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架墨到杀角都不摆了——长篇小说《兄弟雄起》序

文/王茂久

这是一部用重庆方言写作的长篇小说。书中不仅对白而且叙事都使用重庆言子。其形象、幽默、直率让人忍俊不住、大喊过瘾。受作者的影响我也用重庆言子给这篇序言命题。架墨杀角是木匠术语。所谓架墨就是用墨斗弹线下料，最后根据尺寸截齐叫杀角。因此“从架墨到杀角”表示从开始到结尾，“都不摆了”形容语言非常精彩到位。没有其他语言可以替代。

方言是民俗文化的活化石，在表现地方风物人情方面有着书面语言无法替代的特点，也是人物性格特点的充分表现。重庆人说话不喜欢用官方语言，喜欢从生活中寻找最形象的词句来作比喻。听起来虽粗鄙却生动。一些重庆人说话时还习惯带一些骂人的脏字，重庆人叫“带把子”。许多作家在文学创作时，为了表现文学的风雅，总是把这些“把子”删掉,结果人物的个性往往也被抹杀掉了。这部小说之所以保留这些“把子”，其实是为了凸显人物的个性。读来倍感亲切，一点儿也不感到俗气。

这是一部讲述知青这一代人生经历的作品。他们既有共同的生活历程，又有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虽然也有少数知青成了社会上层人物，但是大部分知青都是生活在社会的底层，他们的命运都是极其艰难困苦的。

当然，苦难并非知青一代人的专利，知青的上一辈人所遭受的苦难远远比我们更加深重。小说对知青的父母一辈在长江上当水鬼的苦难经历也有非常深刻的描写。

小说写知青上山下乡生活的篇幅不多，既有典型性也有普遍性。作者用更多的笔触描写了他们回城后的人生经历。大多数知青回城后都是当工人，他们遭遇了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大变革大转型时期。

在计划经济时代，这批充满理想抱负而又经过艰苦生活磨练的年轻人很快成为国有和集体企业的主力军，他们不仅吃苦耐劳，而且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是企业的主人。

正当他们踌躇满志的时候，“改革开放”开始了，国有资产成为权贵们的盘中餐和权力向资本转化的奠基石。一度享有领导声誉的工人阶级转眼由企业的主人翁变成雇佣劳动者。正如权贵资本家杨雄所说：现在的“工人阶级等于零”，资本权贵才是有效数字。

曾经的劳动模范、技术标兵成为下岗失业人员。过去他们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专研技术、认真工作上，完全不耻于去干投机钻营、行贿受贿的龌蹉勾当。而恰好这种违背道德伦理的行为成为中国搞市场经济的主要手段。这种畸形的社会道德观念充斥着整个社会。

小说深刻揭示了转型社会的无序状态给善良正直的工人带来的苦难：年老的父亲患上胃癌时公费医疗取消了，最后因为不愿给家庭造成负担而投河自尽；身怀绝技的技术工人却找不到工作，不名一文；下岗女工为了生存沦落风尘；当自己没有任何收入时孩子却要自费读书；失去工作后没有任何社会保障的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干那些有辱人格的事情；孩子在长身体的时候不仅没肉吃，甚至连饭都吃不饱，为了让孩子吃一顿肉竟然当上小偷惨遭毒打......看到这些，不禁使人催心裂肺，黯然神伤。

作者真实地描写了国有企业破产的内在原因，是那些无偿占有国有资产的权贵们，他们不仅贪得无厌地侵吞企业的资产、利用各种手段贪污受贿转移资产、化公为私，而且不需要承担任何社会责任和义务，他们是掠夺盗窃全民财富的蛀虫，是人类历史上最堕落最腐朽最无人性的禽兽。

然而要维持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稳定发展，不可能容忍这种无道德无法律的现象长期存在。人性总要回归，道德总要重塑，正义总要伸张。那些背负多宗原罪的权贵们总有一天要遭受道德与法律的审判。小说中描写的那位利用职权贪污盗窃国有资产、丧失人性玩弄女性的杨雄杨骚棒最终被绳之以法就是有力的证明。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那些曾经为国家为社会创造财富的优秀工人经历了一番凤凰涅槃般的苦难之后，最后又重新回到工厂，重新获得工作，重新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这不仅仅是作者的美好愿望，也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同时也体现了一种社会价值观的回归。我们应该相信，不论什么时代，什么社会，都需要能够创造社会价值的技能和人才。

作者是一位当过知青、当过工人，从生活的最底层走出来的作家，他的字里行间饱含了内心深处对工人阶级深厚的感情。他对普通工人的工作和生活的描写是那么真实细腻、栩栩如生。他用自己辛辣的笔触对那些腐朽势力进行有力审判的同时，无时无刻不在歌颂人性的真善美。

最后，我要说一句发自内心的话：这是一部充满激情、爱憎分明、难得一见的好作品，是知青文学百花园中一枝芬芳的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