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善祥 | 小纪马家人10：马兆安

马兆安：像杨树一样扎根小纪

小纪镇   花善祥

作者花善祥先生：小纪镇竹墩村人，扬州作协会员，现任小纪镇文联副主席，在报刊发表过多篇小说、剧本、新闻等作品。著有《竹墩史话》《杨树庄风情录》《中流击水》。

小纪镇有座马氏宗祠。宗祠大门上的对联是“夫人卖饼；贤后含饴”，足见马家十分重视家道文化的传承。如今小纪马家瓜瓞绵绵，尔昌尔炽，知书达礼，修身立命，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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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马兆安高小毕业了。

当时的农村生活相当艰苦，能够吃饱穿暖就很不错了，一般人家的孩子上完初小即回家参加劳动，读完小学上初中的是极少数。1959年下半年开始就进入“三年自然灾害”阶段，马兆安的父母吃够了没有文化的苦头，觉得再苦再难也要让儿子多读书。他们不会说“知识改变命运”，但他们坚信：有文化好，多上学定能学到更多的知识。在他们眼里，文化比金子还金贵。

马兆安的三年初中记忆中，难以抹去的是饥饿。国家对中学生是特别照顾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初中生中的寄读生，国家每人每月保证供应24斤大米；马兆安是走读生，不能享受国家这个待遇。俗话说，“半桩子，饭缸子”。一次，早上在家喝一肚子菜糁儿粥，上完一节课，上个厕所，肚子就空空的了。熬到中午放学，头昏眼花，回家的路刚走了一半，双腿打颤，眼睛直冒金星。到家后，饭桌上放着一大头缽（大号的瓦盆称之为大头缽）菜糁儿粥，没有一粒米，没有一星油花。不管三七二十一，马兆安狼吞虎咽，把小肚子喝得滚圆才放手。

班上陆陆续续有人忍受不了饥饿，退学回家。马兆安从未想过要退学，哪怕剩下两个人也决不回家。饥饿是个现实问题，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里慌，哪能有精神听讲做作业呢。尽管他的父母从牙缝里省出一点也满足不了他这个“半桩子”。马兆安自己动手制作“拉爬网”（一种小型的打鱼工具）。小纪是水乡，河里有小鱼小虾和螺狮，多出几分力总有收获，不管是鳑鲏鱼（极小，且浑身是卡）还是“草鞋底”（这种鱼细如小拇指，红眼睛，往常无人要）统统下锅煮，还是能填填肚子。毕竟是鱼，多少有点营养。

生活是那么艰辛，马兆安咬着牙挺过了三年初中。他常对儿女们说：“世上没有吃不了的苦，下定决心咬咬牙也就挺过去了。”

初中毕业后，马兆安回家参加生产劳动。那时，农村兴起扫盲运动。马兆安白天劳动，晚上担任扫盲老师。扫盲的对象都是成年人，他有耐心，不厌其烦，一个简单的字都要教上十多遍。他爱动脑筋，调动参学人员的积极性，把一个“工”字，组成“工分、工人、工作、工厂、工业、手工、打工、做工、帮工、分工”等词语来教学。群众都夸小马先生教得好。

1963年5月，中央出台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文件。根据这个文件，全国各地广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4年10月，江苏省委确定句容县为社教运动试点，由时任省委书记的江渭清带队，抽调全省党政军、大学生和农村优秀青年等各路人马共5万余人。马兆安作为农村优秀青年被抽调进了社教工作队，先后在句容、邗江、宝应等地搞社教。

在社教工作队，马兆安谦虚好学，积极要求进步。领导交办的工作尽心尽力完成；领导未交办的工作，同事们需要他帮忙的，他从不推委。整天忙碌，没有空闲。进村后，他把扎根串连、访贫问苦、寻找根子、忆苦思甜、发动群众、封账夺权作为发动群众的基本做法，各项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同时，他武装了思想，提升了理论修养；掌握了做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基本要领，提高了领导水平，为日后担任领导职务夯实了基础。

他憨厚朴实、手脚勤快的品性，以及取得有目共睹的成效，赢得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1966年8月29日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教工作队解散了，马兆安回到家乡。

“我是党员，党叫干啥就干啥，我个人没有选择的权利。”马兆安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从社教工作队回来后，组织上让他参加“贫宣队”（贫下中农宣传传的简称）去管理学校，他去了。一年后，组织上让他留在学校担任民办教师，他二话不说。当了三年民办教师，在各项考核中名列第一。

眼看即将转正跳出农门了，组织上又找他谈话，这次谈话的不是一般领导，是公社一把手书记，要求他放弃转正，回大队担任总账会计。马兆安从心坎里是向往当一名公办教师的，但在组织召唤时，他毅然选择服从安排。

