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文化的永恒魅力：鄂尔多斯青铜器
匈奴金冠
综 述
中国的北方是一片草原，鄂尔多斯是位于中国北方草原的一片神奇的土地，大概三千多年前，随着气候的演变，这里出现了游牧部族。薰育、鬼方、玁狁、戎狄、东胡、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党项、女真，他们在历史前进的车轮中，交替上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故事。这些游牧部族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包括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今这些雄风壮烈的古代游牧民族，大都在历史的风尘中消失了，只留下当年的一些痕迹，在一件件精美的、深动的北方草原文化青铜器上默默诉说这那段历史。
数千年前，伴随着逐渐清晰的马蹄声，高举着鄂尔多斯青铜短剑的新兴马背民族在这里开创了中国北方畜牧经济的先河，而“鄂尔多斯青铜器”就是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留下来的伟大艺术品。
青铜，是世界冶金铸造史上最早的合金，青铜器在中国古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体系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
由于青铜原料的稀有性，和技术的局限性，青铜器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不但具有很高实用性，而且逐渐成为了权力、地位、身份的象征，生活在以鄂尔多斯高原为中心的北方长城沿线地带的游牧部族居民，在中原农耕民族步入文明社会之时，面对生态环境向冷、干方向的不断恶化，率先在传统农业经济基础上，适时改变土地的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一步步走向畜牧经济，最终完成了和中原农耕文明的分野，成为雄霸草原的马背名族。
以“鄂尔多斯青铜器”为代表的新兴青铜文化，它们造型生动、特征鲜明、寓意深刻，宛如诠释了中国北方草原民族历史的一部经典篇章，当人们领略了中原夏、商、周青铜文明的博大凝重，观瞻了西南三星堆巴蜀青铜文化的神奇诡异之后，一种充满原生态风味的北方草原青铜文化则会给人们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
一件件饱含个性的“鄂尔多斯青铜器”生动的再现了三千年前发生在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的一景一幕，透过代表着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鄂尔多斯青铜器”读者将会对中国古代北方游牧文明有全新的了解，同时也会对古老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有更全面的感悟。
匈奴金冠
公园一九七二年的冬天，一场连绵数日、昏天蔽野的狂风过后，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杭锦旗阿鲁柴登的茫茫沙海深处，晨出的牧民偶然发现在远处的沙丘中，有一片黄灿灿的东西在初升阳光的照映下熠熠生辉，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具狂风卷过后露出地面的人的白骨。
在人骨的头颈、胸部、腰等部位，散布有两百余件用黄金、白银制成的珍贵文物，这些金银质的文物绝大多数都装饰有各种动物图案，表现出一种独特的文化面貌和浓郁的草原气息，其中最罕见的是一套由黄金制成的金冠饰。
整套金冠饰重约一千四百克，由上部的鹰形冠饰和下部的冠带组成。上部的鹰形冠饰高约八厘米，重一百九十二克，为一只站立在半球形底座上昂首傲立、震翅欲飞的雄鹰。鹰身由金片捶打而成，中空，羽翼线条流畅，整体造型生动，鹰的头部和颈部均用绿松石制成，由金丝串联与鹰相接。
鹰的尾部也是制成后插入鹰的身体的独立活动体。因此整个鹰形金冠不仅金碧辉煌而且动感十足，在略加摇晃或经风吹拂时，雄鹰便会摆动头尾，显示出震翅欲飞的神姿，雄鹰脚下的半圆形球体上，以浮雕的手法表现出一周狼噬咬盘角羊的精美图案，下部冠带由三条半圆形图案带组成，主体部分为绳索纹，相连的两端分别铸造浮雕的虎、马、羊。虎呲牙咧嘴造型凶猛强悍，马、羊则温顺低头俯卧，作温顺之态。
整套冠饰气势磅礴-----无垠的草原，雄鹰高高在上空翱翔，虎、狼在凶狠得扑咬着马、羊，大自然经常上演的弱肉强食局面被刻画的栩栩如生，寓示着佩戴者俯视草原，高瞻远瞩，彰显了崇高的地位与豪迈的气概。
虎豕咬斗纹金饰牌
饰牌出土于鄂尔多斯准格尔旗西沟畔墓地，现藏于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出土一对，整体略呈长方形，四周饰一周绳索纹，主体图案为浅浮雕的猛虎与豕（野猪）缠绕咬斗的场面，猛虎在下，腹部着地，前肢极力撑起上躯，昂头张口狠狠咬住野猪的后大腿根，后肢翻转朝天蹬踏野猪，虎尾下垂经胯下由后向前弯卷至背部；野猪虽然处于劣势，但仍死死咬着猛虎的一条后肢，奋力反抗，双方厮杀的难解难分，饰牌背面靠近左右两端分别有一横向、一竖向的扁平桥形小钮。
