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资本的时间与空间（第二卷 第12—14章）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2013）
八
资本的时间与空间
（第二卷 第12—14章）
谢天谢地，第二卷第12章到第14章，是相当简单明了、清晰易懂的。它们没有造成特别的困难，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只是重复了第5、6两章周转时间的主题。因此，在遭受了第三卷中金融投机的混乱与困惑后，我们可以方便地从这里重新切入第二卷。
在这里，马克思考察了一些影响资本总周转时间的生产和流通方面明显的重要事实。总周转时间等于资本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但是，生产时间分为劳动期间——生产价值的劳动实际上被用于商品生产的时间——以及完成商品生产过程所需要的不需要劳动投入的时间（例如，像大部分农业生产一样）。第12章是关于“劳动期间”的，它被定义为将价值和剩余价值凝结到一个既定的商品比如机车或棉花之中的“许多依次进行、互相连接的工作日”。第13章是关于“生产时间”的，它被定义为劳动期间加上任何完成商品所需的不需要支出劳动（例如，发酵、成熟、干燥的时间，等等）的额外时间。第14章论述“流通时间”，就是将商品带到其消费的最终目的地而花费的时间。这一章特别吸引我，因为流通时间受交通运输（我们之前已经遇到过这个话题）的时间和费用以及区位选择（比如，为了实现交通运输时间和费用的最小化，投入品供应商趋向于聚集在主要的生产地点周围）的影响较大。它开启了空间关系、集聚经济以及空间生产对资本流通和积累的作用问题。
马克思指出，劳动期间、生产时间以及流通时间之间持续时间的不一致性，是“无穷无尽的”。这使总劳动分工中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可能存在协调问题。虽然棉纺织可以在一年中持续进行，但是棉花的收获一年只有一次。由此产生了复杂的问题：为了弥补不同周转时间之间的脱节，有多少资本被束缚（以商品或货币形态贮藏）住了？贮藏资本是不活跃的，因此不生产剩余价值。例如，大量原棉的库存使许多这样的商品资本处于不活跃状态。马克思指出，这样的资本，从技术上讲是“已贬值”或“闲置”的资本。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关键的问题需要用信用制度或其他方式来解决。
因此，为寻找减少处于闲置状态的资本数量的方法而产生的压力不断增加。这样，像加快周转时间和库存管理那样的技术，以及像信用制度那样的制度安排就开始发挥作用。缩短劳动期间和生产时间的竞争动力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技术和组织创新（例如日本20世纪80年代倡导的“及时生产”体制）已帮助商品资本的库存（因而是闲置资本）减小到了最小值。虽然棉花的收获一年只有一次，但世界上不同地区收获季节的差异帮助解决了棉花一年内的可获得性，也因此减少了对大量库存的需求。资本主义历史中一直有节省运动的费用和时间的持久动力。
论第二卷第12章：劳动期间
假定有两个生产部门，一个是棉纺业，一个是机车制造业，它们都具有同样的十小时的工作日。在前一个生产部门，一定量的成品“每天、每周都被产出；在另一个部门，劳动过程也许要反复进行三个月，才能制成……一台机车”。因此连续的和分立的生产过程一开始就存在差别。完成不同的分立的生产过程所需的时间也存在显著不同。“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不仅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发生，而且在同一个生产部门内部也会发生。” 马克思给的例子有启发性，“建筑一所普通住宅比建筑一个大工厂需要的时间少……制造一台机车需要三个月，制造一艘装甲舰则需要一年或数年……一条农村土路也许几个月就可以修好，而一条铁路却要几年才能建成”等等。他概括道，“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是无穷无尽的”。[1]
这些差别影响周转时间。周转时间越长，商品完成前所需要的流动资本就越多。“周转速度”影响着盈利能力。[2]
马克思将“劳动期间”定义为提供一件成品所必需的“许多依次进行、互相连接的工作日”。[3]一百个单独的十小时工作日构成一个一千小时的劳动期间。他指出，“由于危机而发生的社会生产过程的中断、紊乱，对于具有可分立性质的劳动产品和那些在生产上需要有一个较长的互相连接的劳动期间的劳动产品，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影响。”[4]在连续生产的情况下，即使生产停止，流动资本也没有受到重大损失；而在机车制造的情况下，所有已经对象化在产品中的流动资本不是被搁置就是被白白耗费掉了，因此这意味着从事这种形式的生产具有更大风险。
