瓜瓜斋第88期：高本汉《汉语的本质和历史》

高本汉（Bernhard Darlgren，1889-1978）是瑞典汉学家。《汉语的本质和历史》是一本小书，中译本的《导读》加正文只有103页。《导读》乃学者聂鸿音所写，正文分为引言、文字、音韵、语法、训诂、结语六章。结构合理，逻辑清晰。《导读》对本书的点评已近完备，我这里只略述自己的读后心得，如下：

一 引言

高本汉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角度，概括出汉语有别于西方语言的特性：汉语是单音节语，即一个词（非复合词）由一个单音节构成；它又是孤立语，即每个词都有一个始终不变的形式，而没有那些以句中词与词之间关系为基础的屈折手段和词形变化。

比如英文的动词，eat，有ate，eaten，eating等变形，在汉语中就一个“吃”字。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学习的方便，而在西方人看来，恰恰是学习汉语的困难。因为无法根据语法逻辑来组织汉语的字词和句子。关于这点，《语法》一节论述较详。

除了这个特性，高本汉还发现，汉语现代官话（北京话）的读音异常简单，语音贫乏，但汉语的四声弥补了这一缺陷。同样，中国人觉得四声理所当然，老外却对此非常头疼。

二 文字

高本汉给出的上古汉字演化四阶段的顺序是：象形、会意、假借、形声。这个次序，有别于中国传统六书说中的象形、会意、形声、假借。《导读》指出，高本汉的次序更符合世界文字发展史的常情，至少就汉字本身来说，形声字里的“声”本来就是假借去的。我翻检了唐兰的《中国文字学》和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里面也没有刻意给形声和假借排序，也只是按照传统，先讨论形声。

作者继而说，汉字里的形声字，在造字之初，声旁跟本字的读音是高度一致的，但随着语音的演变，到今天，很多形声字的声旁和本字的读音变得不一致，甚至完全不同，比如“的”的声旁“勺”。作者认为，这给今天的中国学生学习汉字带来困难。《导读》则认为高先生这是杞人忧天了。因为中国的汉字教学并非按照今古音的演变，进行符合历史逻辑的教学，而只是一种机械式的记忆教学（当然《导读》没有用“机械”这个词），学生只要记住“的”是由“白”和“勺”组成的就行，不用追溯“勺”字在造字之初的读音（“勺”和“的”在上古读音非常接近）。

这里还关涉到另一个问题，虽然汉字的读音一直在演变，但字形却没怎么改变（我们看到的字形演变，实则只是书法/字体上的演变），也就是说，字音的演变并没有反映于字形。比如“家”字，从历时性（从古到今读音的演变）和共时性（不同地区方言之读音差异）两个角度看，读音总在发生着变化，而“家”字却一直那么写。这一点和西方语言是根本不同的。作者举例说，盎格鲁撒克逊词weg（路）后来失落了尾音-g的时候，这一音变就反映在拼写的变化里，即英语的way，汉语在字形上则做不到这一点。也因此，今日之中国人，在读《诗经》时，无法用当时的语音系统来朗读，只能用现代语音来读。

第27页有一个有趣的图表：

由表可推测，北京话比广州话更远离孔子时代的语言，而孔子音标那行，读上去像极今日之潮汕话、闽南话的感觉。

接着，作者根据新出土青铜铭文上的汉字，纠正了《说文解字》中一些字的解释。这些纠正，现已基本被文字学界认可。原文较长，此处仅摘引一例：

“義”，上面的“羊”是形旁，下面的“我”，许慎迷惑了，于是解释为“己之威仪也”，很牵强。实际上，上古时“我”读作“ŋa”而“義”读作“ŋia”，二者读音非常接近，“我”是声旁无疑。

三 音韵

在这一节里，作者将《切韵》和北京话、广州话、福州话、上海话结合起来制作对照表，由此得出，上海话具有与古字典（《切韵》）完全相同的声类区别，所以它是唯一正确反映了中古音的现代方言。我不懂汉语音韵历史，哪位业内专家告诉我，这是真的吗？

作者又探讨了上古诗歌中的押韵问题。举“来”、“里”、“己”、“耳”、“久”、“得”、“息”、“福”八个字进行探讨。根据文献，它们在上古诗歌都押韵，但在今日北京话里，不再押韵。作者研究出：后三个字“得”、“息”、“福”在上古都以-k收尾（这三字在今日北京话已完全没有收尾辅音-k，但在广州话里，这三字都是以-k收尾的），而前五个字在上古都是以g收尾，与k的发音非常接近，都属于舌根音。所以这八个字互相都是押韵的。这个结论很有意思，但聂鸿音先生在《导读》里指出，这个结论是完全建立在推论的基础上，没有什么实证。不管怎么说，很值得一读。

四 语法

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古代汉语大多单音节词，而现代汉语大多双音节词呢？以前我能想到的答案是，因为现代汉语书面语跟口语合流了。但这个答案只能解决现代汉语双音节词的问题，不能解决古代汉语单音节词的问题。高本汉给出了一个更有逻辑的答案：上古汉语音系显然比现代口语要丰富得多，随着语音的简化，现代汉语中的同音字实在太多。在语音不断简化的过程中，为了清楚地表意，就必须产生大量较长的复音词（绝大多数是双音节词），由此造成了现代语言和上古语言的基本区别。

一直以来我还有另一个感觉：汉语的比喻性非常强，因为我们平时太习惯比喻，以至浑然不觉在使用比喻了。作者在58页也探讨了这一现象。比如，“雪耻”，就是把耻辱变得雪白，即消掉耻辱；“拿开水来”，水沸腾了，就是由静止不动状态到“打开”状态，这都是比喻。当然，这里的比喻是广义的比喻。

我们还可以举出一堆这样的例子。略。

下面摘引的这几段话，爱国同志最喜欢读：

许多人认为，汉语缺乏词形变化，缺乏派生和屈折手段，这表明它是一门非常原始的语言，它一直停留在最原始的阶段，还没有造出像拉丁语、希腊语、俄语和德语等西方语言以丰富的形态系统为基础的所有那些精美的表达法。

据报道，在非洲、澳洲和美洲，在全世界各地的一大批野蛮原始部落中，都存在一些语法特别复杂的语言。没有屈折和派生手段绝不能表明语言是原始的，而只能表明语言是进步的。

印欧诸语言也在向与此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失掉了屈折和派生手段……沿简化和废弃语法指示手段的方向走得最远的是英语……就此而言，英语已经发展得大大地接近像汉语这样的孤立语了。

本书写于六十多年前，那时中国很落后。然而直到今天，仍旧有中国人说汉语是一种不够严密的语言、一种模糊的语言、一种不适应现代社会的语言。我觉得，汉语本身没有什么罪过，只有使用不好汉语的人。说汉语不好的人，大概都是采用了非语言学的标准吧！

进而，作者逆向上溯，以孔孟文献中的人称代词为例，证明上古汉语至少在人称代词上有主格、属格、与格、宾格之分。简单来说，“吾”、“我”二字，“吾”只用于主格和属格，“我”大都用作与格或宾格。最后，作者认为原始汉语中存在真正术语含义的、道地的屈折手段，只不过汉语在上古时期就异常简化了。汉语类似于英语，只不过它沿着简化和僵化的道路比现代英语走得更远罢了。

当然，作者说僵化，是从语法的角度考察，若从文学或修辞角度看，僵化一词恐怕未必适用。

五 训诂

本章举出若干字例，叫板《说文解字》，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