其中一件饰牌的靠虎头端有一椭圆形孔，有明显的使用痕迹，应为带钩钩挂所致；饰牌背面靠近左右两端的边缘处，竖向直行书“一斤二两廿朱少半”及“故寺豕虎三”刻款铭文。
另一件饰牌背面紧靠左端边缘处，竖向直行书“一斤五两四朱少半”刻款铭文，字体接近于战国晚期秦人的书写风格，纹饰方面采用写实的艺术手法，表达了草原上真实的残忍激烈的生存状态，另外该饰牌还包含着战国时期的度量衡制度、书法、金属铸造技术以及早期北方民族与中原弄耕民族的文化交往等方面的诸多信息，可谓弥足珍贵。
胡人骑驼纹柄青铜镜铜镜
胡人骑驼纹柄青铜镜铜镜是中原农耕民族日常生活十分重要的必需品，因此中原青铜文明中的铜镜不仅数量多，而且制作十分精美，同时铜镜也是中原青铜文化向外传播的重要媒介，成为中国青铜器向外传播的重要标志。
具有中原文化特征的铜镜，不仅在中原的周边地区都有大量的发现，而且其辐射的范围也十分广阔，因此，有学者提出了“铜镜之路”一说，认为在中华文明向四周辐射的过程当中，“铜镜之路”和“丝绸之路”几乎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在“鄂尔多斯青铜器”中也发现有一定数量的铜镜，有的形制与中原发现的同时代铜镜相差无几，唯镜背面或素面、或为简单的旋纹、网文等，有的形制工艺等与中原农耕民族使用的铜镜相距较大，不仅镜体小，较轻薄，周廓不出棱，形制不规整，其背面图案也较为简单，甚至多为素面，为了携带握持的便利而设置动物造型的钮或柄，则是其最大的特征，其柄部的动物纹造型制作十分精美。
对于逐水草而居的北方草原民族而言，平静的水面就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好的镜子，因此，他们自然无需在这个领域刻意追求，与中原农耕民族使用的铜镜相比北方草原民族所用的铜镜，其装饰性更大于实用性。
此件铜镜手柄处造型是一胡人骑骆驼的画面，骆驼昂首挺立，其前后肢均处在半卧的状态，再现了丝绸之路上的场景。现藏于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
青铜双耳鍑
青铜鍑最早出现在北方，它是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炊具，除了铜质的外，还有铁质的。公元前7——8世纪，伴随着欧亚大陆草原民族的迁徙，向西迅速传播，早期铜鍑主要集中在新疆以西到北的高加索及黑海北岸的草原地带。
器物整体略呈口大底小的圆筒状或者半球形，圆底或平底，绝大部分在口沿上或者肩部设有竖立的对称双耳，多圈足或者镂空高圈足，有大有小，直径20——60厘米不等，这类器物双耳的设置，不仅在于就炊时搬动方便，更重要的是为了马背民族迁徙时的携带方便，而镂空圈足也是针对游牧民族生活特点进行设计——就炊时随便找一个略平坦的地方，把铜鍑从马背上解下来就地一放，再高圈足下一拢火就可以进行炊事了。
此件青铜鍑口沿平整，双耳紧接于口沿下方，耳上有小环，鼓腹，腹部以阴刻手法饰一圈大角羊图案，鍑身范先明显，下有喇叭口状圈足，先藏于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
青铜短剑
《史记·匈奴列传》等文献中有关匈奴“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由此可见北方民族自身的兵器主要是用于近身格斗的短剑和远距离射杀的弓箭，早期北方民族彪悍尚武，短剑是成年男子必备之物。
由于短剑既是他们马上近距离进攻的武器，也是贴身搏斗和护身的武器，同时还具有勇士身份及对战神崇拜的双重象征，所以他们对短剑倍加宠爱。这些短剑在制作上不仅坚固、锋利、实用，在装饰上也别具特色，短剑整体通透出一种威严而庄重的气势。短剑是“鄂尔多斯青铜器”中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
短剑的长度一般在25——35厘米左右，剑身宽度在2.5——3厘米左右。剑身扁平，平面略呈柳叶形，横截面呈扁菱形，有的剑身中部有圆柱状脊，直刃，剑身与剑柄之间设“一”字形或者两端呈斜翼状、舌状突起的剑阁（目的是保护持剑者的手，防止格斗时对方的兵器顺着剑身直接下滑到持剑者的手上），绝大多数为直柄，少数为曲柄。
短剑的柄首极具装饰性，装饰的形式有球形镂空状（习惯上称之为铃首短剑），圆雕的鹿首、鹰首、马首、羊首状，圆雕或浮雕的双鸟回首、鸟喙相对状（习惯上称之为“触角式首”短剑），蘑菇状（习惯称之为蕈首短剑）。
还有些短剑是由“触角式首”短剑简化、演变而来的，剑柄首端有一个或者两个并列的圆环（习惯上称之为环首短剑，又称“变形触角式首”短剑）。短剑的柄部为便于握持和美观，一般都装饰有蛇状横点纹、鱼鳞纹、云形纹、几何形纹、凸棱纹或凹槽等，也有直接在剑柄上缠绕绳索的。
除青铜短剑外，还发现了一定数量的铁质短剑以及少量的青铜柄铁剑。自战国晚期开始，青铜短剑不仅发现的数量明显减少，而且制作的精美程度也大不如前，这应该和更加锋利、更加坚硬的铁剑的兴起以及铁铠甲的使用有直接的关系，只是由于铁的保存环境较青铜要苛刻的多，极易锈蚀，所以能够保存下来的较少而已。