当然，固定资本也参加这些不同的周转过程，但固定资本自身的周转（例如，一台蒸汽机）并不受它参与生产的产品的不同周转时间的影响。但是流动资本的支出则在不同程度上受其影响。比如说，工资需要每周预付，生产资料同样也经常在提供一件成品所需的几周或几个月的期间内被连续购买。劳动期间越长，资本回流以及剩余价值通过最终产品的销售而实现前，所要预付的流动资本就越多。这成为个别资本家的沉重负担。“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的阶段，”马克思指出，
换句话说，它们是在信用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马克思继续引用房屋的例子：
马克思引用了一个1857年银行法委员会的报告，关于投机房屋建筑的策略，按揭贷款、土地收购以及借入资金杠杆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任何一个建筑业主不从事投机建筑，而且不大规模地从事这种建筑，就得不到发展。建筑本身的利润是极小的；建筑业主的主要利润，是通过提高地租，巧妙地选择和利用建筑地点而取得的”（然后他引用了伦敦贝尔格雷维亚的高档社区为例）。我认为这个过程比人们通常认为的要重要的多，但是由于它还涉及租金的榨取和占有，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深究，我也尽量不作赘述。但是注意一下马克思在这里举了多少关于在建成环境上的投资（这个话题是在这种特殊的场合提出来的，但马克思出于特殊的考虑而没有将其独立出来讨论）的例子是十分有趣的。
正如我们最近清楚地看到的，这类过程一直具有危机倾向[7]：
2008年之后，在美国、西班牙和爱尔兰的大部分地区，最糟糕的情况报复性地展开了。在这个最近的例子中，房屋投机制造了一个资产泡沫，它的破裂实际上引发了危机。然而，这里马克思将房屋市场的崩溃视为根源于其他地方的商业与金融危机的结果。
“举办劳动期间相当长而规模又很大的事业，只有在资本积聚已经十分显著，另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又为资本家提供方便的手段，使他可以不用自己的资本而用别人的资本来预付、来冒险的时候。”我们在关于金融和信贷的章节中看到，个人的创业活动转变为用“别人的钱”做生意，这种转变对于资本如何运行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的例子主要是关于大规模的城市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我认为这绝非偶然。虽然马克思在这里没有这么说，但很显然虚拟资本的参与已经触手可及了。
然而，马克思主要关心的，是“可以增加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以及“缩短劳动期间”的事情，例如“协作、分工、机器的使用”。“机器缩短了房屋、桥梁等等的建筑时间”，[9]在船只建造上“造船技术的改良，提高了船速，从而缩短了航运业投资的周转时间”。[10]然而，许多这些进步取决于配置更多的固定资本。这本身产生了严重的冲突（或者说矛盾？），因为一部分资本为了促进其余资本加速周转，而不得不放慢了周转速度。这个停滞和运动之间潜在的冲突在第二卷的大部分篇章中无处不在。
协作可以由于同样的目的而调动起来：“动用庞大的工人大军，从而在许多地点同时施工，就可以缩短一条铁路建成的时间。”近几年，中国有一些出于这样的目的而对技术和劳动力大军调动的惊人案例。在本书所基于的那些讲座中，为了阐释马克思在这里提出的观点，我展示了一个惊人的视频，讲的是中国在九十小时内建成了一座十五层的宾馆。在YouTube上搜索标题“九十小时内在中国建一座十五层的宾馆”就可以看到它。现在又有一个标题为“十五天内在中国建造一幢三十层高楼”的视频。当然，在这两个例子中，零部件是预制的，但是观察和思考劳动过程的性质也是十分有趣的。重点不仅在于协作、机械化以及对分工的协调，也在于劳动强度，这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逐渐成为剩余价值生产的一个主要贡献者。当然，工人仅仅获得九十小时（轮班工作）的工资。
以上事例的背景是，资本必须充分地集中并且在开启这样的劳动过程时立即可得：
注意周转时间的加速与资本集中、国家的活动以及信用制度的兴起之间的联系很重要。我通过对城市化历史的研究而对这个题目作的非正式观察表明，马克思指出这些联系在追求缩短周转时间的过程中变得日益紧密是非常正确的。
