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 等 | 长江与黄河的纽带：汉江
长江与黄河的纽带：汉江
本文整理自《长江文明》
冯天瑜、马志亮、丁援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1.9
汉江全长1577千米，是长江最长的支流（其流域面积在1959年府河改道之前亦居长江支流之冠），发源于秦岭南麓，干流自西向东横穿陕西省汉中盆地，流经湖北省江汉平原，于武汉汇入长江，支流伸入今甘肃、四川、重庆、河南四省（市）。
汉江作为连接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纽带由来已久。在新石器时代，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两个地区的原始文化虽有各自显著的特征和源流，但存在着密切的联系，频繁的交流与相互融合使两地文化出现了许多共同的因素，在器物造型上也往往相互借鉴。比如，新石器时代晚期，受黄河中游的王湾类型文化影响，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开始出现少量方格纹和绳纹；而黄河中游的王湾类型文化也同样受石家河文化的影响，出现了一些石家河文化盛行的镂空和圈足。在出土的两大流域中游新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器物之上，我们都能看到两地文化交流与融合的迹象。在此过程中，汉江流域必然起到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尚书·禹贡》载，在传说中的夏禹时代，长江中游荆州的贡品需“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就是乘船通过长江及其支流沱江、潜江、汉江到达汉江上游，改走陆路到达洛水（今河南境内的伊洛河，并非今陕西境内的渭河支流北洛水），再到南河（今山西、河南分界之河，属黄河水系）。这说明至迟到战国时期，汉江已是沟通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最重要的水路通道。
20世纪50年代末至20世纪60年代初，安徽出土了五枚金（铜）节，其中舟节二枚、车节三枚。这些都是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时，楚怀王赐给其封地在鄂的儿子（“鄂君”）启的水陆交通免税通行证，其中的舟节（水运）对鄂君商船的通行线路有具体规定。
舟节的“路线”部分起首铭文云：“自鄂市，逾油，上汉，就，就芸阳。逾汉，就郢。”此处之“鄂”并非东鄂（今属湖北鄂州），而是西鄂，在今河南南阳市北；“逾”是指顺流而下，“上”是指逆流而上；“油”通“淯”，淯水即汉江支流“白河”。此句所言舟行路线：从河南南阳出发，顺白河南下进入汉江，再逆汉江上行，先后达到和芸阳，再顺汉江而下，达到楚都郢（前文已提及孙叔敖开凿云梦通渠，沟通汉水与长江，故此时商船可从汉江直达郢都）。和芸阳的具体地望尚存争议，大致应在今唐白河入汉江口之上的汉水中上游干流两岸，其中芸阳应为“旬阳”，即今陕西省安康市旬阳县，此处有来自今西安一带的旬河注入，其地时为秦楚边界，二国或可在此经由旬河进行商贸往来。由此可知，至迟到战国后期，汉江流域已是沟通关中、中原一带与楚国的重要水上通道，经济与军事价值极高。
秦楚数度交战，皆需仰赖汉江转运粮秣。两国围绕汉水中上游的汉中反复争夺，发生在楚怀王十七年（公元前312年）的秦楚丹阳、蓝田大战成为秦楚盛衰的转折点。楚军倾巢而出却遭遇惨败，丢失汉中土地，陷入困厄自守之局，再无力与秦争锋；而秦国则由此对楚国形成高屋建瓴之势，正如《史记·苏秦列传》中苏代所言：“（秦）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秦国汉中的军队，坐着船从巴江出来，趁着夏季的水势，从汉江顺流而下，四日就能到达邻近郢都的五渚了。这并非危言耸听，楚顷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79年），秦将白起率军沿汉江南下，直趋楚国腹地，攻占楚副都鄢（今属湖北宜城东南）、邓（今属湖北襄阳邓城），次年拔楚都郢，楚国被迫迁都陈（今属河南淮阳），日趋没落。秦国则全面占领汉江流域，控制了南北、东西交通的要道，为今后的统一战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后的分裂时代，汉江流域都会成为南北政权的必争之地。如南宋政权的坚守和最终覆灭都与汉江中游重镇襄阳、樊城的得失干系重大。
