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晚唐系列 安史之乱（四十四） 为什么说藩镇割据是必然出现的历史阶段
如果有人突然问大家，藩镇割据到底是什么？我想绝大部分人的第一反应是，这还用问吗，藩镇割据谁不知道，历史教科书都浓重介绍过，作为中国人只怕没几个人没听过这个名词。接下来的第二反应，多半是，咦？藩镇割据到底是什么呢，似乎觉得很熟悉，但一时半会，却实在说不上来。
藩镇割据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怪，但又说不上来哪里怪。你说他是大一统的皇朝，这皇朝也实在惨了点，你几时见过帝国中央成天和一群省长甚至市长闹别扭的？更别提皇帝和中央的大佬们，还时不时和省长市长们打作一团，经常被打得抱头鼠窜，气到自己肝儿颤。
可你要说这是一个大分裂的时代，那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代有不少，比如春秋战国时期，比如三国两晋南北朝，比如各大皇朝的衰亡阶段，只是我们稍微一细看，又都和藩镇割据的局面有着太大的区别。
三国两晋南北朝、包括后面的五代十国，辽宋金夏的对立，理论上都可以算成是分裂时期，但是分裂的主体，都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帝国，各个帝国都有着实实在在的皇帝。藩镇割据的这一百多年，绝大部分时间里，传统的中国地盘里，都只有一个皇帝，只有一个帝国。
春秋战国时代粗一看，倒是和藩镇割据有点像，毕竟这下面再怎么乱，大家都认可还有一个周天子在。可是任谁也得承认，周天子是正儿八经的纯傀儡，从来没有哪个诸侯国把他当回事，到后来几大强国的老大，大家都是王，级别也和天子平起平坐了。但是藩镇割据时候的大唐皇帝，怎么看，那也是货真价实的皇帝，帝国的中央，怎么看，也都是帝国的实际领导机构。
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奇特的中央与地方的组合，还一直延续了一百多年，我们翻遍中国的史书，大约是找不到类似的时代的。其实对于藩镇割据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奇葩的历史阶段，还能长存一百多年，古人也很感兴趣，很多古代的专家学者，文人骚客都试图发表点看法，做点解释，不过说到点子上的不多，其中一位清朝的学者，叫做赵翼，倒是一针见血的点出了其中的某些关键点：
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则藩镇兵变比比皆是
这一段议论挺耐人琢磨，尤其是说自古以来“有叛将，无叛兵”，确实有挠到痒处的感觉。
我们看春秋战国以来，直到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这天下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也不知道有多少位大爷了，无论哪个大爷，上千年来的主旋律，都是拼爹。那些在前台牛逼哄哄的人物，摆起牛逼轰轰的谱来，通常都爱这么摆：“我爸爸很牛，我爷爷很牛，甚至我祖宗十八代，那就一直都是这么的牛逼哄哄，所以我就应该这么牛”。
总之这上千年来的历史，那真是一部帝王将相各大贵族的家族史，看上去一次次杀得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但是杀来杀去，都是一群大豪门大贵族，在你争我夺，你死我活。虽然看上去，各个割据势力，各个诸侯国内部，宫斗政变大戏层出不穷，但是再小的诸侯，斗来斗去的也都是各家的公子老爷们，所谓的有叛将、无叛兵，总结的实在恰到好处。
但是忽然间到了藩镇割据的时代，这天下一下子就变得不对劲起来了，到处都在喊着“老大嘛，不就看谁手里的刀子硬嘛”，再到后面的五代十国，甚至那些主席台前排就坐的大人物，也在那高呼“皇帝者，兵强马壮者为之尔”，居然赤裸裸的叫嚣，谁的拳头硬，谁就是老大，谁的拳头硬到刀枪不入的地步，谁就是皇帝。
