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伯陶：沈兄伯俊与我
论年纪，沈兄伯俊仅长我两岁多一点，算是肩膀齐，为兄弟，但若从学术层级而言，他却属于我的老师一辈。原因无它，当归因于“十年浩劫”。
2010年，沈伯俊先生在襄樊做学术报告。
伯俊兄高中毕业于“文革”前，当年即以高分考入四川大学，却又因其俄语有加分，阴差阳错地上了外语系，然而兴趣使然，这并没有妨碍他对于中国文史的钻研。大学毕业后无论当中学教师，还是晋升副校长，伯俊兄始终徜佯在中国古代文学的园圃，这是他“文革”后万里挑一，能够又以四川文史类考试第一的名次顺利考进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基础。
我1964年初中毕业，若继续深造，那年可以报考十八个志愿，即六所高中，六所中专以及六所技工学校，结果名落孙山，竟连技工学校也无缘进入。
灰心之余听说当年有三年连续获得“优良奖章”者（按往年规定，如此即可获“金质奖章”获“银质奖章”，具有了保送到本地最好高中的资格，而恰恰那一年这一规定被取消）也于中考铩羽，心中的不平就释然了。
作者近影
最近从“微信”获得有关资讯，据说1964年属狠抓阶级斗争的一年，参加高考、中考者皆先“政审”，有所谓严重家庭问题者（先严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于1958年到黑龙江密山县兴凯湖“劳改”，1961年“病故”于该地，时年38岁；1979年被平反），考卷背面先盖上“政审不合格，不宜录取”的长方章，这样连判考卷的程序也可省却，故无分数。
转瞬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是否系谣传不得而知，不过我却因中考落榜，十六岁即到建筑工地学徒，失去了稍后到“广阔天地”接受“再教育”的机会，有人说这可算因祸得福，当属事后诸葛亮，不足为论。
在工人阶级占领“上层建筑”据说还可以“领导一切”的时代，当建筑工人也是不错的选择；即使后来工人的地位远不如那些年“崇高”无比了，一辈子当工人直到退休，也可以体现出多彩的人生价值，如我的二十多个师兄弟一般，皆为国家做出了不同贡献。
《聊斋新证》，赵伯陶著，文化艺术出版社2017年12月版。
然而命运无常，我年届三十的时候，意外获得了“浩劫”之后恢复高考的机会，这时我已是十四年工龄的老工人了，怀着撞大运的心态以同等学力报考，虽几经坎坷，却终于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尽管入学比同班同学晚了一个来月。
以上零乱拉杂、不厌其烦地“自报家门”，无非意欲与伯俊兄的经历做一比较，以证明“人以群分”的说法有时也不尽准确。
我初识伯俊兄已经是90年代初了，绵阳召开第六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经友人绍介，伯俊兄特邀我赴川与会。
我们一见如故，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八年的交谊。
2009年，在学术会议上，袁世硕教授、沈伯俊先生与笔者合影。
从受教育的系统化而言，我远不如伯俊兄那样按部就班，学历完整；从人生阅历的丰富性而言，我也不如伯俊兄待人接物诸事历练；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伯俊兄在《三国演义》研究方面已经卓有建树，声誉鹊起，我则起步不久，刚刚上路。至于性格，伯俊兄处事雍容大度，我则有些性情褊急。然而所有这些不同并没有成为我们以后交成莫逆的障碍，反而构筑起我们能够敞开心扉、相互砥砺、密切交流的空间。
伯俊兄交友心细如发，这从其以往的众多来信即可看出，一笔不苟的清秀字迹、娓娓道来的文字风格，无不昭示出作书者内在世界的淡定与耐心。
从386DX电脑以及针式打印机、激光打印机的普遍应用，我们与时偕行，通信渐渐“换笔”，不用手写了；随后互联网的接通，又令我们更上一层楼，通信舍弃邮政，改为通过电子邮箱传达音讯。无论通讯方式如何改变，伯俊兄的语言风格始终如旧，依然字斟句酌，从容不迫。
2009年，沈伯俊先生在天津为朱一玄教授祝寿。
近几年，手机微信的普及，除论文等长篇文本偶用电子邮箱外，互致问候通过微信即可解决，快捷便利，然而却丧失了此前“见字如面”的亲切感。
不知什么时候，伯俊兄得知了我生日的确切日期，于是每年八月邻近我的初度之日，都可以得到伯俊兄的热情祝福，从纸质文本、电邮一直到如今的微信，一年都不缺。按理，友朋之间礼尚往来、投桃报李总是应该的，然而我却常常忘记在伯俊生日前奉上祝寿的颂语，原因是记不住他的生日日期。
今年4月14日，伯俊兄在微信上发表了为自己庆生的七律《本命年生日有感》，诸多友人纷纷唱和，气氛热闹祥和，这终于令我记住了“414”这个特殊的日期。孰料没过几日，我在以后的这一天为挚友上寿的愿望即成泡影，思来想去，不禁悲从中来！
沈伯俊先生微信中为《本命年生日有感》所配照片。
伯俊兄平时喜作近体诗，以七绝为主，也间作律诗，退休以后，其创作欲望尤为强烈。他的友人多，因而唱和者众，其乐也融融。
