古钱的广告，开始与海内外钱币界的同好有了联系，如日本的小川浩、田中启文、大川铁雄、今井吾造等一些大藏家，和国内的张叔驯、杨庭康（张叔驯的管家）、方药雨、方地山、张綗伯、郑家相、蒋伯壎等人就跟他有通信往来和钱币买卖的关系，张叔驯和方药雨收藏的许多珍罕的古钱币，就是骆泽民提供的。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骆泽民举家迁居北京，先是在东安门大街甲34 号创办了“汇泉堂古钱铺”，从此他不用“骆恩惠”这个名字，而改称“骆泽民”了。到了1955 年6 月3日，由于骆泽民的汇泉堂古钱铺所在地段，因被北京生活服务区征用，其隶属的北京东单区工商管理科，通过与专门经营古玩行业的前门区工商管理科协议，将骆泽民的汇泉堂古钱铺安置到前门东琉璃厂258 号，与“屏古斋”古玩店合并，之后，汇泉堂又归并于琉璃厂219 号的北京文物合作商店。
辽代“天显通宝”钱的由来
骆泽民在琉璃厂一直是主要经营历代钱币，当年他被人称之为“古钱骆”，这与其经手几种珍罕的古钱有关，其中最为闻名的，是那枚卖给了日本大藏家大川铁雄的辽代天显通宝钱。
关于这枚古钱的由来，骆骏生在1986 年《中国钱币》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天显通宝钱发现始末》的文章，特别引用了一段其父亲话：“1935 年12 月1 日，喜鹊胡同1 号王春福家有修房木工周某看到王的古钱说:‘这有什么用?’王说:‘有用，值钱’。周问:‘什么钱最值钱?’王说:‘天显最值钱。’周说:‘我有一个。你出多少钱?’王说:‘给一百现大洋。’当时付与周某二十元车费，周回窦店取来同时出土一罐钱。王又给周八十元。几天后王拿天显到我处，说:‘我给你看一个特别的钱。’我看后说:‘想不到这么难得的东西你得到了，你肯让吗?’王说:‘可以，要从前门大街到永定门的房子。’我说:‘买不起。’王跟我学的古钱。他把这钱存了二年多，卖给了我。合现洋六百元。他得钱后用一两金子打了一个名章戒指。二次大战起，生意艰难，我卖给了日本友人东洋货币协会干事小川浩先生。当时合日本金票七千元。由于日金贬值，只合银元三千元，时约1942 年。”“这枚天显通宝周身绿锈，间有红锈斑驳在其中，‘天显’二字其间自钱外缘向中心有裂纹一道，用放大镜可看出。”
关于这件事，骆骏生可能记错了，他说其父1942 年时将天显通宝以三千元卖给了小川浩，实则骆泽民是卖给了大川铁雄的。大川铁雄得到这枚珍钱后名扬四海，当年他荣选为东洋货币学会副会长，另外他还将自己的斋室取名“天显堂”，而小川浩的斋名是“青宝楼”。1975 年4 月，大川铁雄去世后， 这枚天显通宝钱捐给了日本文化厅。
骆骏生在文章中写道：“家父生前还谈过，一百二十年前，日本有一枚天显钱，卖给德国，藏于柏林博物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博物馆被炸，此钱下落不明。”关于日本那枚天显通宝钱，据我查的资料，在日本明治二十二年（1889 年）七月的《货币》杂志上，中村不折（日本美术家兼文物收藏家）曾撰文作过介绍，现翻译如下：
“天显通宝，安政六年（1859 年）六月二十九日，信州伊那郡板町村的月藏山麓的同村新治，从地里掘出古钱九十余贯文，其中得此有百品余，此即其中一品也。”关于天显通宝，1934 年后，郑家相在上海《晶报》发表的《辽钱考》一文中，曾写到：“张氏（张崇懿）《钱志新编》（1826 年）载之，李氏（李佐贤）《古泉汇》（1864年）存其目。张氏之钱，今不知落何所矣，近惟日本有之，列入泉谱，面文隶书，右旋读，背无文，虽未见原品，据闻甚佳，吾国诸泉家均未有也。”从郑家相的文章可知，在20 世纪三十年代，国内所有藏家均未见过天显通宝实物的。
金代“皇统元宝”钱
骆泽民还经手过另一珍品—金代“皇统元宝”，关于该钱的来历，骆骏生文章中也用了其父说的：“（皇统元宝）是1936 年12 月1 日，沈阳家中长兄骆文元寄来的。他买自法库县王云峰手，王由一百六十多斤古钱中挑出。我在手中也存了多年。1943 年售与李映庵君。时联币三千七百元，约合银元四百元。关于皇统元宝钱，李映庵曾在《泉币》杂志1943 年5 月1 日第18 期中，也有文字介绍：
