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代压胜钱上的带钩图案
汉代压胜钱上使用的带钩图案，是琵琶形和曲棒形带钩的侧面图。从现有的压胜钱实物资料看，有些图案写实，能够清晰地分清是琵琶形还是曲棒形带钩。其余图案是线条图，图案在细部上有差别，很难见到雷同者，这些图案十分写意，较难具体区分为哪一种带钩，但是从形制上看，均为此二种带钩图案。王仁湘先生将带钩分为八式，汉代存有六式，其中水禽形、琵琶形和曲棒形带钩出土最多，其它种类带钩则出土很少，而且个体差别很大。琵琶形和曲棒形带钩属于大、中型带钩，束系腰间革带主要使用这两种带钩，水禽形带钩较小，主要用于佩器、佩物和佩饰①。琵琶形带钩出现在春秋晚期，曲棒形带钩出现在战国早期，材质以青铜为主，玉次之，汉代以前均有多种形制，进入汉代，特别是在西汉中期以后，逐渐定型为钩首以龙头造型为主，钩体弯曲，带钩整体近似“S”龙造型，特别是在使用者身份较高的青铜错金银带钩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这些特点不仅体现在青铜带钩上，玉带钩也是如此。“汉代玉带钩首……也是以龙首和禽首为主。……琵琶形玉带钩形制仿自铜带钩，也是汉代玉钩中见到的较多的一类”②。定型后的琵琶形和曲棒形带钩造型被广泛采用，逐渐地成为了带钩的标准形制。
那么为什么带钩使用龙头、“S”龙造型，汉代压胜钱上为什么只使用这两种带钩图案，它们又有什么样的含义呢? 这主要是受汉代流行的祥瑞思想影响。“祥瑞说的理论根据相当简单: 简言之，所有自然现象都传达着天的意志，……所有的奇异事物与事件均可以被看做是代表天的指令的‘奇异现象’。我们可以说祥瑞思想的一端是董仲舒的儒家思想，根据他的理论，帝王乃为天子，天子受命于天，通过‘受命符’之类的媒介物传达天的指令即是祥瑞。祥瑞思想的另一端则是由各种大众信仰构成的祥瑞观念，汉代民众沉迷于祥瑞，尤其在灾乱四起的东汉时期，祥瑞的观念到处弥漫。这些祥瑞包含有地瑞、天瑞、植物瑞、动物瑞、矿物瑞、器物瑞、神仙瑞等等”③。祥瑞思想观念被普遍接受与汉代谶纬迷信盛行是相关联的。《说文》言部“谶，验也，有征验之书”，即所谓预言。
汉代人认为祥瑞是代表“上天垂系”的某些现象。例如一只五彩鸟的到来，一只麒麟的发现，一枝禾茎上多长了个麦穗，都是上天的赐福，是当朝皇帝英明睿智、治国有方的预示。根据《汉书·郊祀志》记载，汉代第一次重大的祥瑞是文帝时一条黄龙出现在成纪县，此后各种动物、器物、星系、天气等代表的祥瑞不断出现，到武帝、宣帝、王莽和刘秀时期达到了高潮。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民间祥瑞观念盛行顺理成章。对于一般百姓和官吏而言，他们敬神就是希望祥瑞降临其身。那么怎样才能“主动”地引来祥瑞，而不是“被动”地等待呢? 办法就是“发瑞”。据《史记·封禅书》记载，一位方士劝告汉武帝说如果他想和神明对话，就在日常用品上描画它们的形象，否则神明不会来; 《史记·孝武本纪》记载，武帝用白鹿皮制造皮币，“以发瑞应”; 《汉书·武帝纪》记载了造麟趾金以发祥瑞之应的事。“可以说有汉一代，无论是日常用的车、镜、香炉、妆奁、酒器、水器，还是住房或坟墓里，都普遍装饰着祥瑞的形象。……当时的人们还相信在日常用品和衣服上描画祥瑞的图像可以引出真的祥瑞，叫做‘发瑞’”④。
在汉代，龙的到来是最重要的祥瑞。文帝时来了一条黄龙，汉高祖刘邦也说自己是因为其母与龙交而来到人世。刘志雄等指出，在汉代，龙是通天神兽、吉祥瑞兽和东宫龙宿⑤。当时的人们认为龙是真实存在的，并认为“龙为吉物，遭加其上，吉祥之瑞，受命之证也” ( 王充《论衡·奇怪篇》) 。此时龙的图案尚未被皇家垄断，使用龙的图案和造型来“发瑞”，自然被广泛接受。带钩用龙头为钩首，“S”龙造型为钩身，正是祥瑞思想观念及“发瑞”作法在带钩上的体现。
人们广泛接受并且普遍使用这些带钩，也使琵琶形和曲棒形带钩得以定型，成为了带钩的标准形制。由于这种龙头带钩能够引发祥瑞，因此，带钩本身也成为了祥瑞器。日本有学者认为带钩有厌胜( 即压胜)作用， 《东观汉记》中确有“邓遵破诸羌，诏赐……金蚩尤辟兵钩一”的记载。但是此带钩能辟兵，原因是该钩使用了兵神蚩尤的图案。像这种蚩尤造型的异形带钩极为少见，有厌胜功能的只是个别带钩。一个带钩能发瑞还是能厌胜，除决定于图案和造型以外，还要看文字。目前所见带钩上的文字都是“君高迁”、“长寿”、“长宜子孙”和“千万”等吉庆语言，而没有与厌胜有关的文字。