吟写近体诗须用平水韵，自有韵书可循，尚不为难；但若令句中平仄谐调，就必须辨别普通话中平声是否为中古音入声（属仄声），这对于北方人的确有一定难度。我长在北京，生来不识入声，也不愿死记硬背那百多个常用入声字，为免“露怯”，只得藏拙，仅仅与伯俊兄唱和过不多几首七绝诗。
2017年，伯俊兄出版了他的《诚恒斋诗草》，附录《诚恒斋酬唱集》，可称是他在这方面辛勤努力耕耘的见证。
沈伯俊先生的旧体诗集《诚恒斋诗草》。
做学问讲究气象、格局，这方面伯俊兄强于我很多。他的《三国演义》校理本，初版于1992年，即以清初毛宗岗评改本《三国演义》为底本，重加校理而成。
校理本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全面校正了《三国演义》中的八百多处“技术性错误”，包括人物错误、地理错误、职官错误、历法错误、名物描写前后矛盾等，全书注释近一千七百条，皆有释惑解疑之功，因而被论者誉为“代表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此书问世后，已经多次重印，可见社会的欢迎程度。
《三国演义辞典》系伯俊兄与友人合作编纂的一部辞书，1989年由巴蜀书社出版，2007年又由中华书局改名《三国演义大辞典》增订再版。全书一千多页，词条涵盖了几乎所有与三国相关的知识，因而受到读者的一致好评。文学与历史的交融，令研究《三国》者不仅要熟谙元明的历史，对于东汉的历史也须了如指掌，这是对《三国演义》开展全面研究较为繁难之处。
《三国演义大辞典》，沈伯俊、谭良啸编著，中华书局2007年版。
伯俊兄多年精心构筑起来的学术格局开阔深远，完全适应了这一研究的特殊性要求，因而其相关成果皆能游刃有余，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随着伯俊兄学术地位的确立，他的社会活动也多了起来，每次到北京开会或途经首都公干，他都要邀我到下榻的宾馆小聚畅谈。
话题自然丰富多彩，从“褒斜道”“曹大家”“吐谷浑”的审音，到李清照“欲说还休”一句“还”的诠释与读法；从古代“天下名山僧占多”到各地山河、湖海成为当下学者名目繁多的桂冠名号，再到汉魏晋“杂号将军”的泛滥，几乎无所不谈，会心处相顾莞尔，确实别有一番情趣。
有时谈起目下学界的浮躁之风，两人在宾馆小室中徒呼奈何的扼腕之际，也认识到为学贵在坚守一隅，心无旁骛地默默耕耘一世也能乐在其中。所谓功利目的，绝非拒绝，不过仅占据次要地位而已。时代毕竟在进步，一心钻故纸堆，再也不必担心被“拔白旗”或遭受他人不屑的白眼。即使周边有小人平白拨弄是非，甚至欺男霸女，有恃无恐，不过逞一时淫威，惹不起总可以躲得起吧！
2009年，沈伯俊先生在家中与《水浒》邮票设计者周峰先生合影。
做学问与学习绘画、音乐有某些相通之处，需要有一点儿天赋方能事半功倍。伯俊兄无疑有做学问的天分，而我却缺乏这方面的资质，只能靠“勤能补拙”以弥补先天的不足。然而对学问的执着、坚守与勤奋以及老老实实为人处世，则是伯俊兄与我共同的人生追求，这或许是我们两人交情日深的重要原因。
伯俊兄曾对我谈及，也和其他友人说过，我是他所结交为数不多的挚友之一，反之，我也这样尊敬伯俊兄。清龚自珍《己亥杂诗》中一首有云：“荒村有客抱虫鱼，万一谈经引到渠。终胜秋燐亡姓氏，沙涡门外五尚书。”每当谈起这首诗，伯俊兄与我总有《庄子》中那种“相视而笑，莫逆于心”的感觉。
2015年的秋天，伯俊兄应邀来京到中央电视台录制《百家讲坛》的节目，原本想来日方长，因为录制将有间断并需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以后见面的机会只会更多，谁知这竟然是伯俊兄与我的最后一面！
这是沈伯俊先生很喜欢的一张照片，用作自己的微信头像。
伯俊兄实在太忙了，他在书斋研究《三国》与到社会普及相关文化知识兼顾，此后竟无暇来京录制完《百家讲坛》的节目。
2018年4月17日下午14时48分，伯俊兄发来题为“中美大学生阅读书单公布”的微信；翌日晚间，我却在微信群突然发现伯俊兄于17日午夜发病，18日下午5时许即乘鹤仙去的消息。
几经核实，错愕震悼之余，不禁悲从中来。现代的一首诗有这样的说法：“死亡也许不是穿黑袍的骷髅，它应该和诞生一样神圣！”而佛家“缘起性空”的哲学理念，也与现代量子力学有着惊人的相通之处。
伯俊兄的遽赴道山，对于他的亲属、友好而言，无疑是痛苦万分的，而对于他自己来说，未始不是一种解脱式的往生，儒家先圣孔夫子不也是在虚龄七十三岁升遐的吗？伯俊兄对于《三国》学术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有口皆碑，将传之后世，这或许可以告慰其在天之灵了。
2016年4月沈伯俊先生70寿辰于百花潭公园。
撰稿至此，思绪万千，谨录前些天所敬撰挽伯俊兄一联作为这篇怀念文字的结束：
德性堪比真人，情竭三国，筑名山万年，文伯从来誉海内；
春秋更同夫子，意慰九泉，传盛事千古，才俊自必夸蜀中。
上、下联中分别嵌有“伯”“俊”两字，以寄托对伯俊兄的无限哀思。然而从今年的八月开始，我每年再也收不到伯俊兄充满兄弟情谊的生日祝福了，悲哉！
2018年4月27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