在马克思看来，缩短周转时间的这个动力的大小，在养羊的例子中解释得最精彩。“以前，英国羊，像1855年前的法国羊一样，不满4年或5年是不能宰的。”因此大部分人吃羊肉而不是羔羊肉（在狄更斯的小说中请客吃羊排是常事）。但是随着贝克韦尔的出现以及他的“新莱斯特羊”，“一岁的羊已经可以肥育，无论如何，在满两年以前可以完全成熟”，从而生产时间缩短了一半多。[12]所以我们现在吃羔羊肉，而不吃羊排。而且春天的羔羊一年内就能食用。在农业方面，这种对所谓的“自然的”生命周期的干预到处可见。甚至已经证明了加速龙虾成熟的可行性——通过明智而审慎地将龙虾笼从一个温度的水生环境移到另一个中去。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中，“自然”再生产的周期绝不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
论第二卷第13章：生产时间
生产过程通常含有“与劳动过程长短无关”的生产中断。马克思提供了大量的例子，例如：酿酒需要经历一个发酵过程，陶瓷需要干燥，漂白业需要长时间的化学反应过程；并且在农业生产的许多领域，有时很长时间内不用投入劳动（最明显的就是林业——树木可能要花上一个世纪才能长成）。
我每年都在阿根廷住一段时间。在一月的某天，一台巨大的机器同一辆卡车和三个技工一同出现，在一天中收获二十公顷的小麦。第二天，另一台机器同三个人出现，在一天中种二十公顷大豆。两个月后，又一台机器到达，给大豆喷上恐怖的杀虫剂；接着，三个月后，一台机器出现，收割所有的大豆。几个月后，当又一台机器来给土地施肥后，另一台便来种植小麦。所涉及的固定资本很大，但是与生产时间相比，劳动投入以及劳动期间都是十分短暂的。“在所有这些场合，在大部分生产时间内只是间或需要追加劳动。”[13]
直白地说，将生产时间缩短到技术上可能达到的最小程度的动机，是十分强烈的。马克思因此引用了炼钢史上的进步，“炼钢法由1780年前后发现的搅拌炼钢法，变为现代贝氏炼钢法和以后采用的各种最新方法”。虽然“生产时间大大缩短了，不过固定资本的投资也相应地增加了”[14]——再一次强调了减速和加速之间的潜在矛盾。
正如我们所预料的，农业是最难缩短生产时间的领域。这对于资本意义重大，对于劳动更加重要。马克思大量引述了基尔霍夫的著述，他强调了这些区别对资本和劳动的不同影响。对于后者，农业工作机会的季节性是主要问题。例如，在俄罗斯，每年只有一百三十天到一百五十天可以进行农业劳动，“织工、皮匠、鞋匠、锁匠、制刀匠等等”如果不是为各自村庄生产的话，会造成很严重的问题。“农业和农村副业相结合”是解决自然强加的季节性就业结构问题的有效办法。“后来，当资本主义生产完成制造业和农业的分离时，农业工人就越来越依赖纯粹带偶然性的副业，因而他们的状况也就恶化了。我们以后会看到，对资本来说，周转的一切差别都会互相抵消，而对工人来说，就不是这样。”[15]农业中季节性劳动的问题不会消失。在美国，外来工成群结队地走过东西海岸的农业区，收割季节性农作物（例如水果和蔬菜）。在淡季返回墨西哥或加勒比之前，他们大部分生活在十分可怕的条件下，暴露在各种不同的有毒杀虫剂中。
虽然马克思承认在许多工业部门，这样的季节性问题或劳动期间与生产时间之间巨大的间隔不会发生（除了在危机条件下），仍旧有几种投资形式受这种问题的折磨。结果是“流动资本的支出，在一年的各个不同时期是极不均衡的”。[16]已投入的固定资本在一年当中有一部分时间得不到利用，因此它的循环也被中断，这引起“某种贬值”。最有趣的例子是林业，林业的生产时间和劳动期间是如此的不一致，以至于“造林不适合私人经营，因而也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它所起的相反的作用，即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所起的作用则微乎其微”。[17]如果这在马克思的时代是对的，那么它在今天就是一个影响范围更大的问题，因为热带雨林在拉丁美洲、亚洲东南部以及非洲持续飞速地消耗——但是现在它们对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以及森林自身消失的影响已被记录在案。
最后，马克思回到了在第六章中提出的作为流通费用的储备和存货的形成问题。但是，在这个例子中，它是一个暂时性的问题。对于任何一个生产体系，“必须有一定的生产资本……处于储备状态，以便逐渐投入生产过程”。[18]这种储备应该有多大呢？马克思指出，它的大小“取决于它在更新时困难的大小，取决于供应市场的相对距离，取决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等等”。[19]但是它对“流通领域”条件的变化也是很敏感的。尽管马克思没有说这些条件可能是什么，不过，对我们来说，最近有个很明显的例子，即所谓的“及时生产”体制及其变体。这个体制在20世纪70年代末最先兴起于日本工业。最优的运送规划，在网络信息系统（随后是计算机化）以及可靠的运输体系的帮助下，将需要持有的投入品储备量减少到最小，因此释放出一大波“停滞”或者“闲置”的资本以供使用。这些体制很快便在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中传播开来。