这么多奇谈怪论，让各路卫道士们痛心疾首到不行，谁当老大，谁当皇帝，难道不是因为谁更有道德，谁更能德被苍生吗？这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人，怎么能说谁的拳头大，谁就是老大呢？这，这简直就是个禽兽的时代，不，就是个禽兽不如的时代，这个年代留下来的东西，都是大毒草，必须要批驳这些奇谈怪论，不让毒草毒害我们帝国的下一代。所以有了旧唐书，还要有新唐书，有了旧五代史，还得要新五代史。
是不是扯得有点远了，其实说来说去，藩镇割据之所以呈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政治面貌，是因为有一个全新的阶层，跃上了历史的舞台，那就是作为整体的军人阶层。在藩镇割据时期的河北河南和山东，有十多个曾经半独立的藩镇，在这些藩镇的地盘里，谁当老大都是自己说了算的，但是能正儿八经一路在家族里把老大位子传下去的，却一个都没有。
在这段时期，有数不清的中层军官，一跃就成了藩镇的老大，而且在藩镇内部，甚至让人觉得这里出现了小范围的民主选举。因为史书告诉我们，有好多藩镇的老大，就是被基层将士们，推举上去的，面对将士们的用刀投票，前任老大往往只能乖乖的下台，逃亡，一个不小心，当场交粮本也大有可能。
当然，万事就怕抬杠，非要杠起来，谁说唐帝国藩镇割据之前，就只有叛将，没有叛兵了，我也可以举很多的抬杠例子。比如说即便是开国皇帝，那也有大把出身寒族的——刘邦、刘备、石勒、刘裕等等等等。又比如说像陈胜、吴广，黄巾军，六镇兵变，瓦岗寨，那都是来自中下层的叛乱，你说这些人、这些势力，到底算叛将还是叛兵呢？
这还真不好回答，因为千年以来，确实有很多从底层，从比较低的位置奋起而成为牛逼轰轰的老大，也确实有很多中层、底层的民众，被组织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势力，足以搅动天下。
但是如果不抬杠的话，我们又可以轻易的感受到，前面说的这些时代的特例，都和藩镇割据时期有着显然的不同。不管有多少从底层崛起的个人，势力，他们要么很快就失败了，要么虽然成功了，但是建立的新秩序仍然是和老秩序一样，在豪门贵族的圈子里打转，不过是换了自己家当豪门罢了。
是不是觉得前面这说了半天，咋越说越乱了，似乎有那么点理，却又似乎始终没能解答心中的疑惑？其实这是因为，我们看历史，通常会忍不住只盯着几个帝王将相去看，去分析，总是不自觉的只代入几个大佬的视角，所以怎么看，都会觉得雾里看花。
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是几个人的事情。历史的画卷是如此的长远巨大，以至于通常在现实中牛逼到不行的大人物，放到历史的长河里，也只能在夹缝中甩出几个小浪花，似乎就是个打酱油的角色。至于那些连打酱油的戏份都没捞上的人，人们通常都会把他们完全忽略，或者符号化。
但是如果放到现实生活中，我们又会发现，谁都不是吃素的，在现实的社会中摸爬滚打的牛人多了去了，谁也不是可以轻易被人拿捏，被人忽悠的。
实际上，历史从来都是万千人共同博弈的舞台，台前大佬们拼死拼活的背后，往往有无数人在基于共同的利益、立场，给予其支持。不同时期，呈现在台前的特定政治面貌，往往都是来源于数不清的人拼命的博弈、争斗；推动历史向前发展，滚动的，往往都是无数人从不同的方向用力，最后综合出来的一个合力。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关键的切入点，通过这个切入点，去理解和领悟万千人共同博弈的宏伟画卷。今天带来的切入点，就是土地制度，通过对土地所有制度的变迁，来探索导致社会上层建筑出现千年未有的变局的根本原因。
要了解土地制度背后的真正的运行规则，首先我们要理解土地是什么。从人类有了农业生活以来，土地就一直是社会最最重要的可以增值的不动产，是财富积累的最佳途径。土地可以种植作物，可以相对最稳定的每年获得固定的产出，通过对土地的拥有，获取地租收入，是最一劳永逸，最可靠的增值模式，所以土地的这种经济属性，使得它在很长时间里都是最值钱的资产，也就成为上层建筑争夺的核心目标，因而也就成了政治制度变更的一个很可靠的风向标。
土地的价值的变化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在秦汉以前漫长的岁月里，土地虽然也很有价值，但是此时的土地，仍然是轮种的，当时对于如何更好的深耕，如何更好的蓄肥，更好的浇灌，都缺乏足够的知识。所以，此时的土地，两年甚至三年才能种一次，那么其产出除掉劳作者的食用需要，剩余收入也就是利润自然就低，因此土地的潜在价值自然就低。
