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可亮‖“寻常/七十”——关于借对一个蹩脚的举例

“寻常/七十”

关于借对一个蹩脚的举例

刘可亮

关于借对和无情对，此前的一些基本资料介绍多有不当，甚至谬误多多。从中，可窥这方面的“授受”陷于“恶性循环”之一斑。

即以关于“借对”定义的举例来看，就明显考虑不周。

我们发现，各种版本的借对定义之后，紧接着的举例就是诗圣杜甫的一句诗。百度汉语和汉典等表述如下：

借义为对。即一句中的某字有两个以上的意义，诗中用的是甲义，而借其乙义或丙义与另一句中的字相对。如唐 杜甫《曲江》诗之二：“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诗中“寻常”义为平常，但古时八尺为寻，倍寻为常。此即以其长度单位义与数字“七”、“十”相对。

这个举例，给很多初涉借对和无情对者带来了困惑。曾经有不少人甚至问我：这到底算不算借对？我的回答是：作为诠释基本概念的举例，应该特征鲜明、有代表性、读者易接受。它的确很不理想，给读者“添”了三重“堵”，是蹩脚的。试分析如下：

添堵之一：自对叠加借对

酒债寻常行处有

人生七十古来稀

很多联友指出：“寻常”是并列结构的词，本身是自对；“七十”从结构上来说是偏正，但两个数字也可视为“自对”。既然本身已对仗合格，就没有必要再视作借对了。

这个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古代诗联中的数词“并列”和“偏正”之对仗比比皆是。如“二三子/五百年”。作为“偏正”结构的数词，也可视为“词内借对+自对”，从而在审美上读者会觉得与并列结构的词对仗而无违和感。

借对的本质是在以普通对仗为参照“甲义”明显不符合“词类一致”要求的前提下，倚仗“乙义”“丙义”等的“很匹配”诱发读者产生审美错觉，误以为“很工”。也就是说，只有两字或词的“甲义”的“沟壑”存在，才可能有“借”这码事，才会诱导读者去寻找它“工对”的其他理由。现在，既然你自对已经解决了词语“匹配”的问题，那很多读者就失去了寻找其他“工对”理由的动力。即使有部分读者看到了“寻”“常”乙义是量词义，与“七”“十”能产生“工对”的审美错觉的这一点，也属于“锦上添花”了。

这与下面这例很相似：

成惕轩寿黄先生君璧

明时黄绮隆天爵；

旷代丹青蔚国华。

“黄绮”为汉代商山四皓中之夏黄公崔广、绮里季吴实的合称。“黄绮/丹青”上下作为并列词组，本身就属于最简单的“自对”。但在本已对仗合格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上下借对。

结论：这还是可以算借对，但是基于自对基础上的借对。

添堵之二：“读者认同度”低

借对和无情对追求“字字小类工对”，且特别重视读者对小类的“识别”难易度和“认同”程度。

在“甲义”明显不匹配的情况下，乙义能否在没有任何注释的情况下，自动诱发读者身不由己地误以为“很工”，是借对成功的关键。“乙义”越匹配、越精致，且读者越能轻易识别和认同，则“自动诱导力”越强。如：

羊肠小道

驼背高僧

“道”的甲义是“道路”，但读者会身不由己地往“道士”上想。因为“道/僧”这两种人的称谓“类属”一致性非常强，且读者非常熟悉。

有些汉字虽然也在小类之列，但“读者认同度”却不高。有的汉字很冷僻，比如“斧/刘”，“刘”是古代一种兵器，读者知道者就不多；有的汉字的含义比较偏门，比如“公/草”，“草”有一个含义是“雌性的”，读者知道的也不是很多。

酒债寻常行处有

人生七十古来稀

“古时八尺为寻，倍寻为常”，这个知识点在古代诗家圈子里不算偏僻，今天的读者能知道的，可能略高于“斧/刘”，但比例也不会很大。

结论：选择了一个较偏冷的知识点，“读者认同度”不高。

添堵之三：“小类”不够精致

所谓“小类”，指含义相同、相反、相对、相类的一组汉字。

这其实是圈定一个较精细的范畴。同属“小类”，有的非常工致，有的可能精度还没有达到最佳。在古法视野下的“亚小类”通常被认为是“小类工对”，但其实有的“小类”尚不是最精致的，有的用今法来考察，连词性都不一样。“一/双”前者是数词，后者是形容词，我们认为很工；“独/三”我们也认为是小类，但精致度比前者要逊色一点。

统言之，区分“小类”就好比把射击靶板的中间圆圈规定为10环区，但其实还是有10.0环-10.9环的区别。

那作为匹配“借对”定义的举例，肯定要举一个10.8-10.9环的例子为宜。

酒债寻常行处有

人生七十古来稀

此例则借用“寻”“常”的量词义来对数词义。“寻/七”“常/十”虽然也在“小类”之列，但恐怕绝大部分人都认为它在10.0环-10.3环之间了。

总的来说，这个例句的“三重添堵”并非一个简单加法关系，而是加倍累积关系，会给读者带来很大的困扰，的确很不理想。

其实，诗圣是善用借对的高手，他的作品中，合适用于举例的偶句多的是。比如：

本无丹灶术，

那免白头翁。（《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

“丹”在句中的甲义是“丹药”，借用其“红色”之义形成工对。

行李淹吾舅，

诛茅问老翁。（《巫峡敝庐奉赠侍御四舅别之澧朗》）

“行李”中的“李”，借用其“李树”之义形成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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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可亮，湖南双峰人，就职于中国兵器江南工业集团。系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湘潭市楹联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兼学术委主任，双峰县诗联学会顾问。是楹联学泰斗余德泉先生门下“廿四君”之一，潜心对联理论研究十余年。著有对联理论集《无情对论》《对偶破缺论》，领衔主编的《无情对韵》已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其理论专著，皆有填补空白之功，其中《对偶破缺论》首次从“对称性破缺的美学价值”视角来立论，为传统格律文体尤其是对联理论的科学化、系统化犁出了全新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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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杨   旭

编辑：李林森   徐文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