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钱理群：编写《安顺城记》是对贵州这块土地的回报
“我是把《安顺城记》看成是人生学术工程的最后一个总结，这不仅是我自己学术的需求，同时还有一种感情的追求。我想通过编写《安顺城记》，来作为对贵州这块土地，以及养育我的父老乡亲的一个回报。”
钱理群先生在《安顺城记》首发式上讲话
12月18日，“发展视野中的贵州城市记录系列丛书”《安顺城记》首发式上，丛书主编之一的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钱理群先生，如此深情地表达自己对该书的厚望，以及对贵州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现场，他还以个人出资的方式，向贵州各市州的图书馆和学校，捐赠1000套该丛书。
钱理群先生以个人出资的方式，向贵州各市州的图书馆和学校捐赠1000套《安顺城记》
1960年，钱理群先生在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贵州安顺任教，并在此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18年，之后于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并在毕业后留校任教。安顺是承载了钱先生18年生命历程的第二故乡，正是源于他对第二故乡的深情和眷恋，才有了《安顺城记》的出版与面世。现场，钱先生分享了该书产生的灵感来源、编纂特点、学术价值，以及个人对贵州的深厚感情。
从一个人的梦，变成一群人的梦
“谈起《安顺城记》，真是百感交集，勾起了很多很多的回忆。”当天的《安顺城记》首发式上，钱理群先生发言的第一句话，就蕴藏着深深的感情。
他回忆说，自己晚年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天醒后半个小时，会静静地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想一个个奇奇怪怪的关于学术研究、写作和编书的计划。《安顺城记》这样的学术大工程的缘起，就是16年前，自己所做的一个梦。
“2004年11月20日，我躺在床上想自己和整个学术届，以及历史研究，包括地方志的写作，觉得按照现在的老路走下去，实在没劲。”钱老解释，之所以觉得没劲，是深感现在的中国历史研究有三大问题：有史事而无人物；有大人物而无小人物；有人物的外在事功而忽视了人的内心世界。
“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今天包括历史学研究在内的中国学术，越来越知识化、技术化、体制化，缺少了人文关怀，没有人、人的心灵、人的生命气息。这样的学术、史学，只能增进知识，不能给人以思想的启迪，心灵的触动，生命的感悟。”
钱老说，这样想的时候，突然就想到了《史记》，并想是不是可以用这样的体例，来写贵州历史，写一部《安顺城记》。“说实话，想到这个鬼点子，我真是兴奋极了。”他说，自己于是便迫不及待地找安顺学者杜应国商量，“他也很兴奋，并拉了一个构想脉络”。
然而，第一次把这一梦想公诸于世，其实是2007年。当时，钱老在一篇《土地里长出来的散文》的文章里，通过司马迁编写《史记》的故事，动情而又意味深长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并提醒贵州学友：不必、也不可妄自菲薄，小城里自有大文章，我们所做的工作对于当今中国，乃至于对世界都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就是要做当代的司马迁。
之后，他于2008年起，先后找到贵州学者戴明贤与袁本良两先生商量，大家都非常兴奋。这样，这个梦就由两人的梦变成了4个人的梦。后来又找到学者顾久先生，对方也欣然同意加入，这样就又成了5个人的梦。再后来，又得到省文史馆、安顺市社科联等单位的支持，于是一个民间修书的学术大工程就成了一群人的梦，并落地在贵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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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故乡的好人，联合起来做一件好事
学界关于钱理群先生的一则轶事是，他退休后很多人都不见，但除了贵州人；他很多地方都不去，但除了贵州。果断的话语背后，是他对第二故乡割之不断地眷恋和深情。
“我对贵州对我的影响有4个概括，第一是贵州的真山真水养育了我，养育了我的赤子之心；第二是和贵州真人的交往，培育了我的堂吉诃德气；第三是文革中的摸爬滚打，练就了我的现实关怀、民间关怀和底层眼光；第四是在贵州的18年的潜心读书，奠定了我的学术和我治学的底气……”