党组织没有看错马兆安。1970年，马兆安被提拔出任大林大队党支部书记，那年他35岁。在这个岗位上他一干就是十年。

十年大队书记，对马兆安来说，是终生难忘的，其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酸甜苦辣都经历过，但也享受到了风雨之后的阳光，心中充满自豪。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在逐年改变，小农经济的模式在悄悄地改变；农民的生活年年在提高，手握锄头的农民已经开始跑码头闯市场了，千百年来的农耕生活方式将被打破，队办工业已蓬勃兴起。正值壮年的马兆安雄心勃勃，思想解放，渴望接受新生事物。他在任期间，创办了电镀厂、溶剂厂、家具厂、冲压厂。

当时的社环境并不宽松，“社队办，大坏蛋”的噪音不绝于耳，大队办厂是要顶着多方面压力，冒着一定的风险的。

就说溶剂厂吧，是马兆安通过亲戚搞到了生产溶剂的配方，选了一个人当厂长，选了一个头脑灵活的瓦匠当销售员，生产设备十分简陋：一个棒三个缸。溶剂用于除锈，市场上十分畅销。小纪区十个公社（镇）所用的溶剂绝大多数由他们包揽。溶剂厂的效益十分可观，但也存在一个问题：非生产性开支偏大，主要是销售员推销的费用高，在当时，账务处理有困难，如果照本本的规矩来办，就会挫伤销售员的积极性。一度时期，厂长和销售员情绪低落。

马兆安了解情况后得知，社会上对溶剂厂议论多，而且十分眼红，销售员不但砌了十分气派的楼房，还买了一辆麾托车（在村子里是第一部）。群众议论倒也罢了，镇上（小纪公社已改为小纪镇）竟然派人到溶剂厂查账。明为查账，暗为找岔子。马兆安勇于担当，对镇上领导表态：“溶剂厂厂长的一切费用都是经我手审批的，如有问题打我板子，与厂长无关。销售人员的费用，是大队支委会研究确定的，根据销售量安排的费用，如有问题也由我负责，销量员按章办事，与他毫无关系。”由于马兆安敢于顶，据理力争，镇上查账小组象征性的查了一下就撤回去了。

那一年，大林大队工业产值突破100万（马任书记前仅有20万），年终分配时，根据工业产值考核与全年工资挂钩的责任制，小纪镇党委、政府核定马兆安的年终工资是2500元。在1984年，这是个惊人的数字，是全镇第一。当时工资制度还没改革，各个行业都按全国统一标准发放工资，45元，49.5元，56元，71元，84元等等，镇上书记月工资也不超过百元。

1989年，马兆安被调到镇上，担任水利站站长。大队（村）书记这个岗位，对马兆安来说已经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他的理想是把大林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踌躇满志，甚至有点雄心勃勃。他是士生土长的，对大林这片土地充满热爱，他像杨树一样把根深深地扎入地下，任凭狂风暴雨都不会动摇，他要把青春和热血献给这片土地。然而，组织上一纸调令让他离开了奋斗了20多年的大林。

镇水利站是新组建的，连办公用房都是租用的，一穷二白：一个公章，两张办公桌，三个人。

马兆安身上有一股杨树精神，不管到哪儿，也不管困难重重，他总是埋头苦干，始终保持昂扬的斗志，不畏艰难，把根深深地扎入大地。

上任后，他经常深入村居调查研究，熟悉情况，虚心向老同志、老专家讨教，认真总结历史上小纪洪涝灾害的雨情水情及现阶段水利工程运行情况，紧紧围绕镇党委政府提出的“争当里下河排头兵”的奋斗目标。

他是一个有主见、敢于负责，同时又是一个务实的基层领导干部，在工作上锐意进取，善于拍板。为人正派，办事公道，勤政为民，真心实意为职工谋利益。敢于讲真话，善于抓大事、办实事。“献身水利事业，造福一方人民”成为他的坚定的人生信念。正是这个坚定的信念，促使他在以后的水利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十五年。经受了1991年特大洪涝灾害的考验。他不分昼夜坚守在岗位第一线，观察水位，及时准确地向镇党委政府报告水情，积极建言献策。

马兆安同志在协调和理顺上级有关部门和乡镇的关系方面有独特的方法，讲究分寸，不靠请客送礼拉关系，凭着一腔赤诚和踏实有效的工作业绩，使得上级对小纪镇水利站的水利建设等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和相应的政策倾斜和扶持。马兆安上任后的—年，向上争取到扶持资金2万元，征地3亩，建了8间办公用房。

马兆安在水利站长岗位上一直干到退休。他无怨无悔，任劳任怨，默默耕耘，不计个人得失，将自己全部的热情、智慧和心血都献给了小纪的水利事业，处处彰显着一个基层水利人的大爱情怀。他也赢得了小纪干部群众的赞誉，也得到了组织和领导的信任，多次被小纪镇党委政府和江都区水务局表彰为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小纪水利站多次被江都区政府表彰为先进集体。

马兆安今年已77岁。但他还没有完全退休，仍然关心支持镇水利事业，关心支持纪西村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积极建言献策；发挥自己的特长，创作数十首歌颂党、歌颂改革开放、歌颂新农村建设的诗词，有20多首被区镇诗刊选用。

“莫道桑榆晚，微霞尚满天”，马兆安像一棵水乡的老杨树，没有华丽的外表，只有一颗挺拔向上的赤诚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