最后，马克思观察到，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的关系，可以有“种种极不相同的情形”，一部分产生于生产过程自身的属性，一部分反映了流通领域内条件的变化（例如更容易接近供应品和市场）。因此我们接下来开始讨论这个问题的后一部分。
论第二卷第14章：流通时间
本章是马克思对空间结构和动态在资本运动规律中的作用论述最明确的一章。这一主题经常突然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当中，却通常都高度浓缩而又晦涩难懂。尽管没有否认它的根本重要性，甚至有时还对其加以强调，但除了本章及其后的若干页以外，鲜有对其进行系统论述的尝试。如果我们想要重建马克思关于资本积累及其内部矛盾的空间和地理动态的观点，就必须深入考察本章——这一章的评论主要是技术性的（因此也与《资本论》第二卷的整体基调相一致）——以及其他各处分散的论述。我的这一尝试以论文发表在1975年的《对立面》（Antipode）杂志上，它是当时首屈一指的激进地理学杂志。当然，这并没有引起人们很大的关注，即使我把这许多的发现吸收进了《资本的限度》的最后部分，意图强调空间的生产和空间（地域）关系在资本主义历史地理中是多么的重要。[20]非常不幸，到目前为止，空间的生产、空间关系以及地域形式（“位置”）的问题，在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中不是被极大地忽视了，就是被视作显而易见从而是不值得研究的问题。直到最近，人们才越来越认为资本积累的这一方面和日常生活的变化动态是基础性而非边缘性的问题。马克思在论述这一问题时，充分显示了他非凡的精力。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共产党宣言》对我们今天称之为“全球化”的简洁描述：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使反动派大为惋惜的是，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1]
因此，那个面向商业精英的国际新闻频道“CNN”的格言是它“跨越了国界”（当然，从不提及阶级！）就不足为奇了。资本主义所制造的，那些“飞行常客”所信奉的“世界主义”正在大量上演。
我们再看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诸多类似段落中的一部分：
……
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23]
……
所以，流通时间只有从它是利用劳动时间方面的自然限制这一点来说，才决定价值。……可见，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程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更多地消灭空间。[24]
之所以这样，因为“过程的经常连续性，即价值毫无阻碍地和顺畅地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或者说，由过程的一个阶段转变为另一个阶段，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说，同以往一切生产形式下的情形相比，是在完全不同的程度上表现为基础条件”。[25]
把这些从别处摘录的论述作为第14章关于流通时间的讨论的前言极为重要，它部分地强调了那些看似粗糙地堆砌在本章中的各种材料远远不是次要的、一次性的观察的结果。这些材料提出了一些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空间动态的原理，因而需要我们去研究，甚至苦心钻研。马克思集中研究的一个原理是：“在运输工具发展的同时，不仅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了，而且空间距离在时间上也缩短了。”[26]
然而，马克思以一个简短的陈述开始了第14章：“商品的销售市场和生产地点的距离，是使出售时间，从而使整个周转时间产生差别的一个经常性原因。在商品运往市场的全部时间内，资本束缚在商品资本的状态。”[27]正如我们在对信用制度进行讨论时所看到的，除非有货币资本家时刻准备着贴现那些附属于商品运动的汇票（因而长距离贸易与信用制度之间有很强的历史联系），否则资本就不能转化为货币形式。马克思称为“出售时间”的是流通时间中最重要的部分。毫无疑问，存在努力把出售时间缩减到最短的强烈的竞争性动机（正如我们在第三卷对商业资本的分析中看到的那样，但在这里生产者似乎同时也是自己的销售当事人）。“商品的销售市场和生产地点的距离，是使出售时间，从而使整个周转时间产生差别的一个经常性原因。”[28]
商品到达市场所用的时间取决于商品的性质（比如重量和易腐性），以及可采用的交通运输工具。出售时间的差别不仅存在于不同的商品之间，也在相似商品的不同生产者之间出现。然而，