四条总结，被钱老概括成一句话：“可以说，我的一切，如果不来贵州，那将是另外一个钱理群。”他说，正因如此，不管今年多么严寒，自己一定要来参加《安顺城记》的首发式，并把它看作晚年所做的一件最大的事情。“他不仅凝聚着我的历史观、方法论、追求，并且是我的学术和生命真正的落地生根，这是我的一生的最好的归宿。”
正是这样一份深情，钱先生在2012年10月25日召开的《安顺城记》首次工作会上，提出一个口号：“我的第二故乡的好人，联合起来做一件好事，写一部我们自己认可的《安顺城记》。”他说，这是一件泽被后世、功德无量的事，因此当时特别强调学术研究的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
两年后的又一次工作会上，钱老做了“为我们自己、为未来的读者写作”的讲话。他解释，这里的“我们”实际上包括了6代人，这6代人共同经历了共和国历史的一次巨大转折，也是个人命运的巨大的转折，在这一过程中，大家形成了某种共同的或者接近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气质，如多少都有一点理想主义、有一点社会承担意识、一点对本土的情感和责任。因此，大家尽管历经沧桑，彼此的现在状况也有很大不同，但仍然能够聚集起来编写《安顺城记》。
“对我们这一群人来说，编写《安顺城记》不仅是一个学术工程，更是一份情感的投入，一个生命的投入。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友情的纪念，我们用一本大家共同认可的书来铭记我们这几十年或者几年的友谊，成为一个友谊的纪念碑，这里蕴含着生命的诗意。我们最后玩一次浪漫主义，再做一次梦。”钱老说。
他感叹道，之所以说是最后一次，是以后恐怕很难集中这么多人、花这么大精力、下这么多的笨功夫做一件事了。自己准备以这部书来结束个人的学术生活，而参与这部书和组织写作、编辑的朋友们，以后恐怕也很难有机会再做这样的民间修书，而今天、以后年轻人，大概也未必有兴趣做这样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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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中寻求生命的永恒
这样一部从萌发想法到出版历时16年的作品，究竟具有怎样的特点呢？钱老现场进行了总结，他说：第一，有自己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提出了多民族共同创造，乡绅与乡民共同创造的多元化的历史观；第二，打破以汉族为中心的惯常做法，把少数民族的历史、甚至少数民族的创世梦写进历史；第三，灵活变通了《史记》体例和结构，将纪传体与边缘体、专识与通识有机结合；第四，继承《史记》传统，强调表达的文学性，强调历史细节，强调生命气息，强调文学的语言，包括方言的运用。
“我的总结，这是一部既有继承又有创造的、真正的现代地方史。”钱老说。
“尽管现在全国上下都在强调传统文化、地方文化、乡土文化研究，但像我们这样的扎扎实实干的并不多。我强调我们要有自信心，我期待《安顺城记》能够对当下的中国学术界，以至于在国际上产生影响。”钱老说，大概很少有这样既有自己独创的思路，在学术上有很大创新性、又承接下来，积8年之功做这样一个大的学术工程，因此不要老觉得安顺、在贵州边远地区有一种自卑感，因为至少在地方史研究上“我们是应该有信心的，而且我觉得会引起国际的关注的”。
“我这个人喜欢做梦，《安顺城记》出版，梦完成了，我又开始做新的梦。”钱老说，自己梦想在《安顺城记》的基础上，可以做更深入更全面的学术研究，因此建议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一些学术论文，重新构建安顺学，甚至构建贵州学。另外，还可以考虑用现代的最新的传播工具，把《安顺城记》转化成一种社会资源和教育资源，更好地向年轻人传播安顺和贵州的历史文化。
“多年前在戴明先生的倡导下，大家写了很多安顺文化的散文，当时称之为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文化。现在，《安顺城迹》完全可以看做从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这种从土地里长出来历史最接地气，和生长在土地上的父老乡亲，以及我们自己的生命血肉相连，可以从这土地里长出来的历史中寻求生命的永恒。”钱老说。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毫
编辑 帅宗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