压胜钱上使用以琵琶形和曲棒形带钩为代表的带钩图案，无疑是为体现带钩的祥瑞含义。汉代带钩数量多，使用范围广，是统治阶级和为其服务的文人武士的身份象征，带钩的祥瑞含义也被人们普遍接受。因此，在压胜钱上使用带钩图案，符合当时社会的观念，是祥瑞思想观念在压胜钱上的具体体现。
压胜钱上使用带钩图案，要表达的自然是祥瑞含义，但是钱上并不仅仅只有带钩图案，还有其它图案和文字，当各种要素结合在一起后，又使该钱有着什么样的性质呢?为说明方便，根据压胜钱上文字和图案搭配的不同将此类钱分为五种: 第一种，钱上只有钱文和带钩图案; 第二种，钱上有钱文、带钩图案和文字; 第三种，钱上有钱文、带钩图案、文字和其它图案; 第四种，钱上只有带钩图案和文字; 第五种，钱上有带钩图案、文字和其它图案。下面从三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材料、形制和钱文。在材料上，压胜钱主要使用青铜材料，也有的表面镏金。青铜与黄金都是吉金，当时流通中的货币材料是青铜。在形制上，压胜钱主要采用了圆形方孔的形制，与流通中的货币形制一致。钱文是西汉五铢、大泉五十、货泉和东汉五铢，同流通货币相同。钱为吉物，“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 ( 鲁褒《钱神论》) 。货币无疑是人们喜欢拥有的财富代表，压胜钱采用同货币相同的材料、形制和钱文，是希望有代表财富的意义。第一种钱可以理解为在流通钱上加上带钩图案，体现的是祈财迎祥的含义。
第二，文字。除钱文外，压胜钱上的文字，绝大多数是“富贵昌、乐未央、大吉羊( 祥) 、命益长”、“宜酒食、乐无事”、“宜官”、“君宜侯王”、“宜子孙”、“禄命长”、“宜泉”、“常乐富贵”、“寿西王母，大宜子孙”等吉庆语言。由此可见，第二种和第四种钱，表达的是祈福、祈官、祈财和祈求平安长寿等吉祥意义。
第三，图案。压胜钱上的图案较多，内容也比较复杂，与带钩同时出现的多为星相图，其中北斗七星图案最多。在汉代，人们将星星与神联系在一起，各种星相也代表了神的意志，神掌管着人间的事物。《搜神记·卷三》有“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求，皆向北斗”。在一般的观念中，北斗主宰了人的生死。“在钱币上装饰北斗七星，是寄托保佑之意。汉代压胜钱上多有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及参宿三星等星相纹，其用途也盖出于此”⑥。除星相图外，钱上还有鱼、龙、凤( 鸟) 、胜、星、月、乳丁、决纹等图案。另外，在个别压胜钱上有博局纹饰。在汉代的铜镜上有“刻娄( 镂) 博局去不羊( 祥) ”的文字，李零先生认为这种纹饰有辟除不祥的功用⑦。但此纹饰与带钩图案搭配的并不多。下图⑧这枚压胜钱，背面虽然有博局纹，但是其间有“寿西王母，大宜子孙”八个字，看不出有压胜的含义，却同钱正面“乐无事，宜酒食”一样，有吉庆的意思。通过对各种图案含义的认识和分析，第三种和第五种钱中，绝大部分的图案同带钩图案和文字一样，表达的也是祈福、祈财、增寿、寄托保佑平安等吉祥意义; 有一些图案有辟除不祥的厌胜含义，但不是主流，而且厌胜的方法针对性并不强，功能也不突出。
李零先生认为，压胜即“厌劾妖祥，也叫厌胜，是驱鬼除邪的巫术”⑨。当时的人们认为鬼怪无处不在，人们得了各种病，就认为是各种不同的鬼造成的。所以，驱鬼避鬼，就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厌胜鬼怪之法也普遍受到推崇。《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甲、乙两种《日书》，列有丘鬼、刺鬼等鬼怪妖祥几十种，并且描述了其特点和不同的厌胜方法。如: 人们“以桃为弓，牡棘为矢，羽之鸡羽，见而射之”来驱逐“刺鬼”。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有《婴儿瘛》( 小儿惊风) 治病方法是: 以草灰涂匕( 饭匙) ，并以泥浆水唾匕，然后祝之( 即祝由，一种咒禁治病的巫术，用于驱鬼治病，也为厌胜法一种) 。祝辞大意为令瘛鬼停止作祟，否则将杀之并陈尸于市。然后用匕刮摩婴儿患处，置匕于泥浆水中，见血则泼之墙上，再取泥浆水，反复操作⑩。可见厌胜是驱逐鬼怪之法，目的是除病、去邪、消灾。在厌胜的方法上对不同的鬼用不同的方法。在汉代人们的观念中，对待神鬼是两种不同的态度，即敬神驱鬼。敬神多用仪式、贡献、造像、语言、文字和图案等来表示对神的信奉，希望得到神的保佑; 对于鬼怪则更多采用的是厌胜办法，从而达到驱逐的目的。
