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改革“黄金岁月”

1986年底左右，就在市公用局风雨飘摇，传说要拆并中，一个偶然的机会，是跟当时的形势发展结合起来的。

当时上海市已经成立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不久，他们需要人，大学同学便推荐了我。我感到那里的空间还要大，便于1987年3月正式到那里工作。

我先开始在市体改办综合处，具体工作是在综合处分管的上海市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编写“体改研究”内刊。适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十周年。根据领导指示，我在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及政府部门撰写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回顾研究文章时，有意识地先通过电话征询，然后上门具体商议组稿事项等。这样，就开始认识了一批在上海高校、研究所、政府机关等的研究专家等,当面聆听他们的观点，比如像复旦大学的程恩富教授等。后来我跟他一起搞过私营经济研究。

当时社会环境对个体经济的发展还是戴有色眼镜的。后来，我跟程恩富教授搞了一系列的私有经济发展的社会心态研究。社会主义环境下怎样看待私营经济、怎样看待个体经营，私营老板自己是怎么想的。我们到基层搞调查，然后回来作统计分析，这调研后来就在上海市委办公厅内参上发表了，发表以后评价还是很高的，当时市里的老领导很看重的，有的也转变了对私有经济的看法。有一次我在上海《新闻报》头版头条上登了一篇文章，一个私营老板在搞远红外科技产品，市场有需求，但就是缺少资金，而且银行里又不给私人企业贷款，我就在文章里呼吁，这么一个有市场潜力的产品，就是因为缺少资金而发展不起来，我们的银行需要改革。有个市经委老领导看到以后，晚上就给我来电，表示认同我的观点并热心推荐一个国有企业创投公司可以接洽合作。

在市体改研究会、担任联络部部长期间，我主要参与了股份制的理论研究和探索。其时正逢上海股份制的扩大试点。我们在新苑宾馆先后举办了多期全国性的股份制实务培训班，每期一周左右。来自国内的一些省市体改办、想准备上市的企业等，报名参加者踊跃。然后，也组织搞了私营企业发展培训班，组织开展私营经济发展调研。当时，上海的市委书记是江泽民、市长是朱镕基。对于体改工作非常重视。记得有一次市体改研究会年会时，江书记还莅临大会发表演讲。朱市长非常关注上海的国有企业改革。当得知浙江兰溪市放开经营试点很有成效时，马上指示市体改办要了解调研这一情况。于是，这任务就交到市体改研究会。我们当即组织研究会20多家大中型企业会员的领导或办公室主任，前往兰溪市实地考察学习，回来就召开相关座谈会。会后发出“体改研究”简报。并及时将考察和座谈的情况全文分两次在《新闻报》发表，社会反响较大。

我们的研究会集聚了一批热心于改革的企业家，作为团体会员加入进来。市体改研究会在社会上反响也很大，搞了很多研讨会，比如在兴国宾馆举办的“股份制研讨会”。后来研究会专门组织专家内参上写了一篇文章叫“推动股份制在上海扩大试点发展”，得到当时的中央领导肯定。当时股份制企业还是很少的，后来上海的股份制就大踏步前进了。

后来，因工作需要，我调到市体改办宏观处工作。先后也参阅“企业集团研究”，“国有资产研究”，这些文章都在报纸上发表过。上海的国有资产体系改革，第一轮方案，我也参与设计。我们曾到深圳特区去考察过。包括跟随时任上海市体改办副主任楼继伟、宏观处处长鲍新俜等，参与对浦东新区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案调研等。我们先后到深圳、珠海、厦门等特区开展调研。

在体改办的五年里面，1989年我被评为中级经济师。同年9月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我从城市基层管理上升到上海市整个宏观经济发展的范围，包括也曾经参加全国中青年改革学术研讨会等。认识的人也多了，包括企业界、大学、政界、新闻界等等，我也经常发表一些文章。上海《新闻报》经常会有我写的报道，当时的市体改研究会、宏观处领导也相当支持媒体宣传。

体改办的工作给了我很大的空间，做了很多调研，从微观到宏观，从企业到事业机关，几乎上海的经济发展各个环节都有涉及。特别是当时在体改办的时候，成立了一个“股份制领导小组”，在这下面有一个“股份制工作小组”，我是这个工作小组的成员之一。我当时对口联系的是市建委、农委、商委等。

另外在体改办期间也接触了上海的保险业，当时在体改办副主任的带队下，我们和上海保险公司的领导一起到沈阳、北京、大连去考察，当时上海社会保险是已经开始了，但是人身保险还没有，我当时对保险一点都不懂的，他们给我看了一个日本的保险业的材料，我看了以后发现上海这么大的一个城市，保险业有相当的发展潜力，当时我们的人均投保率相当低的，回来以后我写了篇文章，就是怎样将社会保险和人身保险结合起来，也提了个方案，当时的副市长也看到了。《上海保险》杂志也登了，我还是上海浦东新区保险专业委员会委员。

私营经济、股份制、企业集团、国有资产、浦东行政体制改革、保险市场等，我都有幸参与调研，这充实的五年为我以后在咨询领域搞研究、为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奠定了相当扎实的基础。

2019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