秦汉至北宋时期，中央王朝的都城沿东西轴线移动，大致位于今黄河中下游陇海线经过的关中以及中原一带。虽然江淮及黄河之间有运河，隋朝还开通了大运河，但汉江始终是长江中上游地区财赋运往首都的重要通道，尤其是在大运河不畅之时，汉江更会成为长江以南地区粮草赋税运往京师的主要通道，备受重视。
汉初立国关中，漕运仰给河渭（黄河及其支流渭河），但路途漫长多阻，西汉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缓解京城漕粮困难的状况，其中就有与汉江相关的“通褒斜道及漕事”（见图6—2—1）。
其后人有上书，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张汤。汤问其事，因言抵蜀从故道，故道多阪，回远。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从南阳上沔入褒，褒之绝水至斜，间百余里，以车转，从斜下渭。如此，汉中之谷可致，山东从沔无限，便于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饶，拟于巴蜀。天子以为然，拜汤子卬为汉中守，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
提议者的理由是褒斜道可比此前的蜀道少走近400里路，且褒水通沔水（汉江）而斜水通渭河，它们都可以漕粮。山东（崤山以东）地区的漕粮，在南阳集结，走唐白河水路，进入汉江，逆流而上，再进入其支流褒水，继续逆流行船；从汉江支流褒水上游登岸，由此至渭河支流斜水，中间的百余里陆路，可用车转运；之后即可从斜水装船，顺流而下，进入渭河。如此一来，汉中的粮食可以运来，山东（崤山以东）的粮食从汉江漕运也没有险阻，比需要经过砥柱（今属河南三门峡）的河渭漕运方便。这一提议得到汉武帝的认可，他动用数万人开通500多里褒斜道，道路果然近便，但水急石多，不能漕运。虽然受航道条件限制，此水路难以实现大规模漕运，但汉江沟通南北的水运地位仍得以彰显。西汉王朝试图沟通渭河与汉江两大流域水上交通的一次重大努力，仍然得到两汉政权的重视。尤其是在东汉时期，西羌时有叛乱，褒斜道作为中央王朝控制巴蜀的交通枢纽，直至东汉末仍由皇帝下令开通。《后汉书·顺帝纪》：“乙亥，诏益州刺史罢子午道，通褒斜路。”此后，褒斜道一直是川陕间最重要的交通线路之一。
唐朝时，为了开通经由汉江水系直达长安（今属西安）的水路，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试图再度开通褒斜道，但又因褒水两岸夏秋常有大石崩落，来不及在冬春清理完毕而无法施工。因当时渭河漕渠不畅，潼关以西只好采取陆运，运力下降。唐太宗之子唐高宗即位后，关中食粮供应就遇到困难。唐高宗在位期间，不得不因粮食问题而七次“巡幸”东都洛阳，之后，武则天干脆“改东都为神都”，长住洛阳了。唐高宗之子唐中宗即位后迁回长安，但景龙三年（709年），关中大饥，“群臣多请车驾复幸东都”。唐中宗为解决关中漕粮困难问题，接受了襄州刺史崔湜的建议，开通丹灞运道（见图6—2—2）。丹水和灞水分别是汉江和渭河的支流，二者源头相距仅10多里，只是高差较大，水路开通不易，最终，参与工程的数万民夫死亡过半，开通的新道也被洪水冲毁。