接下来一页中，马克思做了更详尽的阐述：
这对资本（比如，束缚于前一生产地点的资本的贬值）和劳动（比如就业机会从前一生产地点到后一生产地点的转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局部性的资本和劳动力贬值危机是无所不在的。资本主义地理景观中的竞争性动荡迅速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但马克思并没有对这种地理不均衡发展的过程和结果作更深入的分析。
交通运输工具的创新和投资持久地变革着资本所创造的地理景观。空间—经济的相对空间在不停地变换。在资本家竞争的整体景观里，由于相对区位优势的改变，整个城市的资本主义活动都将走向衰落。大量固定资本的价值都被嵌入到了土地上，随着其他地方那些激励资本活动的新的通讯线路和运输设施的建设，它们的价值要么得到增强，要么将受到威胁。马克思没有详细考察这个问题，但这些固定资本资产价值所面临的价值重估或贬值的永久威胁，是资本主义历史中不稳定性的一个重要来源：在20世纪80年代左右，由于历时已久的全球化进程的动力彻底转变了方向，随着生产大规模地、主要但不是唯一地向东亚转移，资本主义发展中的许多核心地带——诸如底特律、巴尔的摩、曼彻斯特、谢菲尔德、埃森、里尔及其他老牌制造业城市——经历了极其艰难的去工业化过程。国内的地理转移——从美国的中西部和东北部到南部和西南部——在制造不稳定和不均衡的资本主义地理发展方面，与国际转移同样重要。
马克思在这里的分析没有明确提及这些内容。他在这里所阐述的，是为发展这种分析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理论性和纯粹技术性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整个第二卷的理论关注保持一致的。这个基础仅仅由商品资本的流通时间（及其运动费用），以及这种流通时间和费用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空间条件的依赖构成的。
这些原理很简单。“市场距离所造成的资本束缚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时间的延长，直接造成货币回流的延迟，因而也延迟了资本由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31] “在运输工具发展的同时，不仅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了，而且空间距离在时间上也缩短了。”[32]引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出的概念“用时间消灭空间”，道理显而易见。服务的规模化和频繁化可以减少费用。“远距离运输比近距离运输相对地说要便宜的多”，这对扩展商品流通的地理空间非常重要。主要原因在于货物装卸费用远高于移动的费用，马克思没有提及这点。这种货物转运的高额费用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集装箱化而急剧地降低了。这个关键的创新改变了商品运动中全球化的形式与路径。
服务的频繁化和可靠性减少了生产者持有的商品资本储备（马克思在这里看到了为生产供应投入品的“准时化生产”体制在后来产生的趋势，这种体制让日本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一直保持着强劲的竞争优势，直到其他国家追赶了上来）。马克思同时也意识到了集聚经济的重要性——它的好处在于将同一商品的生产者连同其所有的供应商聚集在同一区域，从而大大减少了流通时间。
马克思在这里要表达的是一个我们地理学者称之为相对空间关系的理论。[34]这一空间的确定不是根据物理距离，而是根据距离间的摩擦力，这个距离间的摩擦力用穿过物理空间所需的变化着的费用和时间来衡量。物理空间本身与资本并无关系。资本所关心的是运动的费用和时间，它会尽其所能地寻求费用和时间的最小化，并且减少运动的空间障碍。为此，必须不断地从根本上变革空间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用时间消灭空间”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资本主义为了实现减少空间障碍和距离摩擦力这一目标而进行的创新的历史令人叹为观止。但是障碍不仅是物质的：它们同时也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减少资本运动（不一定是人的运动）的关税壁垒及其他政治障碍已经成为国际资本主义新秩序（一个充满矛盾并频繁成为政治冲突和社会斗争的焦点的过程）的“圣杯”的一部分。但是很难想象，如果20世纪50年代左右欧洲的贸易壁垒没有被逐步打破，资本积累会受多大的抑制。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整个欧洲滞留在边境海关检查点的卡车长队已经让人无法容忍。