我们从对汉代有带钩图案的压胜钱各个构成要素和五个种类的分析中发现，有压胜功能的钱并不多，总体而言体现的是祈福迎祥的吉祥含义。虽然人们习惯称为压胜钱，但它同带钩的性质一样，是汉代祥瑞思想观念和发瑞做法相结合的祥瑞器，其性质是祈福迎祥的吉祥钱。“善器必用贵人，恶器必施贱者” ( 王充《论衡·骨相篇》) ，这种能够带来吉祥的压胜钱和带钩一样，主要是统治阶级和为其服务的文人武士之类“贵人”日常所用之物。
从出土情况看， “汉代这些精美的压胜钱，多出土于贵族、豪门等上层社会的墓葬之中”
。有带钩图案的压胜钱主要采用圆形方孔形制。此外还有其它造型，如图
这些压胜钱
，它们都留有穿孔。在对实物的考查中，也发现了大量使用的痕迹，说明它们是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物品。主要的用法是佩戴、悬挂和装放在特定的地方。从钱上文字和图案看，在具体用途上内容更加丰富。
特别是这枚压胜钱，刘春声先生就认为应该是一枚祝寿性质的压胜钱。有些钱可能是用于祝贺升迁、结婚生子等，有的用于赏赐、馈赠、纪念、祈福; 有的钱没有净边，可能专门用于殉葬。我们见到的实物不多，史料也乏记载，在当时应用的范围可能比我们认识会更广。此类钱主要是人们日常生活与交往中使用的吉祥之物，绝大部分不是为殉葬专门制造。至于这些钱多出于墓葬之中，一方面是因为汉代至今时代久远，传世的压胜钱极难见到和确认; 另一方面，在汉代，“生器”用于殉葬非常普通，事死如事生，日常佩挂使用的压胜钱在墓葬中出土，十分正常。
有带钩图案的压胜钱钱文最早是西汉五铢。没有钱文的钱外廓高挺齐整，内穿口有的大一些，但相当数量的内穿口不大，且有廓。由此可见，没有钱文的钱，时代也不会早于五铢钱。那些内穿口小且有廓的钱则多是新莽以后的东西。据此断定，此类钱上限不会早于武帝元狩五年，而这一时间，也正是带钩的逐渐定型时期。东汉以后，带钩被带扣所取代，带钩的使用急剧衰落，数量锐减，使用的人群和地域范围也急剧缩小。与此同时，带钩图案的使用也急剧衰落，压胜钱上使用带钩图案，越来越少。曲棒形和琵琶形带钩断代的主要依据之一是钩钮的位置。
西汉时钩钮靠近钩尾，约在钩体的2 /3 位置;新莽和东汉时，钩钮不断前移，大致在钩体1 /2 处; 两晋时期钩钮继续前移，大致在钩体2 /5 处。带钩图案也反映出了这种规律。带钩图案中有两晋时期的形制，考虑到使用带钩图案是一种文化，而文化有滞后现象，因此，此类钱下限定在南北朝时期，当然不可能排除后世个别仿制品存在。有带钩图案的压胜钱的铸造和使用时间是在西汉武帝时到南北朝这一区间。在现有的实物资料中，根据带钩图案、钱文和钱形来分析，西汉和东汉以后的钱并不多，可见，此类钱铸造和使用主要集中在新莽和东汉这两个时期。
注释:
① 王仁湘: 《带钩概论》， 《考古学报》1985 年第3 期。
② 王仁湘: 《钩弋夫人: 荣辱系一钩》，《中国文物报》2010 年11 月13 日第6 版。
③ 巫鸿: 《礼仪中的美术》，下卷299 页，三联书店2005 年第1 版。
④ 巫鸿: 《礼仪中的美术》，上卷151 页，三联书店2005 年第1 版。
⑤ 刘志雄杨静荣: 《龙与中国文化》，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1 版。
⑥⑧
刘春声: 《趣味盎然的早期压胜钱》，《中国钱币》2010 年第3 期。
⑦ 参见李零: 《中国方术正考》，第56 页，中华书局2006 年第1 版。
⑨ 同⑦，54 页。
同⑦，262 页。
图3 采至《第三届中国民俗钱币研讨会文集》第58 页。图4 和图5 采至《第三届中国民俗钱币研讨会文集》第61 页。图6 采至《中国古代压胜钱钱谱》第655页卢振海主编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 年第1版
（本文刊于《中国钱币》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