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边漫话之我记忆中的《甘孜报》副刊

《甘孜报》是1954年8月在民国时期《西康日报》的旧址上办起来的。初创时名《康定报》，由当时的康定地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月生兼任总编辑。内容就是刊发由电台抄收的新华社播发的电讯稿，且不定期出版，有时十多天出一期，稍后七天一期。1956年1月，始改为固定的五日刊。对开大报，藏、汉两种文字合刊（汉文一个版，藏文三个版）。川、康合省后，西康藏族自治区更名为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报》始更名为《甘孜报》，汉、藏两种文字分别出版。1957年11月起，两种文字的报纸，均由周二刊改为周三刊，四开四版。记得，我寄给《甘孜报》的首篇新闻稿，就是发表在1956年5月23日藏汉两种文字合刊的报纸上的。

“文革”前，汉文版的《甘孜报》就办有以《短笛》为名的文艺副刊（由杜冰琨主持）。“文革”中，《短笛》上刊发的文章多成了“毒草”（“四清”工作队还特地编了一本《毒草汇编》），不少作者被打成“牛鬼蛇神”（笔者就是其一）。“文革”中地方报道逼停，一个时期只出刊发新华社的电讯稿，报纸也改名为《红色新闻》，自然没有什么“副刊”。

1973年，我正式调到《甘孜报》社工作（指定为编辑部负责人，并担任机关党支部副书记），具体参加了恢复地方报道的工作。1974年正式恢复地方报道后，我这个具体主持编辑部工作、被戏称为“打不死的程咬金”的“文艺爱好者”，力主恢复报纸副刊，于是以《农奴戟》为刊名的文艺副刊便与读见面了。到1981年4月7日，出刊了92期。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之风兴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报社岂能等闲。同志们以无比的热忱投入时代的大潮之中。在1980年，报社就组织了多批同志外出参观学习，如副总编匡立德和记者意西泽仁就到了吉林延边的朝鲜族自治州；年底总编辑张培基率编辑部副主任龚伯勋和通联组干部商庆康一行三人，用38天时间，先后参观访问了湖北省的《宜昌报》《襄阳报》《郧阳报》和省内的《重庆日报》《通川日报》等五家兄弟报纸。回来后由我执笔，很快写出了《学习参观宜昌、襄阳、郧阳、通川、重庆五报的情况汇报》。从“解决好方向问题”、“改革新闻，把报办活”、“打开路子，改进经济宣传”、“面向社会，办好副刊”、“加强言论工作，提高报纸的战斗力”、“正确开展批评，大胆干预生活”、“跳出新华社电稿编时事”、“深入扎实地做好群众工作”、“加强报社内部建设”和“坚持党性办报是办好报纸的根本保证”等十个方面，全面、详实地汇报了几家兄弟报纸在新形势下如何办好党报的经验。并在总结上年（1980年）宣传报道工作的基础上，大胆提出了十条《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意见》（也就是甘孜报社1981年的“1号文件”）。“十条意见”的第三条便提出“把三版办得有特色一些”。按报纸版面的分工，历来把第三版视作“上层建筑版”“思想文化版”，习惯称之为专刊、副刊版。改革就是要首先从观念上改变对三版的认识，“副刊不附”，副刊占有报纸的“半壁江山”，必须下大功夫把它办好。如何办？就是要从我们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办出“酥油糌粑味”来！

康巴地区，本来就有悠久的文化传统，丰厚的文化积淀，更有一群优秀的作者队伍（也就是说各民族中的“文化人”很多），完全有条件把三版办好，把副刊办好。于是“1号文件”明确提出，“应花力气办好四个副刊（即“综合副刊”“文艺副刊”“科普园地”和“民族文摘”）。其中尤应花力气把“综合副刊”和“文艺副刊”办好。

所谓“综合副刊”就是“大文化”副刊。这个副刊“辟若干小栏目，刊登介绍我州山川风物，风土人情，文化艺术，历史典故，名胜古迹，珍禽异兽，奇花异草等的文稿、小资料和美术、摄影作品”。

此次改革，特别强调要办好“文艺副刊”。“为了繁荣我州文学创作，不断发掘和收集整理民间文学遗产，应继续把这个副刊办好。”为此，决定增加刊期，在大致一月一期的基础上，改为两个星期出一期。

在征得多方面的意见后，决定把“综合副刊”的刊名定为《五色海》；将“文艺副刊”的刊名由《农奴戟》改为《雪花》。著名画家梅定开先生特地为两个副刊设计了刊头。为了给文艺副刊找个合适的刊头字，我翻遍《鲁迅日记》手稿的影印本，用相机翻拍辑录了鲁迅先生手书的“雪花”二字。

州委对报纸改革十分重视，宣传部特地在康定召开了全州通讯报道和文艺创作座谈会。州委领导亲自到报社会见参加会议的同志，尤其是各民族中的“文化

人”（也就是副刊的基本作者队伍）对办好副刊更是热情满怀，由衷支持。

1981年5月9日，更名后的“文艺副刊”《雪花》便与读者见面了。综合副刊《五色海》也在1981年7月30日出刊。

《甘孜报》的副刊，几十年来努力工作的代代报人坚持正确的办方向，成了广大文艺爱好者试笔的一块不可多得的园地，康巴地区的不少作家、文艺家就是从这里起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