“皇统元宝隶书小平钱，民国廿五年（1936 年）奉天法库县王云峰所得，售于北京汇钱（泉）堂骆泽民，又转售余，曾经详细检视，紫铜质地，沁绿密度，均足十成交代。惟皇字从自，似乎高古，篆法玉筋，而茂密不及阜昌，宝字长冠，宝开金钱之先河。纵非海内孤物，亦毛公鼎后出，一时无两。”
在李映庵的这篇文章里，罗伯昭先生当时还特地加了按语，他透露自己当年也有意想买皇统元宝和天显通宝之事，罗先生是这样写的：“二年前（1941 年），杨成麒、李庆裕二君尝介绍余购此泉及天显二品，索价八千，余还价六千，未有成议。而申京汇水忽高涨数倍，事遂中置。今归李君，亦叹物各有主。然李君求泉若渴，亦庆此泉得所。申友有议其篆法不合者，然经杨李戴马诸君法眼审定，又何疑哉。”
后来，李映庵过世后，其夫人因生活拮据，就联系了骆泽民，将此钱托交与骆泽民，请其设法代为介绍出让。我们从罗伯昭1960年9 月13 日写给骆泽民的一封信中看到，他又提到这枚皇统元宝钱之事。该信罗伯昭是这样写的： “此皇统钱今年二月在京，承历史博物馆陈馆长、韩馆长召集了上海来的专家，共同看过一次，如张 （綗伯）老、沈子（槎）老、孙鼎和我都认为此钱不是开门见山，只能当作参考品，结果是把此钱退还你店。回到上海后，与小杨（杨成麒）、小马（马定祥）谈及此事，他们一致认为此钱是真品，则又令人捉摸不定了。因此考虑到以研究品之价购此钱，由上海专家，马（马定祥）、杨（杨成麒）、戴（戴葆庭）、张公午等共同研究，作出决定，但无论此钱是真是假，我们得了一定结论后，我仍将此钱捐献历史博物馆，决不会留作自玩。因为我所有的精华已全部送与国家，何必留此一钱哉。至于价格请你店决定，但700 元我无此力量，大约300-400 元还可以。付款期在十月半左右可以送来，望研究。向领导请示后盼来一信为荷。”
骆泽民收到此信后，曾交与店领导商议后，批示如下：定价暂不能动，今后研究调整后再谈。关于这枚皇统元宝钱，罗伯昭最终是否获得就不得而知了，但骆骏生在文章中提到：“此钱辗转又经家父手，后由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北宋“靖国元宝”钱
除了上述两枚珍钱之外，骆泽民还获得过一枚稀世珍品—北宋靖国元宝小平钱。
1955 年，骆泽民曾来上海出差。返京前，他还约我父亲一同去了苏州。据我父亲说，骆泽民在苏州时，他拿出此枚靖国元宝钱，给我父亲观赏，我父亲看后连连称赞。当时，骆泽民见我父亲对靖国元宝这么喜欢，他也深感欣慰，并对我父亲说：“这枚钱只有你跟我才看得懂（识货）啊！”那时，我父亲还曾问过他：“为什么不拿出来让上海的这些大藏家看看呢？”骆泽民回答说：“现在这些藏家经济并不宽裕，购买力大不如前，而且看这枚钱要有一定的水准，并非人人都会看……”骆泽民本人对此钱十分珍视，我父亲几次向其提出割让之求，由于骆泽民与我父亲之间有深厚交情，最终同意割爱。
我父亲当时也缺乏现金，故用一些古钱和银币作价交换得来，当时双方约定，此事对外不予公开，该钱归我父亲后被一直秘藏着，并视作拱璧。
此钱在我父亲处秘藏了三十年，直到1985 年，我父亲写了一篇《补说日本三大钱谱北宋钱》的论文，并发表在1986 年的《中国钱币》杂志第三期上，此时北宋靖国元宝小平钱这才得以披露于世。该文是我父亲精读日本三大钱谱《古泉大全》《东亚钱志》和《昭和泉谱》之后，他对北宋钱补充了一些研究观点，其中就有对宋徽宗赵佶铸“建国通宝”和“靖国元宝”钱的独到见解和分析，他是这样写的：“……无独有偶，余在吴垣获一靖国元宝隶书平钱，绝无仅有。吾子传德酷爱，因而贻之。展阅《东亚》，未述‘建国’有钱，而竟提及‘靖国’有元宝钱，惜有文无图，语仅一行—旧谱：‘靖国元宝徽宗建中靖国元年铸，所云未见’。余迄未悉《东亚》何云而来，愚意徽宗如以瘦金书体为例，则其好事创新之性，何亦不可见于钱文上耶……”
