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婵：那个冬天，我走进日本法庭当陪审员
日本华人女作家协会
【东瀛荷风】
“冬季风，逆向的回忆”征文之三
那个冬天，我走进日本法庭当陪审员
作者：李小婵
东瀛30载，经历了很多在国内不可能被我撞上的事情，比如被炒鱿鱼，被迫创业，被客户背叛，被同乡欺骗，再比如两次诉讼、一次被告，也就是说不得不三次走进日本法庭进行法律抗争。
而这些在我20多年来的散文随笔中，都是看不见的，因为我们中国人报喜不报忧嘛。
特别国有古训：“父母在不远游”，使我更不能把远游中的不幸写成文字，让家人担忧。
如此这般在异国被“千锤百炼”的我，基本上是“处事不惊”了。可是去年冬天，一封来信，还是使我怦然心跳。
这封信的落款是我所居住地方的日本的县级裁判所（相当中国省级），我一看心中一惊，第一个念头是，莫非上次败诉的那个人要翻案？重新起诉？
但是，没有任何预警啊，百思不得其解，我皱着眉头、忧郁地打开这封信，一看，顿时眉开眼笑了。
原来一不小心，我被抽签列入日本法庭陪审员名单。
其实，“法庭陪审员”这个词，我们大家都不陌生，早在1899年托翁的《复活》里就浓墨重笔过，并不是新时代产物。
号称东亚西学先锋的日本，陪审员制度其实也是2009年才开始。
我仔细再看通知书，原来被抽签到的人，并不等于就是陪审员了，还要进行面试。
我看后又笑了，因为我刚刚还在奇怪，我这个人至今还没有抽签中过的经验，例如小时候家在鼓浪屿，中秋节同学朋友几场“中秋博饼”，我不要说状元饼，连秀才饼也没有中过；到日本每逢新年玩一下彩票，也从没中过，即使超市里抽签景品，也一次没有中过，所以，日本裁判所通知里说，这个并不是最终当选陪审员，还要面试，我反而心领神会了：“这就对了，人不可能耳顺之年，突然开运呀”。
但我心中的剧情急转，又马上认定这次我是妥妥地成为日本法庭陪审员了。
因为我今生所有抽签中失败，取而代之的是所有面试中，都百发百中的，从1983年出国时签证面试，到留学生奖学金面试，及日本企业就职面试，甚至创业后斗胆挑战日本政府对中小企业特别融资的面试，都顺利通过，所以，我断定这次面试也没问题。
在那还没有新冠的冬日下，我步入日本某裁判所会议大厅，一共有45人。
我们按桌子号码顺序入席后，先是电视说明会，然后进入面接。面接分两部，由自己选择。
第一部是在原座位上，接受裁判长的提问，即席回答；第二部是挪个室，接受裁判长的提问。
考虑有的人不希望自己的意见公开，有的不希望自己在大家面前发声，这么人性化的安排，真的让我很感动。
不过，我觉得个室会给裁判长多一份辛苦，就选择在大庭广众接受面接。45位之间有6个人选择在个室接受面接。
裁判长对我的提问中，我记得有一条：“你对这样的陪审员制度有什么看法吗？”
大家一定最想知道的是到底有几个人被淘汰。日本陪审员制度规定，一个案件由6个陪审员和一位裁判长及两位副裁判长审议。
我们45个人被面接后将留下8位，其中两位是备胎梯队员。为的是三天陪审员工作中万一有生病或因急事无法来时，这两位梯队员就可以马上替补。
所有面接结束后，我们全体坐在原位填交通费申请和民意测验表格，大概半个钟头后，裁判长进入会议室，宣布面接结果，这效率也真的是传说中的日式效率啊。
宣布时不是叫名字，而是叫号码，以入座的座位顺序为号码。
据说，这一方面是防止互相记住名字，怕万一泄漏给被审判的罪犯，会有看不见的隐患，这也是一种日式防范于未然的考量。
我是第6个进入会议室的，也就是6号，结果第一个被叫到的是6号，就如我悄悄地自我预言那样，这次面接我又妥妥地合格了。
我们8人，那几天还有一个“头衔”，叫“非常勤公务员”（临时公务员），除了每天有公务员级别报酬以外，还有公务员保险。
即这几天如果遇交通事故或卷入突发事件，将按日本国家公务员保险待遇。
我们8人移动到另一个房间，接受小规模演习。当工作人员带我们进入实际的审判法庭时，我才突然意识到真的很严重，在这庄严的法庭，我将参与审判一个人啊。