一般来讲，早期的短剑剑柄均装饰为镂空的圆球或者扁球形以及圆雕动物形象，中期“触角式首”短剑柄端的造型多为写实性很强的回首双鸟；晚期短剑柄端的装饰则由抽象的动物进一步简化为双环首或者单环形。
仔细观察“鄂尔多斯青铜器”中的短剑，我们不难发现，这些短剑的柄首除环首、“触角式首”、“变形触角式首”短剑有自然形成的圆孔外，多数铃首、部分兽首短剑的剑首下方，还都另有一个圆形的小孔钮。这些孔钮应该是具有很大的实用性，也就是说，这类短剑的佩戴可能大多采取单环系绳直接悬挂于腰带上。
另外有部分的短剑佩戴者颇为讲究，专门配置有木质或青铜的剑鞘。据一些保存较好的青铜剑鞘上也只有一个环扣来分析，带鞘的短剑与不带鞘的短剑的佩戴方式基本相同。一些考古发现也为我们了解这类短剑的佩戴位置及方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凡是见到过“鄂尔多斯青铜短剑”的人，心目中都不免产生一个疑惑：凶猛彪悍的早期北方民族所使用的短剑为何会如此短小呢？与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剑等相比，早期北方民族使用的短剑确实要远远小于农耕民族青铜剑的长度。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青铜冶铸技术的差异，另一方面可能是在昭示马背民族的勇猛、彪悍敢于近身搏斗的精神，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早期北方民族在对阵时，制胜的法宝并不仅仅在于手中的兵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群体急马奔腾时所形成的冲击力、震撼力和威慑力。
鄂尔多斯青铜短剑多数不仅精美、华丽，而且剑身锋利，剑柄厚重，剑阁外凸，便于持握格斗，实用性强，但也有部分短剑明显存在着装饰性大于实用性的缺陷。
譬如这件双豹对卧纹柄青铜短剑，通常约33厘米，剑柄的造型是两只相对而卧、身体修长的豹子，豹的口、足相对，尾巴上卷形成剑阁，四爪前端又略呈鸟首造型。这短剑剑刃锋利、实用性毋庸置疑，但纤细的豹身剑柄，却明显难以承受实战格斗中兵器相触所产生的撞击力。在手中兵器的适用性直接关系到持有者生死存亡的冷兵器时代，这样的设计缺憾，制作者应该是不会意识不到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制作者竟然无视血腥杀场的残酷现实，置持有者的性命于不顾，忽略这些青铜短剑的实用性，而过分追求华丽的外表呢？唯一较为合理的解释，那就是它的主要功能并不是在于血刃较量，而是据有其他的特殊用途。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底下，人们对于自然界的许多事物还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因而在日常生活甚至包括军事行动、政治决策等诸多方面，都表现出了对大自然的顶礼膜拜，因为过度敬畏自然，还往往求助于祖先，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必然阶段，早期的北方游牧民族也不例外。
北方草原民族有歃血盟誓的习俗。据《汉书·匈奴传》记载，汉元帝时期，车骑都尉韩昌、光禄大夫张猛受命出使匈奴，两位汉使看到匈奴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物资充足，担心匈奴会叛离汉庭，便提出愿与匈奴盟誓，世世代代永结同好。
匈奴呼韩邪单于为了向汉庭表示诚意，遂与汉使一同登上诺水东山，宰杀一匹白马，将血酒盛入用老匈奴老上单于所杀的月氏王头盖骨做成的酒器中，双方对天盟誓，共饮血盟。文献中记载“以径路刀、金留犁挠酒”。
这里的“径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匈奴语，与《逸周书·克殷解》记载的周武王对商纣王的尸身“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的“轻吕”一样，都是我们今天所称谓的“剑”的对音或和音。
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文献记载和“鄂尔多斯青铜器”的对照研究，认为匈奴人在举行庄重的盟誓仪式时搅和血酒使用的“径路刀”，应该就是那些装饰华丽的青铜短剑。因此，在这些场合中，主祭人手中所持有的青铜短剑无疑具有法器的作用。
由此可见，前面我们介绍到的这件双豹对卧纹青铜短剑，可能是一位早期北方民族首领或以主持仪式为神职人员手中所持的法器，也可能是伫立在神坛上的祭器。青铜短剑剑柄的双豹图案，或许显示着持剑者本人的威猛尊严，也或许昭示着短剑自身所蕴含的像猎豹那样凶猛、强悍的神奇威力，它会庇佑人们在将进行的狩猎或战事中，所向披靡、大胜而归。鄂尔多斯博物馆供稿。文章整理----苏可（本文获得杂志同意发布）
原文刊登于《收藏投资导刊》2016年11月刊，总14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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