因此，绝对空间和相对空间存在差别。与资本所有的形式（货币形式、商品形式或者生产活动的形式）穿越空间的流畅运动相比，那些在资本主义空间的组织中出现的区域单位（从有限的个人和集体的土地产权到国家本身等一切东西）倾向于把事物固定在空间之中。这些最起码是我为马克思简短的论述所作的注释。
在这章稍后一点的地方，马克思从生产性消费——生产投入的供给——的角度考察了这个问题：
持有原料储备以及其他投入品的必要性的降低，使预付资本量相对于所用资本量下降了。
生产者为了接近生产资料、劳动力供给以及最终市场而进行的位置移动，尽管在文本中只是简短地提了一下，但它们却是相当重要的。既然马克思提到了在大城市中的啤酒厂，我想详细解释一下。在18世纪的英国，啤酒是一种地方性的，经常是家酿的饮品。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大啤酒厂只有在大城市中才能找到。在那里他们倾向于成为当地的垄断者，受高昂运输费用的保护而免于竞争。但是酿造中防腐剂（最显著的是啤酒花）的使用，使啤酒可以长距离运输。[36]通过啤酒花的调味，啤酒可以作为商品在市场销售的时间延长了。这带来的一个结果是19世纪啤酒花生产的兴起，作为农业的一个特殊形式，它主要位于我的家乡肯特郡——并且，你们应该知道，这给我提供了博士论文的题目。绝大部分听说这个事的人都会惊讶地问道：你怎么能把那么多时间花在这样一个鸡毛蒜皮的问题上？然而事实证明这个问题是十分有趣的，这个绝佳的学习经历让我受用至今。啤酒花的种植是一种资本密集型的农业形式，通过商业资本和酿造公司与伦敦的金融和信用市场联系在一起。啤酒花的种植面积随着信用可得性以及商业周期而波动。啤酒花需要大量的肥料，于是伦敦的粪便、烂布以及其他废物被一同装船运往肯特，这在伦敦创造了掏粪工的岗位。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集中在一年中的特定时间段，于是伦敦东区贫困的工人阶级在每年啤酒花采摘期都会向这里迁移。那个场面非常令人震撼，我到现在仍记忆犹新。去年我在伦敦打了一辆出租车，那个年长的司机向我讲述了他年轻时（现在采摘全部是机械化的）那些关于啤酒花采摘的欢乐回忆。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当时我有多么开心。
到了19世纪中期，一些加过大量啤酒花的啤酒甚至被出口给了在印度的英国侨居者（即所谓的“印度淡色麦酒”，仍然有一些酿酒者在生产它，例如巴斯，其位于英国中部的特伦托河沿岸）。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大部分啤酒仍旧没有被运输到太远的地方。运输费用太昂贵，而且垄断组织仍在当地市场盛行。所以我以前喝当地的生啤酒（我小时候，需要到邻近城镇才能尝到吉尼斯生啤酒）。当我是学生时，我从肯特搬到了剑桥，这意味着我必须将啤酒从勇气牌变为鲜花牌！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也是这样。如果你住在巴尔的摩，你喝全民波希米亚牌啤酒；如果你住在匹兹堡，你喝钢铁城牌啤酒。20世纪60年代以来运输费用的降低，引来了来自各地的啤酒。海洋运输的集装箱化，与20世纪60年代起小桶（而不是大桶）啤酒的出现，意味着进口啤酒可以在国内市场上竞争。啤酒生产通过合并成为大型公司而得到了加强，尽管不久之后便出现了一种“解药”——当地酿造。但是现在你几乎可以喝到来自各个地方的啤酒（在纽约，有一个酒吧，你可以喝到全世界各地生产的啤酒）。
冷藏技术的引入与运输费用的下降，使对食物供给作出各种全新的地域配置成为可能。威廉·克罗农在关于19世纪芝加哥的书中（《自然的大都市》）描述了冷藏技术的美好影响——来自加利福尼亚的新鲜蔬菜和来自美国中西部的冻肉可以提供给美国东海岸和更远的城市。[37]电报也使在世界范围内交流商品价格成为可能，从而能够以更有效率的方式协调全球市场。如果不能保证易腐食物的稳定供给（得益于冷藏技术和更有效、更快速及相对更便宜的交通运输体系）的话，1945年后的都市化模式将不可能出现。如果不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造成了空间殖民化和空间关系转变，以上这些也都不会发生。即使交通运输和通信技术的创新起源于迫切的军事需要（通常是这样），但它一旦被资本迅速采用，就在城市化的重构以及空间和日常生活的生产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已成为我论证的一个主要支柱——通过一般意义上的空间生产和特殊意义上的城市化来吸收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对维持资本积累起了关键作用。对我来说，这些是我对马克思在第二卷关于交通运输发展的简短说明所作的一些激动人心的推断。