土地兼并现象的逐渐激烈，是在战国时期随着铁和犁的出现，耕种能力大幅提升后，逐渐出现的，原因自然就是土地产量高了，每年的固定收益大幅提高了，价值也就高了。
但是真正促进土地大规模流通的，是西汉时期，有两个关键点，首先就是生产力的进步，大部分土地都不再需要轮种，可以常年耕种，反复利用，可耕种的粮食和果蔬也越来越多，使得土地的价值再次大幅提升。
第二个关键点就是上层建筑的影响。土地价值提升，那么作为大宗商品，商人阶级无疑是强有力的购买阶级，但是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能够保持强大购买力的大商人，主要集中在盐业或矿业。于是中央政府出手了，通过盐铁专卖，国家垄断，大的商人阶级基本破产，土地的需求虽然越来越旺盛，但是土地的消费能力却失去了，到了这个时候，土地的转移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权力寻租。
政府官员、拥兵大佬，皇室、王室成员，这些上层建筑强势人物，利用手里的权力，强行占据大片的土地，再利用大片的土地，收获地租，获得大量的财富，又利用大量的财富，稳固和获取更多的权力，从而形成一个闭环。
在这里，如果有闲工夫的朋友，推荐大家去读一下东汉时期的《四民月令》，这本书描述的是一个大庄园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豪门士族，一年四季是怎么组织生产，安排庄内生活的。
我们可以看到，士族的内部就好比一个独立王国，从耕种收获粮食、果蔬、药材、到纺织制作衣物、药物、食品加工和酿酒，再到建筑和水利工程，再到各项具体事务甚至内部社会保障，应有尽有，形成了一个完全足以闭环的生态。整个庄园的粮食和纺织品，只有留够了当下要用的和足够一定时间的备荒储备的部分后，再以庄园为整体，拿出去交换。
通过《四民月令》的细致而生动的描述，我们就可以更切实际的体会，为什么前面几节会反复提到，庄园经济会抑制商品交换，压制货币的流通，为什么这个时期私人豪族的信用，足以压制中央帝国的信用。
当士族发展到这种地步，形成了独立的经济单元，以私人信用得以组织起庞大的生产力，三国两晋南北朝四百年的动荡就可以理解了，在这个时候，虽然土地在制度上是私有化的，土地的流通也很频繁，但是这种流通是一种典型的定向流通。这个时期的土地流通是有序的，加速度的集中的过程，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基于血缘而结成的少数的大士族联盟。这种定向集中的过程的被打破，只有通过战争引发的大规模动乱！
然而，到了唐代，局面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虽然均田制原则上规定土地是国有的，不许买卖；但实际上随着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商品流通大大加速了。
比如说，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和刚结束的时间里，游历湖北四川等祖国各地，留下了“蜀麻吴盐自古通，万斛之舟行若风”；“蜀麻久不来，吴盐拥荆门”；“风烟渺吴蜀，舟楫通盐麻”等诗篇，可见当时这种数千里的商运之盛。又比如说，第十九节和而是详细给大家介绍的帝国在玄宗时期，军制大变之后，大量的粮食收集转输工作，外包给了民间商业机构，更是为帝国商品流通加速的状况，给出了有力的展示。
商人阶级大大壮大了，具备购买力的人开始井喷，而眼下最具有投资价值的资产，仍然是土地，这就让当时高官富贾，投资土地成风。比如说，玄宗时期，宠幸高力士为代表的宦官系统，大力增强太监的内府机构，大力扶持太监们的地位，人们在形容太监们权威之盛的时候，就说“京畿名田，半入中门”，京城周边有名的肥沃庄宅田园，给死太监们占了一半了。
