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图画》第九篇：蒿中意，蒿里行
一、写：蒿中意
说到蒿，大家往往想到的是涮锅里的茼蒿和满山的艾蒿。其实蒿类有很多，仅在我国就有186种，而全球则有300多种，平常我们所熟知的就有艾蒿、芦蒿、茼蒿、香蒿、牡蒿、白蒿、臭蒿等多种，其用途功能也大不一样，有可以吃的，也有用来治病的，而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更是把从蒿类中提取的青蒿素推到了一个世界医学应用的高端。
但是，蒿除了吃和药用之外，其在汉语的使用意境中却被赋予了更多的涵义。
蒿，从艹，高声。按《百科》中的解释，大部分蒿类植物能长到40－150CM，这在古人所认知的普遍依地而伏、低如蝼蚁的众多草芥中，也算是鹤立鸡群、傲视群“草”了，所以“蒿”以高为声显然并非随意，而是要突出其“卓尔不群”的风姿。
然而，古人对事物（汉字）图像的理解并不仅限于其直观图像的既得感，“他”会从多个维度来扩大或加深对事物（汉字）表义上的拓展，甚至会通过对其整体环境的融合以及内心的感知来表达文字表义上的更高一层的境界，所谓“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即是如此，所以我更愿意把汉字叫做一种可以通达“心灵”的文字。这种关于事物认知以及语言理解的思维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汉语言的使用方式，当然也使得“汉字”——这一象形文字，在其它象形文字因表义功能的严重局限而无法延续的情况下，“她”却能薪火相传，长盛不衰。
高，白描了“蒿”挺而高直的图像，赋予了“蒿”茕茕孑立的气质，想象了“高而瘦削”的人文风骨，更由于其遍布荒野、无人而生的生存环境，“蒿”进一步升华成为古代文人表述破败荒凉、孤独凄苦、形槁心死的代名词。
《诗经—蓼莪》：蓼蓼者 莪，匪 莪伊 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看那莪蒿长得高，却非莪蒿是散蒿。可怜我的爹与妈，抚养我大太辛劳！
杜甫《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 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天宝以后，农村寂寞荒凉，家园里只剩下蒿草蒺藜。我的乡里百余户人家，因世道乱离都各奔东西。
韦庄《秦妇吟》：明朝晓至三峰路，百万人家无一户。破落田园但有 蒿，摧残竹树皆无主。第二天清晨到达三峰路，只见村镇人烟寥落。田园破败，只有野蒿，竹树失主，都被摧残得不成样子。
蒿，在汉语中还多和其它野草组合使用，以表达一种“同是红尘悲伤客，莫笑谁是可怜人”的孤苦心境：蒿棘（蒿草与荆棘）；蒿藜（蒿和藜。泛指杂草；野草）；蒿蓬（蒿草与蓬草）…… 。
而这种“孤苦”，带来了更多的内心不安：蒿恼（骚扰；打扰；烦恼）；蒿目（忧虑不安）；蒿然（忧烦；忧虑不安）；蒿忧（为世事忧虑）……。
蒿，由草高而形槁，由荒野而无依，由孤苦而不安，完美地阐释了汉字由图像到心知的语言表达演变历程。
补注：
莪，从艹，我声。即莪蒿。“我”在这里同样表达的是“蒿”高大的图像感。
萧，从艹，肃声。即艾蒿。“肃”在这里则表达的是“高”所带来的直观内心感受——肃立。
二、源
高，《说文》：崇也，象台观高之形。从冂、囗，囗与仓舍同意。即台观高耸之形。与仓字舍字下面从囗，构形同意。〈说文〉释义没有问题，但析形有误。
高，“京”的分化字，由“京”字下加“口”分化符分化而来，表高、远之意。（注：汉字造字法中有一种加分化符来造新字的方法，通常是由名词分化为形容词，表示事物有什么样的性质或特性。这一点与英语单词名词变形容词的造词方法类似，如：名词后加-ful，hope→hopeful；名词后加-y,cloud→cloudy;rain→rainy;名词后加-ly, friend→friendly，love→lovely；方位名词加-ern，east→eastern，west→western。又比如，“古”下面的“口”也是分化符，表“盾”的特点是“固”，是“固”的本字，上面的“十”本为盾之象形；而“吉”则是由“士”分化而来）
高者，必远。在商代甲骨文中多用“高”为远义，如《粹》：“叀高且（祖）夒祝用，王受又（祐）。”在这里高祖指的就是商朝的远祖夒，而在现代汉语中高祖就有了两个释义：
1、曾祖父的父亲称为高祖，而与之对应的亲属称谓是玄孙，即曾孙的儿子。
2、也可用于皇帝的庙号。
所以一个朝代开创基业的皇帝的庙号多为“太祖”，（太在这里的意思就是没有人能再超过他了，有最、开始之意）而庙号为高祖的皇帝，通常其在位时已经追封了他的某一个祖先为太祖（通常此祖先已有很高的地位和声望，被认为是家族兴旺的奠基人），当他驾崩后，后人便不能再追封他为太祖，改为使用高祖。比如李渊登位后，李虎（李渊祖父）被尊为皇帝，庙号唐太祖，所以李渊的庙号为唐高祖。
高，本指台观之高，引申而泛指一切之高，此为其一维图像感。高则必远、必长、必久，此为其二维图像感。又事物高、长，则其端末多易曲，故“曲”为其三维图像感，或这三维图像感兼而有之。
嵩，从山，从高。《说文》：中岳嵩高山也。亦从松。本义即高山。本是崇的异体字。中古以后，两字发生分化，读音不同，字义也不同。嵩字成了中岳嵩山的专字。
篙，即撑船的竹竿，其形亦长而高。
稿，《说文》：秆也。由于禾秆都比较高大，故从高声。又引申为“草”义，“草稿”、“手稿”即由此而来。
槁，《说文》：木枯也。叶落则木枯，其形较树木叶盛之时显高，其实“槁”表达的是叶落之后的树木之形，但加上了人的内心感受，其表意功能上更上一层。《庄子－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形体诚然可以使它像干枯的树木，精神和思想难道也可以使它像死灰那样吗？形如槁木，枯干而瘦削，心则如死灰，孤独而无波。