当天回到家，我马上准备从网上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顺便细读起刚刚从裁判所带回来的资料。
不读不要紧，一读毁三观啊，资料上写着：“为了起到审判员的作用，不需要学习法律知识，只需用你的常识来判断就可以”。
这条规定是高度成熟社会，全民素质高的情况下，才可能的，它告诉我们，在审判一个人的时候，不是用意识形态的认知，也不是用政治正确，而是用一个人的常识。
我作为日本“非常勤公务员”开始了三天的工作。
赴任路上的一个钟头，我一直纠结，我究竟会撞上一个怎样的案件。
我知道如果杀人案或强奸案，我必须面对血淋淋的案情和一些不想看的丑恶。
我偷偷的祈愿，让杀人、强奸案远离我。
可这是工作，如果可以选择的话，上帝啊，最好让我碰上一个大麻违法之类的。
第一天上午在审议室听取裁判长对案件的说明，感谢上帝，我们审理的案件不是杀人案，也不是抢劫案，更不是强奸案，而是违法偷卖大麻案件。
这还真使我悄悄地送了一口气。
下午，我们6个陪审员与正副裁判长一起从我们的评议室侧门，直接就进入法庭前台。
我在这个评议室开了一上午的会，居然没想到这个门是通往法庭前台的。
就像电影那样，台下各就各位，人们已在等我们，穿着黑色法官袍的正副裁判长领头，我们排成一列进去，裁判长们坐在中间席，我们陪审员依次坐在他们左右席上，九人成一排，台下响起轻微的嗡嗡议论声，后来听说旁听席现在对陪审员都会稍微品头论足一下。
我看到台下就近中间是两位书记官、左边是被告和一位律师、右边是三位检察官。
前方是旁听席，前排坐着几位胸前挂着工作名片的记者，另外还有一些旁听者，大约四十人的旁听席几乎满座。
裁判长宣布开庭，请被告进前面中央被告席，左边律师和被告的座位上，被告站起来，虽然我们已经熟知被告的年龄和履历，但我还是被他完全没有初老的样子吃了一惊。
被告走到中央时，我注意看了一下被告的脸，没有我对犯人设想的那样三角眼、满脸横肉、浑身猥琐，而是儒雅地、缓缓地步入法庭中央被告席，不卑不亢地朝台上一个不深不浅的30度鞠躬，西装革履，深度眼镜，头发看不见白色，甚至领带也配得低调且适合被告席的颜色——灰色。
检察官作了被告违法事实陈述：被告有过前科，这次被现场逮捕，纯属偶然，是因为被告没有驾照擅自酒后开车，撞车后，被交警查到车上载有9克的大麻粉，马上升级转刑警处理。
检察官给我们传看了现场照片和现场扣押的9克大麻粉。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粉末大麻，白花花的，洁白无瑕，怎么也联想不到这样洁白的东西，会使人步入罪恶的深渊。
检察官的事实陈述过程，被告人始终脸不变色，心跳不跳就不知道了。表面非常镇静、目不斜视、笔直地恭听着。
当裁判长问被告检察官的检举事实如何，被告对起诉内容供认不讳，低头认罪。
因为被告自己没有雇佣律师，所以由国家法定的免费律师进行了辩护。
检察官的起诉与律师的辩护，有两个针锋相对的争辩焦点和一个强调事由：
检察官的起诉，一是被告人以贩卖大麻为职业；二是通过贩卖营生。
检察官还特别请求裁判长和陪审员们注意被告不是初犯，而是有前科，没有痛改前非，反而明知故犯。
最后检察官求刑10年，罚款300万日币（相当于188000人民币）。
律师的辩护，一是被告人并不是以贩卖大麻为职业,是朋友间相托，有顾客朋友做书面证明；二是不仅没有盈利，还出赤字，有银行进账证明。
律师并且就检察官强调的被告明知故犯一严厉谴责，为被告辩护说，被告前次刑满出狱后，已经洗手不干了，三年后，前服刑的狱友出狱，频繁来拉拢被告参与贩毒，被告在引诱和威胁下，再次走上犯罪之路，现在后悔莫及，决心痛改前非。
另外律师还请求裁判长和陪审员们能够考虑被告人的家庭情况，给予减轻刑事裁判。
律师说被告人的母亲患病，高龄90岁，有一个还在读书的未成人女儿，需要他的保护，是父女家庭，妻子10年前离婚后，被告一个人带着孩子，照顾老母。律师求刑3年，缓期执行。
律师讲完，台下旁听席上又响起一阵嗡嗡的议论声。