可见，土地的流通速度大大加快了，而且土地的流通不再是定向流通，而越来越呈现出无序性，开放性。这样的局面，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也导致庄园经济走向崩溃。在唐代，很多大官僚们都曾经感叹“比见朝士广占良田，及身没后，皆为无赖子弟酒色之资”，“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
我们常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影响经济基础，可是经济基础到底怎么决定上层建筑的，上层建筑又是怎么影响经济基础的了？上面介绍的土地制度的转变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唐帝国的土地之所以出现流通加速，开放式无序流通大大增加，当然离不开自隋唐以来的帝国上层建筑，不断的打击、分化和限制关东的豪强，打碎他们对土地的垄断，这是典型的上层建筑为了维护巩固自己的统治，从而影响经济基础。
可是这种对大庄园主，大门阀士族的土地的碎片化、甚至是战争形势的暴力瓦解，几百年来不知道多少英雄豪杰在尝试，在努力，最终的结果，却都是土地很快就迅速又集结到新的贵族手里，土地始终是在定向流通。为什么会这样？无外乎当商品经济还没有足够发展，最终都避免不了前面所说的权力—土地—财富—权力的闭环生态；可是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地步的时候，足以购买土地的资本大幅增加，土地流转增加，贵族们的末日就来了。
有能力购买土地的人大幅增加，那么土地资源就会越来越分散，土地的所有者也会越来越多，一个豪族想要不断扩张周边的土地，就会导致地价大涨，成本大幅增加，于是豪族即便拥有很多的土地，他的土地也碎片化了。当时的很多节度使，往往都在十多个州县，大批购置土地庄宅，这些土地数量也很多很大，但是却并不是连片的，于是这些土地的管理也就更多的是经理人式的浅层管理，而绝不可能形成庄园式经济的独立王国式的管理模式。
东汉以来，名义上土地是私有的，但是由于经济基础下的土地定向流通，土地实际上却是公有的；到了隋唐，尤其是唐代中叶以后，土地名义上是国有的，但实际上社会上的土地却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流通之中，从而冲破了庄园主门阀士族的公有，真正的成为私有。
现在我们再来理解这千万人参与的巨大博弈，就会逐渐有了一些脉络。在贵族政治时代，豪门士族之所以能有翻云覆雨的能力，核心的秘诀是他们垄断了大片的土地，而土地上的劳作者则大量的成为被豪族荫占的部曲和田客，简单的说，就是农奴。这些农奴的特点就是亦兵亦农，平时耕种，庄园主需要作战的时候就成为了士兵，如果有一技之长，作战勇猛，就可以得到了奖励，能够减免家族耕种的地租，还可以再士族内部获得升迁的机会。
我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我是一个农奴兵，我没有土地，也没有生产资料，如果我离开了庄园主，我将失去生计，由于农奴兵得到的主要奖励是对地租的减免，所以农奴兵很难有积蓄，最可怕的是，此时的社会，商品经济非常萎靡，一个农奴如果不依靠大族的荫蔽，很难找到积累财富的方式，他也就几乎没有获得自己的土地的机会，面对集中庄园的水利工程和抗击灾害的能力，面对连片大庄园的规模效应和虹吸效应，即便自己能积攒一些土地，也很难生存和壮大。
所以对于农奴兵来说，要在这个局里玩，最好的也是最可能走下去的策略，就是人身依附于足够大的士族，简单听话照着做，通过勇猛的战斗和军功，在内部逐渐升迁，最终获得生存乃至上升的机会。府兵其实就是这种农奴兵的巅峰形式。
而到了唐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制度的流通和士族的瓦解，局面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生产力的发展，单位的土地可以养活的人更多了，得以摆脱土地而生存的人也就大大增加，现在在帝国的基层单元，田连阡陌的豪门士族已经越来越少，地主和租户的关系越来越变成一种纯粹的经济关系，人身依附已经无法保持了。
所以现在的士兵就不再是农奴兵，因为没有拥有足够土地的有力的豪族，可以组织起庞大的军事力量了，现在能够组织起庞大的军事力量的，只有政府。而政府要想组织士兵，以前那种吃的穿的都自己种自己干，我就给你免地租当奖励的手段，在现在的经济基础下，已经行不通了，政府要想组织士兵，就必须要给予实打实的高额薪水，于是兼职士兵就转变为了职业士兵。
