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的感叹!35岁后,不可能有更好的工作了

失业一年后,35岁的熊斌还常回想,过去出差期间周游列国的日子。

“奥地利最富有的小镇每年都会举办豪车聚会,五星级酒店就坐落在瓦尔登湖旁,泳池的水也是饮用级别,随便喝。”

2019年,因为离婚,熊斌从上海一家外企辞职。有十年时间没找过工作的他,此后才意识到,面临35岁的关卡,想要找到合适的工作,需要满足各种苛刻的条件。

一年间,熊斌面试了几十家企业,却因为年龄、跨行业等原因碰壁。如今,他一人住在广州郊区的城中村,每月固定开支控制在2500元,没有多余的社交活动。

到达35岁的年龄关口,就业障碍、年龄歧视应约而至。环顾就业市场,关卡随处可见:公务员考试大多要求35周岁以下,互联网大厂也喜欢拿35岁以上的人开涮。

于是,知乎上有个提问,“找工作时单位普遍要求 35 岁以下,那 35 岁以上的人都干什么去了?”

“第一个体会是,要找到铁饭碗,”一个高赞帖子给出了40岁中年人的回答。

裙带效应随之而来,35岁危机的焦虑渐渐蔓延至年轻人,虽然两个群体毫无关联,却共享着同一份焦虑。这里面关乎前途,关于人生,但更根本的,关乎生存。

中年危机最早在互联网行业传开。华为、腾讯、字节跳动等以IT技术为长的企业,正是凭着大力倡导996的工作模式,靠着年轻人踱步天下。

37岁的上海人徐歌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呆了10年,成为里头元老级人物,她的职位是新媒体运营主编,工作节奏不算很快,她过着朝九晚六的双休生活。

如果不是几个和她关系较好同事离职,徐歌能在这里呆一辈子。这次辞职的决定,她依然感到后悔,“留下的好处是不用担心日子不安稳”。

公司曾经出现过业务下滑的信号,这是她离职的最后一根稻草。

2019年,徐歌与几位前同事的合伙创业失败。她想重回老本行,做回内容运营。只是这次,除了接了一些短暂的兼职项目,她找不到合适的全职

她这才意识到,与过去所处的互联网的环境不同,如今的科技巨头对年龄卡得很紧。同龄朋友面试蜻蜓和喜马拉雅,均因为年龄太大,对方表示不考虑。她还听几个内部面试官说起,同级别职位说过不要35岁以上的人,因此不能破例。

今年8月始,她安装了3个求职软件,投出了上百份互联网企业的简历,都石沉大海。10月,徐歌转而考了中式面点师资格证。在被好几家独立咖啡店以年龄为由拒绝后,她最终当上了某连锁咖啡店的店员。

11月4日,徐歌发的朋友圈

徐歌热爱这份工作,尽管她还刚上手。但是,为了还房贷,她迫切需要更高的收入,为此,她还要继续投简历。

折腾了三年,她的体会是:“被互联网企业的衰败惊到了。”

35岁的李逸也没有预想到,过去他12年的产品经理经验,在年龄面前不值一提。

从7月开始找工作以来,李逸预测的一个月职场过渡期,被无限延长。曾经年薪破百万、自信满满的职场老手,如今在家当起了全职奶爸,时间由女儿支配。

李逸的中年失业是“主动”选择的。疫情期间,他离开与大学同学共同创业的公司,这家创业企业,成立三年已经实现在港交所上市。

创业期间,李逸与妻女两地分居,他把家安在了办公室。成功将公司经营上市后,他还常收到猎头的电话,邀请他跳槽。

选择离开,是李逸看到了公司业务开始走下坡路,并且与合伙人理念不合的趋向。李逸遣散部门团队时,打算“抓紧回归互联网企业的怀抱”。

只是,朋友引荐的几家公司,他都在经历与大老板的终面时,最后“挂了”。起初他还有信心,但等到第三次面试时,再度被拒绝,他开始“感到不对劲”。

与一位高级别的HR朋友交流后,李逸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年龄问题。他从多方了解到,不同公司对年龄的“潜规则”不同,例如,B站招总监,给猎头的要求是:32岁以下。

他这才反应过来,这几个月简历石沉大海是为什么。

创业前,李逸是腾讯的员工,他自认过去在腾讯的级别还不够高,只是一位年薪100万--150万的“基干”--这是腾讯内部对基层管理者的简称。相对于这样处在最低级层次的管理者,目前巨头们偏爱的是干劲充足、工资还更低的年轻人。