我父亲从骆泽民先生处除得到这枚北宋靖国钱之外，还从他处获得了许多珍稀的历代古钱、铜币以及一些相关文献资料。例如骆泽民先生藏有日本三十八册全套的《古泉大全》，父亲告诉我，当时国内古钱收藏家极少有收集齐全的，可谓非常珍贵。
“汉朱提银”的一场风波
1962 年，骆泽民被中国历史博物馆聘为顾问，当时博物馆方面请他鉴定和整理馆里的钱币藏品。他在整理陈仁涛的藏品时，其中发现一枚定为一级品的“汉朱提银”存在疑问，他经过仔细的观察和研究，认为这枚“汉朱提银”的文字制作以及造型风格均非汉代之作，故他断定此物不会早于明代。另外，他还认为此锭并不含银。遗憾的是，骆泽民当年的这份鉴定意见记录，现在已无法找到了。
关于这件“汉朱提银”，最初是1902 年发现于洛阳白马寺。1903 年，被端方收藏（端方字午桥，号陶斋，是清末大臣，官至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从政之余，醉心于古玩收藏，有《陶斋吉金录》《陶斋藏石记》等著作。）端方得到“朱提银”后，如同拱壁，将此物盛载于特制的木匣中，并亲笔题记“汉朱提光绪壬寅洛阳出土匋斋藏正闇题”，并请当时诸多名家欣赏过目。现盛放朱提银的盒子上，有罗振玉（清代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等人的题记，介绍该银的来历：“此银出洛阳白马寺，殆明帝、章帝时物。往岁端忠敏公督江南时曾寓目，丙寅仲冬药雨先生以两千金得之。属为题记，殊有人琴之感。忠敏遗物，多零落于谁何之手！且幸此银之得所归也。涂月十日上虞罗振玉题记”。我们从罗振玉题记中得知，1926 年方药雨是以两千银元，得到这件端方遗物的。
1935 年，方氏古泉收藏全部转让与钱币收藏家陈仁涛，陈氏对“汉朱提银”也十分看重，视为珍宝。1952 年陈仁涛编写的《金匮论古初集》大型图册中，他对此物还做了重点介绍。1953 年，陈仁涛的全部钱币藏品被国家重金购回，内中也包括了这枚“汉朱提银”。1955 年9 月5 日，文化部将这批金匮室藏品全部移交给北京历史博物馆（现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骆泽民的否定意见，当时曾引起一场风波。对于中国历史博物馆而言，经过许多著名权威鉴定过的一级文物忽然被质疑？！这简直是开玩笑了，其是不是银质，是可以作金属成分检测的。限于当时检测手段落后，谁也不敢从这件“一级文物”上取样，以冒损坏之风险。于是此事一度不了了之。
1997 年夏，中国历史博物馆引进了一台先进的菲力蒲95—DXX 荧光能谱仪。经过对“汉朱提银”的光测后，得出了“汉朱提银”并不含银，而是由铜、锌和锡、铅、铁等元素组成的合金。就连诸多考古学家和钱币鉴定专家都走了眼的“汉朱提银”，在骆泽民眼一“眼”定了真假，其经验之丰，眼光之好，不得不使人钦佩！
骆泽民的臆造银币
据施新彪告诉我，我父亲在上海博物馆工作期间，曾告诉他一些骆泽民早年经营钱币的往事，原来骆泽民最初是专营古钱币的，到了民国十年（1921 年）左右，他的钱币经营范围才扩展到了中国近代机制币，那时他也曾制作了一些臆造金银币。我父亲说，这与当时中国钱币市场有关，由于国内的收藏家大多偏重于历代古钱币收藏，认为机制币年代太近，而且社会上还在广泛使用，故钱币收藏家普遍不注重，认为没有什么收藏价值。而外国人则出于好奇，感觉那些带有人像的中国银币才好玩，有收藏的兴趣，愿意花钱去购买。
事实上，中国近代有人像的机制币是很少很少的，只有天津中央造币厂和个别省份铸造过，种类也不多。当时为了适应市场的需求，随之出现了一些杜撰的机制币。骆泽民在这种情况下，他也通过银楼和造币厂的职员帮助下，制造了五六种臆造金银币，但造的数量均不多，据说，他当年销售的价格，仅在成本上加了两到三成而已。
骆泽民的这些臆造币，严格来说，它更像是现在的工艺品。而平玉麟等人是选择中国银币的稀罕品作假，如陕西壹元、福建壹元、湖北本省、上海工部局、吉林厂平等稀少银币进行精工仿制，从而欺骗收藏家，以牟取暴利，两者之间本质上是完全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