职业士兵最大的特点，就是手里拥有了丰富的可交换的财产，说的俗点就是手里有钱。在一个生产力足够发展，商品经济足够发达的社会里，只要有钱，就可以衣食无忧，甚至让一家子都过上体面的中产阶级以上的生活。这也就使得职业士兵的博弈和农奴兵的博弈有着天壤之别，农奴兵几乎无法脱离自己的依附对象，而职业士兵却是可以脱离他们的上司而过得很好。
因此，藩镇军头和士族豪门就有着巨大的不同，对于农奴士兵，除了依附没有出路，所以士族豪门都可以一代代的传下去，士族们博弈时，士兵和军事力量就可以算作他们的财产和筹码，于是天下的博弈，就主要体现在各路大小士族之间的制衡与争夺。因此，贵族政治下的博弈，要点在于谁能够更好的代表众多士族的利益，谁能够团结起最多的大小豪门，孤立部分的豪门，从而侵吞最大的蛋糕。
但是到了藩镇这里，博弈就有了巨大的不同。作为职业士兵，关心的永远是自己的安全和财富，他们一旦可以实现串联，就可以毫不留情的驱赶甚至诛杀自己的上司，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财富，毫不担心自己接下来是不是可以生存。所以博弈的参与者就被大大拓展了，职业士兵之于藩镇，就形成了强大的制约，藩镇之间，藩镇内部之间，藩镇和中央之间，一切的博弈，最终围绕的就是谁更能代表广大士兵的利益，谁更能够满足广大士兵的诉求。
我们的印象里，藩镇割据，兵乱连连，可是仔细一梳理，你会发现80%的藩镇兵乱，都是内部之间的动乱。朝廷对于省级，甚至都只能算是地市级的藩镇，最头疼的不是打不赢，而是即便你打赢了，任命了朝廷的节帅来管理大家，结果没几天就被底层士兵推翻，士兵们自己指定自己认可的老大，中央政府对此一筹莫展，你总不能一股脑把镇里的几万士兵都杀了吧？更何况面对几万悍不畏死，无法无天的士兵，帝国要想吃下来不知道要费多大的劲，一个个地市级都要帝国这么费劲的去打，帝国再牛那也会吃不消的。
但是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士兵强势参与到博弈中来，他们希望获得更稳定和高额的收入，同时自然也不愿意天天打仗去送死，他们在面对侵犯自己利益的时候，表现出野狼一般悍不畏死的凶狠和决心，但是当藩镇想要四处扩张时，他们又会表现出巨大的的反对与抵触。
所以唐帝国一看我搞不定这讨厌的藩镇，我换个法子，我把帝国的藩镇一分再分，让帝国出现四五十个小藩镇，小到根本无力和朝廷叫板。这个法子执行得非常的顺利，因为对于士兵们来说，如果藩镇的分割能让他们得到更多的薪水，他们根本不关心藩镇会不会被分割。正因为基层士兵们的独立和强悍，唐帝国和强藩们争夺，斗争甚至大战的核心矛盾，往往都在于经济上的得失，而中央与藩镇之间的胜败也往往取决于谁给的钱更多。
我们如果孤立的来看，会觉得堂堂帝国，最后搞成了一堆藩镇割据，皇帝拿众多小不点的藩镇都没办法，实在是窝囊憋屈极了。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千百年来数不清的皇朝，又有几个能像唐帝国一样，绵延快三百年而不倒呢？
如果有人告诉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皇帝们，尤其是那些整天提醒吊胆的二世祖、三世祖们，说只要能搞出几十个藩镇来，就可以像唐帝国的皇帝一样，把皇位坐到死，死了还可以稳稳的传给儿子，孙子，曾孙子一路传上十几代，大家只怕口水能留到腿肚子上去。可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职业士兵得以坐大的经济环境，哪有藩镇割据的生存空间呢？于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众多皇帝们，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在数不清的厮杀火并中，等待命运的宣判。
所以后人总结的好哇：
“弱唐者，诸侯也，既弱而唐不亡者，诸侯维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