敲，即手高高举起然后敲击。或曰：击首也。
搞，后起字，本与敲同义，由敲分化出来的字，后专表敲击的抽象引申义，即用力做事。《广韵》：敲，亦做搞。
犒，〈说文〉无犒字。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槁而润之亦曰槁，犹劳而慰之亦曰劳。其实这是汉字的多维图像引申：草木枯干以水润之使之不“槁”也是“槁”，犹如辛苦而安慰之也叫做“劳”（如劳军），正象人（士兵）辛劳枯萎而用牛去慰劳之，叫做“犒”，即以酒食犒赏军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犒，应为从牛，从槁省。
熇，hè。《说文》：火热也。即火势、火气上腾的样子，亦有高之图像。又读xiāo，指火热、炎热之义。《诗经—板》：多将熇熇，不可救药。
镐， hào。《说文》：从金，高声。温器也。武王所都，在长安西上林苑中，字亦如此。张舜徵约注：“镐训温器也，是其本义也。盖镐之言熇也，言有火热气也。”即这种温器可以让火热气上腾。还指周武王建都的地方，在今天长安西上林苑中，那个字也写成这个样子。现代汉语还读 gǎo，指刨土的工具，即镐头，俗称“十字镐”。在这里应指的是这种工具需高高举起。
事物高则光线好，白而亮，犹如“景”有白亮之意。
缟，《说文》：鲜色也。即白色精细的丝织品。
膏，本义即动物的油脂，凝结即为白色，引申有肥美之义。也可做动词，即把油加上去。
乔，初文在高字上部别加一弯笔，或表高而曲之义，仍以高为声。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上面加“屮”表其顶端之义的异体字，楚国文字中出现上加“又”或“尤”为声的另外一种异体字，到小篆时规范为今天所见的从夭，从高省，高亦声的形声兼会意字。《说文》：乔，高而屈也。即高而上部弯曲。
《诗经·小雅·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鸟儿飞离深谷，迁到高大的树木上去。后用作祝贺语，贺人迁居或贺人升官谓之 乔迁。又，乔木高，梓木低，比喻父位尊，子位下，因称父子为“ 乔梓”。《幼学琼林》“祖孙父子”十五首：兰桂腾芳子孙旺，椿萱并茂父母康。乔木高仰梓低俯，父尊子敬守伦常。由高而弯曲又引申为做作、假装等义，如乔装、乔办等。
桥，《说文》：水梁也。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按架于水上，古式桥皆中高而两端低，是高而曲也。
轿，由桥分化而来，其形亦中间高两边低。
骄，《说文》：马高六尺为骄。即高大之马。
侨，《说文》：高也。桂馥义证：“北方伎人，足系高竿之上，跳舞作八仙状，呼为高橇，当作此侨。”本指踩高跷的人。后专指客居异地，引申指客居国外者。此义应是从乔迁之人的意义分化出来的一个意思。
荞，即荞麦，比一般麦子高而弯曲。
峤，山尖而高为峤，音qiáo。
矫，《说文》训为“揉箭箝也”。是指古代一种揉箭使直的箝子，后泛指使曲的物体变直，这里强调的是曲而直的图像感。
娇，《说文》：姿也。即姿态妩媚可爱，委婉如禾之曲的姿态则尽显女人之妩媚，这和女子高跟鞋所起的矫正姿态的作用类似。
三、读：蒿里行
作者：曹操
蒿里行：汉乐府旧题，属《相和歌·相和曲》，本为当时人们送葬所唱的挽歌，曹操借以写时事。 蒿里，指死人所处之地。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
关东的诸州郡将领，都起兵讨伐董卓及其党羽这些残暴的人。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
本来期望各路将领在孟津会合，同心讨伐长安董卓。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háng)。
结果各有打算，力不齐一，互相观望，谁也不肯率先前进。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qiāng)。
权势、财利引起了诸路军的争夺，随后各路军队之间就自相残杀起来。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
袁术在淮南称帝号，袁绍谋立傀儡皇帝在北方刻了皇帝印玺。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战士常年征战，铠甲上生满了虮虱，百姓也因此死伤无数。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累累白骨曝露于荒野之地无人收埋，方圆千里都没有人烟，听不到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一百个老百姓当中只有一人能活，想到这里不免让人肝肠寸断。
生民：百姓。遗：剩下。
这首诗被后人称为汉末的实录，是一首反映现实的史诗。它反映了自初平二年（190年），关东各郡将领起兵讨伐董卓，直到建安二年（197年）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称帝这八九年间的重大纷繁的历史事变和社会面貌。重点写各路军阀以讨伐董卓为名而拥兵自重，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形成新的割据局面，从而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如最后两句完全是诗人目睹兵连祸结之下民不聊生，哀鸿遍野的真实情境而产生的感时悯世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