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批评

想起批评，便想起鲁迅，可鲁迅是几十年前的人物；想到公知，便想到民国，可民国也是几十年前的国度。

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天然要介入公共事务，本就是公共知识分子，有责任在自己的领域空间，发表自己的见解。文化批评之所为，皆社会建设，故社会也当容忍他们的质疑。无需剑桥牛顿、哈佛耶鲁说教也知之，只是无法行之有效罢了。文化批评看似可有可无，实则不然，文艺复兴便是工业革命的助产士。只为实际技术而采纳科学之目的，晚清已尝试，终以失败告终，科学之存在，必以伴随民主为保障。

遑论当下，即便过往情形，不准妄议。一面禁锢思想，一面却在鼓励创新，此为筑室道谋，缘木求鱼。为此，梁启超愤然道：“今日之中国，报馆有禁，出版有禁，立会演说有禁，倡公理则为邪说，开民智则诬为惑人。坐是种种，而中国国民种子绝，即中国人求为国民之心死。故父以戒子，师以率徒，兄以诏弟，夫妇朋友相期望，莫不曰安分，曰韬诲，曰柔顺，曰服从，曰做官，曰发财。”没有像样的批评，没有任何人抑制错谬虚幻的乐观情绪，灾难必将降临，历史早已验证此律。

知识分子之跌落，自心口不一、言不由衷始。道貌岸然，坚持假话，久而久之，问心无愧，成为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体质内的好处，使之比较，说真话的代价太大。杨绛分析：“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而潜心一志的体质外者， 空有报国志，自己不做主，一边后悔，一边生活，但凡入场，浪漫如云，现实如山，也陡升体制内种种想法，个性剑芒，随之内敛。爱国可以成为获利手段，顺从也同样。毛泽东尝言：“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改造带有强迫性，而诱惑则可使之自觉自愿，此更为高妙。权力笼罩下的学术，没有创新，没有发现，惟有学术不端、学术腐败。学术包工队可接任何项目，博士出纲，硕士捉刀，本科生打杂，豆腐渣工程害人于有形，学术豆腐渣工程则误国于无形。此文化之流弊，更士人之悲哀。

若只读合乎口味之书，永远只知已知之事，若一向只闻顺耳之言，终究成为愚昧之人。只要符合既定标准，无论多么荒谬，马上接受，却无法容忍不同意见，无论其是否在理，是否值得思考。面对批评，顾左右而言他，却还暗自得意，他人竟也赞许以幽默智慧，全然不知此即失格，而靠谎言维持的权力，经不住时间的冲刷。而对于一人、尤其一知识人，若一辈子没得罪过人，未表达过自己的观点，说明其只是生活的旁观者，许多人穿过，很少人逗留，这辈子也不会干出什么有意义之事，“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

批评者，得之则通，通之则明，明之则勇，通之则强，强则政举，而国立敬修，而民智。破字当头，砂锅不捣不漏，立在其中，木头不凿不通，国如此，人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