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言书：笵仲淹《上执政书》导读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如果说《岳阳楼记》是他文学家的代表作，那么，《上执政书》则是他政治家的代表作。

1024年，范仲淹与李氏成婚于应天府之后，即接母亲来此赡养。1026年，母卒，范仲淹便来应天府守丧三年。母亲丧事既办，他“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于次年决然破除“守丧不言国事”的陈规，以洋洋万言，“冒哀上书言国家事”，写就了扛鼎之作《上执政书》。这篇奏章的字里行间跳荡着一颗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闪耀着激浊扬清、革故鼎新的思想光芒。
在奏章中，他非常直率地分析当时的情况：“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
“朝廷无忧则苦言难入，天下太平则倚伏可畏；兵久弗用则武备不坚，士未曾教则贤材不充；中外奢侈则国用无度，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
“苦言难入则国听不聪矣，倚伏可畏则奸雄或伺其时矣，武备不坚则戎狄或乘其隙矣，贤材不充则名器或假于人矣，国用无度则民力已竭矣，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
在这里，范仲淹一针见血地分析了北宋潜藏或存在的种种危机，岂不令他担忧？
那么，地方官吏的状况如何呢？“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鳏寡不恤，游堕不禁，播艺不增，孝悌不劝。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这种身在其位、不谋其政、徇私枉法的官吏，又怎么不让范仲淹担忧？
范仲淹以非同一般的恻隐之心关注老百姓。他在奏章中写道：“士有不稽古而禄，农有不竭力而饥，工多奇器以败度，商多奇货以乱禁，兵多冗而不急缁，黄荡而不制止，则六民之浮而不可胜纪，而皆衣食于农者也，如之何物不贵乎？如之何农不困乎？”又写道，“五代以来，诸侯暴酷，视民如芥，生杀由之”。如此这般，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岂不叫范仲淹忧心如焚？
范仲淹在淋漓尽致地针砭了时弊之后，以唯物辩证的观点，提出了改革的理念：“否极者泰，泰极者否，天下之理如循环焉。”“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非知变者，岂能久乎？”
他立足于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在奏章中向宰相府提出迫切改革的具体方案，以“请择郡守、举县令、斥游惰、去冗僭、遴选举、敦教育、举将才、保直臣、斥佞臣”为改革内容，以“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18字为改革方针。倘能如此，自然会杜绝那种“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的现象。
对于改革的内容，范仲淹都逐项作了具体说明。如“国邦本”，“邦本”意指国家，关键是选好州县长官，夯实国家之基。根据有德有才的标准，选好一县之长、一州之长。州县长官人尽其才，方能为民兴利除害，方可使国家如磐之安。又如“明国听”，就是要使那些敢说敢做、说真话的人在位，得到保护；使那些说假话、谄媚逢迎的人受到斥责，退而不用。再如“重名器”，即重视人才的培养。他建议开设学校，委派专人管理，以儒家经典作为教学的内容，“敦之以诗书礼乐，辨之以文行忠信，必有良器，蔚为邦材”。对于“备戎狄”、强边防，范仲淹亦提出了良策，那就是挑选良将，率本土之兵，屯田戍边。因当时皇帝年少，相府内正不压邪，所以他改革的建议一直不能引起皇帝的重视。十多年后，边防空虚，西夏入侵，将亡地失，仁宗皇帝这才意识到范仲淹《上执政书》的分量，于是重新启用三贬江南的范仲淹赴西疆御敌。范仲淹慨然赴任，使西疆安定下来，从而验证了《上执政书》的正确性。
15年后，范仲淹任参政知事（与宰相同议朝政）。仁宗皇帝命他起草《答手诏条陈十事》，并下诏执行，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其内容仍然是以《上执政书》为蓝本的。
《宋史》将《上执政书》与《隆中对》相提并论，将范仲淹与诸葛亮相比，足见其评价之高。著名文学家苏轼评论说：“公（指范仲淹）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
范仲淹将自己的生命安危、个人前程置之度外，为国家安危、人民利益而慷慨谏言，不能不令人叹服。其忧国忧民、革故鼎新的精神，不能不引起后人的心灵震撼。苏轼在《文正公赞》中写道：“出为名相，处为名贤。乐在人后，爱在人先。经天纬地，阙谥宜然。贤哉斯诣，轶后空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