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世上竟有这样的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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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同事老母是名偏远山区的农妇，届时必打开收音机准时收听，或大笑出声，或凄然泪下。同事偶然回家见此情景，不由感叹路遥作品之深入普通农人心里，是我们这些城里人所无法理解的。我读路遥的作品虽不多，但从此对这位仅活了四十三岁的作家充满敬意。
《平凡的世界》是小说，感动人相对容易些，类似的比如单田芳在广播里说的评书。鄙人读大学时，也曾花费巨资购买一“红灯牌”收音机，每到周日早上八点，必准时收听由申葆青老师主持的“星期日广播英语”节目。虽毕业后因为实在没有练习与实用的机会终至放弃，所以时至今日，就还是个英语盲。但当日收听英语广播的情景至今历历如在目前。可假如一位哲学家在广播里讲严肃深奥的哲学，你能想象会有多少听众呢？
1952年，以赛亚·伯林在英国广播公司（BBC）连续播出了6次讲座，分别介绍了爱尔维修、卢梭、费希特、黑格尔、圣西门、迈斯特的思想。这6个小时的讲座，可全讲的是已经过去的哲学家呀，不像小说与评书，会有听众么？这一点，连BBC的工作人员也心中无底。结果呢？
时至今日，当年的听众对此依然记忆犹新。每个星期，人们都带着期盼的心情打开收音机，沉浸到伯林的演讲中。约翰·巴罗写道（当年他还是中学生），这些演讲“令我十分激动，每次播出，我都坐在地板上，一边听着身旁的收音机，一边做笔记”。这一系列演讲结束后，《泰晤士报》发表了一篇社论，进行了报道和评论，在读者来信栏目里引发了一阵通信活动，伯林本人也躬与其事（《〈自由及其背叛〉编者前言》，亨利·哈代）。
对此情形，《伯林传》（【加拿大】伊格纳季耶夫著）中有更为详尽的描述：
1952年10月到11月，整整六星期的时间，成千上万的听众收听了这一节目，他们大多来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聆听他用清晰而急促的牛津口音发表长达数十分钟的极端难懂的讲话。正是这几次讲话使得艾略特话中带刺地为他“奔放的口才”向他表示祝贺；保守派哲学家迈克尔·奥克肖特也以同样的语气赞扬他是“讲台上的帕格尼尼”。梅纳德·凯恩斯的遗孀丽迪娅·凯恩斯写信说，以赛亚的“磕磕绊绊和结结巴巴”听起来“很舒服，很恰如其分”，还有更多意味着公众对他的注意的传统标志潮水般向他涌来：不知名的女士们给他织了红袜子；怪人们寄来了自己的手稿（《13 冷战，1949～1953》）
读到这里，我就在想，假如伯林来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做讲座，中国听众的反响又会如何呢？会有不知名的女听众给他织红袜子吗（这是个什么风俗？希望知者告我）。噢，我忘记了，当时，我们正在进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主要对象是解放以前的旧知识分子。目的是为清除知识分子中存在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思想影响。方法是发动他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著作，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动员组织他们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等运动，在实际斗争中提高认识，改造思想。经过这一运动，知识分子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据《辞海》缩印本）。
也就是说，假如伯林当年在中国，他的思想中无疑存在帝国主义思想影响，属于被改造的对象。他非但不可能登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去演讲，反而只有低头认错、接受思想改造的份。且经过这么一番改造后，他在心中也就“确立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树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他便彻底不会讲述其在BBC所讲的那些内容了，他也就永远不会对人类的思想产生任何影响了，时至今日，地球人也就不会知道世界上居然还有以赛亚·伯林这样一个人！
那么，当年我们的老大哥苏联的情况又如何呢？1945年9月8日，伯林以英国外交官的身份飞抵莫斯科。他和沙俄时代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如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会过面。
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都曾经告诉过他，前线的士兵们把帕斯捷尔纳克的某些诗背得烂熟。古拉格的犯人们把阿赫玛托娃的诗缝成手工制作的、用桦树皮装订起来的书，放在破烂的衣服里随身带着（《〈伯林传〉11 列宁格勒，1945》）。
而当1946年1月伯林离开苏联时，
在位于芬兰边境的车站上，一位可敬的苏联女边境官员查看了这些由那位被压制的诗人题赠的书，庄重地鞠了一躬，让他通过了玻璃门，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同前）。
据此，伯林得出这样的结论，“俄国文化真正的代言人仍然是‘这些逐年老去但声音依旧清楚的……心智开化、敏感、挑剔、不会被人愚弄的……大革命前的俄国知识分子’”（同前）。
毫无疑问，苏联是当年我们亦步亦趋紧紧追随的亲爱的老大哥呀。可在经历了十月革命的老大哥之国度里，无论是前线士兵、古拉格劳改营里的犯人，还是边境官员，却对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肃然起敬，热爱有加。阅读至此，我就在想，1949年之后，我们的前线士兵、劳改营里的犯人，及边境官员，会对旧知识分子如此热爱么？新中国的文化代言人又会是谁呢？我们和紧紧追随的老大哥之间，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差距呢？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差距的呢？
(密苏里号战列舰内小型图书馆）
既然说起前线的苏联红军背诵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我就想起二战时，美军给前线的将士专门印制了大量书籍给他们阅读，比如E.B.怀特的《人各有异》就大受前线将士的欢迎。再如停泊在珍珠港的密苏里号战列舰上，就设有小型图书馆。在休息时，官兵们就可以在这里阅读自己喜爱的图书。有研究表明，这些书籍，对提高美军将士的士气大有帮助。看来，阅读喜爱的本国作家之作品，有助于提高将士们的爱国热情，从而鼓舞士气。那么，内战时期，国共两方面的军队里，是否给将士们配备了图书呢？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时，解放军将士们的背包里是否装有书籍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抗美援朝时，我方俘获的美军士兵很难教育，于是给他们放电影《白毛女》进行阶级思想教育。没想到美军俘虏看了后说：杨白劳借钱就该按时还钱，这个是订了合同的（有借据）。地主抢喜儿是侵犯人权，应该到法院诉讼。有书可读的美军士兵的质问，充满了法律意味。我们的军管干部，又该如何回答他们的质问呢？阶级感情遭遇法律意识，尴尬是肯定的，用俗语说便是驴唇不对马嘴。
拉拉杂杂写了如上许多，竟连我自己也给搞糊涂了，我究竟要干什么呢？想说明个什么道理呢？我不知道。
你呢？
二O一七年五月廿八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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