虽然汉唐王朝三次大规模沟通渭河、汉江水路的尝试均未成功，但也由此凸显了汉江水路对关中王畿的重大意义。以唐中宗年间开通失败的丹灞运道的丹江而论，丹江发源于陕西商洛西北，于丹江口注入汉江，自古即为关中与长江中游沟通的重要水路。比如，战国后期，秦楚鏖兵的丹阳（今属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丹江和淅水交汇处一带）就是当时丹江水运的起点。此地的丧失意味着秦军可以以此为起点，通过汉江—丹江水路运送军粮，攻打楚国腹地，楚国核心区将无时不面临秦兵突然而至的威胁，故楚怀王不惜发倾国之兵反击。再如，东晋永和十年（354年），桓温第一次北伐，从江陵（今属湖北省荆州市）出发，先乘船经云梦通渠抵达襄阳，从襄阳进入均口（今属湖北省丹江口市均县西），逆丹江而上，到达南乡，再改由步兵从淅川西进以攻打由前秦政权控制的关中地区（今属河南省南阳市淅川县西南）。（《晋书·桓温传》：“水军自襄阳入均口，至南乡，步自淅川以征关中。”）
安史之乱后，受东部地区战乱和军阀割据的影响，东南财赋无法从汴水—大运河一线运到长安，于是，经鄂州（今属武昌）或荆州溯汉江而上的汉江航道就成为唐王朝最重要的水路。南方物资经汉江运至襄阳后再运往长安的主要路线有二：一是从襄阳溯汉江西上，可一直到陕西南部的洋州（今属陕西洋县，在汉江北岸），再转陆路经梁州（今属陕西汉中）走褒斜道越秦岭至长安；二是沿丹江到商洛地区，然后再陆路转运至长安。汉江—丹江水路遂成中晚唐时期京师财赋物资供给的生命线。
北宋时，首都继续东移至开封，仰赖南方漕运供给。其中，长江下游地区物资可直走大运河，而长江中上游地区物资需绕道走大运河，非常不便。当时，路出方城的“南襄隘道”为著名通道，交通频繁，而汉江支流白河流域经长期开发，其河道多有整治，较为通畅，且白河自襄阳至南阳段又是宋代的重要运粮水道，当时负责运粮的官员遂产生开凿运河以直通京师的想法。
于是，太平兴国三年（978年），西京转运使程能献提出在白河上源的南阳至方城开凿一条渠道（见图6—2—3），引白河水北上，使其通过蔡河（前身为战国时魏国所凿之沟通黄、淮的“鸿沟”）以“达于京师”。宋太宗采纳了该方案，诏发丁夫和兵丁数万人，“堑山堙谷”，但其终因地势与水位的关系—方城地势太高，所引之水无法到达，加之山洪暴发而失败。
诏发唐、邓、汝、颍、许、蔡、陈、郑丁夫及诸州兵，凡数万人，以弓箭库使王文宝、六宅使李继隆、内作坊副使李神佑、刘承珪等护其役。堑山堙谷，历博望、罗渠、少柘山，凡百余里，月余，抵方城，地势高，水不能至。能献复多役人以致水，然不可通漕运。会山水暴涨，石堰坏，河不克就，卒堙废焉。
直接沟通汉江与黄河的运河工程虽然屡告失败，但丝毫未能影响汉江在北宋漕运方面的重要作用。10年后的端拱元年（988年），又有人建议开荆南城东漕河（见图6—2—4，前身即云梦通渠），开古白河，使物资可由荆州直达京师。虽然“古白河终不可开”，但通汉江的荆南漕河整治成功，“可胜二百斛重载，行旅者颇便”。
至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上书《通进司上书·便宜三事》，第一事即为“通漕运”。他认为汉高祖、曹操等人的行军路线表明汉江—丹江水路的意义重大，建议疏通其旧水路。如此则汉江干流沿岸武昌、汉阳、梁州、洋州、金州（今属安康）、商州（今属十堰）等地的财物，都可以通过汉江—唐白河水路运至南阳，然后通过武关道或丹江运往关西，从而纾解关西乏粮之困。他还盛赞汉江沿岸树木繁盛，易于建造船舶和车辆。
南宋时期，为阻挡金兵南下，荆州屡兴水柜工程，由此产生规模宏大的军事水利工程—三海八柜，其淹没范围极广，荆南运漕与天然河道已相混而不可确指，至元代被废，汉江水运因此大受影响。元、明、清之后，京师常设北京，江南财富仰给大运河运送，汉江水系不再是关系社稷安危的漕运枢机，但仍是西北、中原与长江之间的水陆转运要道。
清康熙中叶，关中大饥，需运粮接济，于是又有人建议在龙驹寨（丹江航道上游终止处）和潼关之间开凿运河，以求一劳永逸地解决关中漕粮问题。此建议并未被采纳，粮食仍需经襄阳从丹江水运至商州，再陆路转运至西安。运河之事虽仍未成，但丹江水运规模在清中叶仍相当可观。
清乾隆六年（1741年），陕西对陕南垦殖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大批湖广、江西移民纷纷涌入陕南、鄂西。陕南人口在康熙中期仅有49万，至道光初年已增至384万，当地农业与手工业的蓬勃发展，使汉江干流的航运事业迅速恢复并趋于兴盛，安康逐步成为陕南、鄂西北最大的货物集散、转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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