说实在的，听了律师的辩护，感觉站在被告席的人，不是以一个犯人的身份站在那里，而是以一个人，没有大写、也没有小写，就是一个人，站在那里，有他的尊严，也有他的羞愧，更有他作为一个人的体面。
所谓“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就是这么简单明了地呈现在我的眼前。
一个社会，如果你只看成功人士，是看不出社会的优越性的，但是，如果你也看失败人士，就真的能够看出这个社会是否优越。
律师在为被告辩护的时候，被告肩膀耸拉着，看起来诚惶诚恐的样子。
最后轮到被告说话，当裁判长问被告有什么要说的吗？
被告没有谈及自己是不是以贩卖大麻为职业，而是只强调自己非常不孝，作了这样可耻的事情，想到如果要进监狱，恐怕老母会急得一命鸣乎。
说到这里，被告竟哽咽住说不下去了。
我自称是一个写作的人，赶紧扶一下眼镜观察被告的脸，只见他鼻子红起来，我知道，鼻子红起来，就是真的，因为人强忍眼泪时，鼻子会酸，鼻子一酸，就会红起来的。
当然，被告也是在争取“同情票”，但是在法庭上，看到这种场景，还是很意外。
第二天，我们一早来到裁判所的评议室，椭圆桌左边有一个很大的电视屏幕，右边有一个更大的黑板。
裁判长引领我们就昨天法庭上检察官与律师的争议点展开讨论。裁判长不厌其烦地将争议的重点突出地写在黑板上，然后大家一条一条分别发表看法和自己的判决。
我们陪审员的争议点，重点也是在被告人是以贩毒为职业与否，因为日本一般惯例是以贩毒为职业的刑罚10年监狱；反之7年监狱。
不过这个问题很快，我们就达成一致看法，因为有一个内部条例文件，以一个营业额数字为界限。这里就不便说具体。
不过，这个被告恰恰没有超过，所以，我们大家就没有争议了。
但是，接下来麻烦大了，就是律师请求考虑被告的家庭情况。
令我诧异的是对被告上有老母、下有幼子这个家庭情况，抱有宽容的判断的是年龄45岁以上的陪审员，当然包括我；相反的40岁以下的年轻陪审员则认为作为一个儿子、一个父亲更是不可原谅的。
可见每个人的常识，与年龄和经历是有关的。
因为我们六个陪审员意见不一致，就必须不断评议，实在无法达成一致时，就必须以投票决定。
这种时候每个陪审员的一票，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与裁判官的一票是同等重量的。
日本的陪审员制度是“三+六”模式，也就是说，即使三名法官认为被告人应该刑罚10年监狱，六名陪审员认为律师求刑的三年是合理的，那么，其结果也就会判多数的三年。
三年与十年之差，可谓天壤之别，能不慎乎？
所以裁判官也不轻易举行投票，而是在投票前，希望我们陪审员每个人发表一下自己对被告人是否减刑的具体原因、考量。
裁判官明确说，这是为了在我们互相沟通过程中，进一步探讨最佳判决。
我的发言我记在当天的日记里了，现在找出来引用如下：
被告人这次染手贩毒的原罪，我觉得是那个狱友，大家也清楚，据统计这种人70%与黑社会有关系，他们劝诱加威胁，对于一般人来说，很难抵御。所以被告人也有他的难处。
设想如果我们自己遇到被告人的情况，一定也希望不要让90岁的老母死不瞑目，因为10年监狱，再怎么硬朗的老人，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等10年了。
被告人的女儿还在读书，如果被告人被判10年，女孩子的一生也会投上阴影。
一个人的错，没有办法挽回了，但是如果通过减刑，能够缓和另外两个人的不幸，不是对我们整个社会有好处吗。
所以，我觉得可以减刑。
别的陪审员的发言，因为隐私权，这里就不披露了。
最终我们这个案件的判决是被告刑罚7年，罚款100万日币（相当于63000元人民币）。
最后我想把裁判长在第三天法庭宣判后，代表我们全体陪审员和裁判官赠送给被告人的一句话摘录如下，作为本篇的结束语：
“希望被告以此为契机，断然与麻药和那些关联者切断关系，为早日回归社会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