日本电影《七个会议》

年轻人才,是全球互联网公司的标配。美国调查机构PayScale显示,在硅谷公司中,苹果员工的平均年龄是31岁,谷歌是30岁,脸书和领英则为29岁。

放到中国语境里,有最新报告指出,19家互联网企业的人才平均年龄为29.6岁,其中字节跳动和拼多多的员工平均年龄最低,仅为27岁。

“这几年,互联网的速度慢下来了,”李逸持与徐歌一样的观点。“没有增长就没有足够的坑位。高端的职位需求自然就少了。”

对此,有网友总结了一碗现实版毒鸡汤,“人不会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年轻。当你25岁和35岁的人做同样的事时,你是人力资源;当你35岁和25岁的人做同样的事时,你是人力成本。”

遭遇35岁危机的不止互联网员工。美团联合创始人王慧文曾形容,所有职业都有中年危机。“过了中年,就会习惯活在危机里了。”

竞争力变差,是很多30岁+中年人的直观感受。

2018年离职前,熊斌在上海某行业龙头外企,手握35万-40万的年薪。

2019年,34岁的熊斌从广州某外贸公司的销售岗位离职后才发现,“7000月薪的工作都不好找”。

34岁后找工作的过程,不再是一问一答的职场初探,而是需求和现实的刚硬碰撞。面试官抛出的问题,都是谈及他过去的经历,熊斌认为没有问及自己的长项,为此,他好几次与面试官翻脸吵架。结果也可想而知——大多数面试都草草收场。

法国电影《工作的人》

他有过反思,过去所负责的领域属于无机非金属材料里很小众的一部分,与市场化产品相差太远,企业很难重视他的能力。

辗转一年,熊斌依然没有工作。2019年9月,遭遇屡屡被拒的职场窘境后,他备受打击,只身一人跑到湖北恩施,想要“隐世”。

最落寞的时候,他在县城中央摆起了地摊,卖玩具手办。

直到大半年过去,熊斌才意识到,这是一种变相的逃避。恩施独居的日子里,他没有社交,没有和世界的交流,只能不断徘徊于自己的内心。

今年6月,熊斌感到整个人“想通了,也豁达”了,重新回广州找工作。现在和他交流,他会告诉你,“隐居是傻子才干的事”。

熊斌并非没有收到offer。一年间,他和一家提供9000元月薪的公司签了试用期合同,上了几天班就离开了。今年11月,他接了广州的一家供应链公司的offer,当了外贸业务员,但很快又被辞退。

他的解释是,感到和公司的理念不合,熊斌说,这个过程“就像化妆师把你化成70岁的样子时,你对着镜子看会哭,肯定接受不了。”

图片来源:《校对女孩河野悦子》

拮据的失业生涯里,熊斌用上了拼多多,会为了买一张摆在床上的小桌子货比三家,看看怎么最划算。他戒了酒,服饰等不必要的开支都省去了。

尽管如此,多年的积蓄已经耗尽,他自嘲“已经快要乞讨了”。朋友知道他的难处,在几个月前凑了两万块塞给他。

熊斌自己倒是乐观了不少。在城中村找工作的时光里,他一边学会了欣赏生活。每天早晨七点起床,他要走到几公里,喝上一杯咖啡,再回家捧起书阅读。出租屋停水,他也学会了耐心等待,然后跑到村口的保安亭,听保安拉小提琴。

熊斌镜头下记录的保安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徐歌学会了花15元在上海CBD的咖啡店里呆一下午,中间不吃午饭。随后在里头用文字和阅读陪伴其投简历,或者在网上兼职笔译的时光。她称这样的咖啡时光为“自习”。

她的文字记录了失业期间的不安。

她曾经怀疑是新家风水不好,导致她屡战屡败。她老说自己想呐喊,但“又不知道能冲谁喊”。她开始反思媒介影响下的消费主义风潮,责问自己过去为何能花几千块买一个包。

最后,她会在日记的结尾问:“我们的社会怎么会对年龄介意成这样?”

她同样变得感性,生活中的种种细节都能让她心生感叹。一次,上海下大雨,她看到天桥底上的一位流浪汉,用楼梯间自上而下涌出来的水洗脚,自娱自乐的样子,仿佛小时候玩水龙头撒欢时的自己。

那一瞬间,她的脑海中闪过的想法是,“如果有一天我流落街头了,会不会也能如此。”她无法给出答案,那位流浪汉的欢乐与他的境地显得格格不入。

她心里叹了一句,“这就是生活,就是那么真实”。

真实的生活伴随着理想与面包之间的权衡。即便已经尽可能调节心态,熊斌还是给了个结论,“如果没钱吃饭都是空谈。”

复盘了过去13年的工作经历,熊斌总结了几个关键点,“良好的生活作息”“保持新知识摄取”“摈弃无效社交”“制定好职场规划”。他表示:“做好这些,职业选择也就水到渠成了”。

“那你的规划是什么?”

“找个工作,”他回答得斩钉截铁,再补充一句,“现在需要的是机会。”

(徐歌、李逸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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