但是，马克思确实注意到了在减少流通时间的动力中，有一些迅速发展的潜在矛盾：
交通规划人员长期以来就注意到了交通会一直增长到交通网络容量上限的趋势，这使任何缓解交通网络拥堵的企图从长期来看都是一种自我挫败（一些研究表明，在伦敦的马车时代，交通移动速度为平均每小时十一英里，和汽车时代差不多）。
第二个矛盾我们以前已经遇到过：“与此同时，不是直接用作生产资料，而是投在交通运输工具以及为运用这些工具所必需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上的那部分社会财富，也会增加。”[39]
由于多种多样的贴现机制，货币流通体系并不必然与商品流通相一致，这产生了许多其他问题。周转的差别“是各种信用期限的物质基础之一，正如海外贸易，像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外贸易，一般说来也是真正的信用制度的源泉之一”。[40]在第三卷关于信用制度的那些章节，马克思非常关注这些现象，但是在这里他仅仅提了一下，并没有作额外的说明。
虽然这章主要是从商品转化为货币形式的角度考察了流通过程，但马克思在结束的时候简要评论了在货币转化为用于生产的商品的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他在第6章中已经说过
这将马克思推回到供给的季节性，以及某些商品在特定时间抛向市场的问题上。
马克思在结尾处提醒我们：所有的这些考虑因素都需要嵌入到一个循环的世界中，在这个世界中，货币、商品和生产形式的资本不断相互渗透，而且如果不采取这些在空间和时间里连续运动的具体形式，资本将不能存在。很显然，这些资本的不同形式，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空间中移动的；货币、生产活动和商品运动两两之间的关系，并不完全一致。这些不一致性中的一部分，在第二卷接下来几章中得到了考察。
[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55—2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7] 房地产行业的投机行为在1857年的危机中似乎扮演了重要角色，因此成为国会质询关注的焦点。
[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0] David Harvey，“The Geography of Capitalist Accumulation：A Reconstruction of the Marxian Theory”，Antipode 7：2 （1975），9—21； reprinted in Spaces of Capital：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1）.
[2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下册），第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下册），第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下册），第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7—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4] 见David Harvey，“Space as a Key Word”，in Spaces of Global Capitalism：Towards a Theory of Uneven Geographical Development （London：Verso，2006）。
[3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6] 这要求人们适应苦味。不过，尽管啤酒花已经被化学防腐剂所代替，啤酒花的苦味仍作为我们的一种文化习惯被保存下来。之前出售的家酿的麦芽啤酒更为香甜，但它的缺点是会迅速变酸。
[37] William Cronon，Nature's Metropolis：Chicago and the Great West （New York：Norton，1992）.
[3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7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8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28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