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的大姑妈》徐志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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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散步在树木葱茏的九洲里公园，我就会想起旁边不远处下坵村的大姑妈。

　　虽然大姑妈去世已有十多个年头了，但我闭上眼，就能想起她的音容笑貌——满头的银发，微胖的身材，一只装满小葱的竹篮。还有那，见到我总是能绽开花般的笑脸。这些记忆，交错层叠，就像黑白电视里的片花，永远地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

　　小时候，每逢暑假，我都会尾着奶奶到下坵的大姑妈和西门的二姑妈家去住上些日子。三间青砖砌成的瓦房，在大树的掩映下，碎光点点。一条村间小道由东拐往西南，犹如一条飘带绕屋而行。至今我仍然记得这样一个画面：我坐在大姑妈老屋西边卧室的竹床上，大口地啃着姑妈刚买回来的西瓜，红色的瓜瓤粘满了我的鼻尖与两腮。在落地扇“呼呼”的凉风中，等待着郭靖与黄蓉，从另外一个世界，穿越到电机机里来与我相遇。

　　大姑父年轻时是修柴油机的高手，凭借着听声音，就能知晓机器的毛病所在。儿女一大堆，逐一拉扯成人，晚年仍不愿歇歇。在那个工业不发达的年代，老两口拉着一辆木板车，走村穿巷，吆喝着回收酒瓶、醋瓶......最喜悦的时刻是看到满满的一车酒瓶堆集如山的场景。大姑父在前面猫着腰，板车的拉绳被他的右肩拉的笔直。大姑妈则在后面，整个身子都俯在酒瓶上用力地推着，汗水浸湿了他们的全身。就这样春来冬往，直到帮小儿子的二层小楼盖起。

　　年岁稍大点后，大姑妈开始卖起了葱来。在菜场，冬日的寒风中经常有大姑妈拧着竹篮，兜售小葱的身影。五毛，一块......大姑妈一点一点地攒着。为了省钱她舍不得在外吃饭，更舍不得去坐车回家。所以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我经常看到大姑妈挎着竹篮缓缓而行的背影。听大姑妈说，女儿们都不允许她去卖葱。可她的心里明白，孩子们都不容易，自己能多挣一分钱，就能多减轻一分孩子的负担。

　　人说，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大姑夫与大姑妈相濡以沫一辈子，终究还是，先大姑妈一步去了。大姑夫的葬礼上，大姑妈哭的是那么的撕心裂肺。一句“我的天——”道出了大姑妈对大姑夫的无限地哀思。是啊！大姑夫就是大姑妈的“天”，天走了，自己的余生该去依托谁呢？

　　大姑父走后，大姑妈从此一个人住在当年我看电视，吃西瓜的那间小屋里。每次我去看她，她都格外地高兴，又是泡蛋又是倒茶。可我发现，大姑妈已不再像大姑夫在世时那么的精神了。几十年的携手风雨，突然手被松开了，一个人了，那是怎样的一种感觉，我相信只有大姑妈自己知道。

　　大姑妈累了，终究还是走不动了。一次中风，使得一直健康的大姑妈，瘫痪在了病床上。金坛文化的一个养老院成了她最后的住所。大姑妈一天一天地消瘦了下去，颧骨高了，两腮瘪了，眼睛也失去了神采。虽然孩子们轮流去看望她，但重新站起来，一直都是她此刻心中最大的梦想。

　　为了让大姑妈重新站起来。住在愚池的银芳表姐和姐夫，一人搀扶着大姑妈，一步一步地往前挪，一人则拿着一张板凳在后面跟着。等大姑妈累了，就让她坐在板凳上歇一会儿，如此反复。他们陪着大姑妈亦步亦趋的身影，成了文化敬老院附近一道最美的风景。

　　然而所有的孝心都没能感动上苍。大姑妈还是追随着大姑夫的脚步去了。

　　大姑妈的葬礼上，我和爸爸，妈妈，姐姐还有大姑妈的小儿子坐在一桌。当我说到，我看大姑妈时，大姑妈喊我的名字，并叫我抱一抱她时，我忍不住“哇——”地哭了出来。所有的过往，就在这刹那间，又重新在我的脑海里闪过。

　　现在大姑妈已经离开我们有很多年了。她的外甥，外甥女们都成了各个行业的佼佼者。在大姑妈姊妹五个中间，她的后代犹如一颗耀眼的明珠，闪发出璀璨的光芒。

　　我仿佛又看到了大姑妈那绽花般的笑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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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徐志俊，1975年生、常州市金坛区作协会员、金坛黄庄人、家乡杂志签约作家，作品散见于《家乡》杂志、《西北散文选刊》原创、《西南文学》杂志、《脊梁》文学、《作家微刊》、金坛时报、纸刊《黄河风文苑》、《心悦文摘》、《洮湖》杂志、《上海文坛》、《闻艺金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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