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童之狂也且！- 读《狂人日记》| 丧钟本钟

鲁迅于1918-1922年间创作的15篇小说，合为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在“警钟日报”或曰“俄事警闻”时期，鲁迅弃医从文，转向改造“愚弱的国民”。从东京回北京后鲁迅倍感“寂漠”（无物之阵，略显虚无主义）的“十年沉默期”，在“S会馆”抄古碑。

于《呐喊自序》中写到的“金心异”，即钱玄同怂恿鲁迅著书，鲁迅便作“敷衍状”（其实鲁迅敷衍与否我们心里都有逼数）作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一篇。

小说之叙事分为全知叙事与限知叙事二种。《狂人日记》显然属于后者。其经典性在于探讨了起源问题，涉及性质的想象与预设，亦是现代文学的源头。为何说是现代文学的源头？盖因其通篇白话，创制了一种新的共同体的书面语言，并使之合法化。新文学就这样在鲁迅与文言文所代表的写作传统的对抗中产生了。

作为电影理论家的米连姆·汉森提出白话与庶民现代主义（vernacular modernism）之裨益同样适用于文学界：白话非常有强度，具有行事表演（performative）与生产性（generative）能力的白话，不断催生张力和能量，分离或结合相异的社会的物质成分或美学传统。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狂人日记》的语码混杂（code-mixing）及其象征意义。具体表现在小序与正文语言的分裂。这点前人之述备矣。

抛开语言，《狂人日记》中的“主体思想”颇值得玩味。

狂人乃是世界跨文化原型之一种。福柯对于“疯癫”有过别具一格的理解与阐释（定义“正常”与“文明”的社会权力），其中谈到了话语权力（discourse），即“疯子的话语权”。突破语言的牢笼，凝视深渊（实在界）。

不过狂人之“狂”非“疯”。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对于中国的狂狷传统曾有过深刻的研究，鲁迅在“S会馆”抄写古籍的时候也尽选择嵇康之流，可见鲁迅受中国之狂狷文化影响颇深，这才间接导致了他写出《狂人日记》这样的作品。从中我们能看到鲁迅本人，那个深度也是反深度的自我（现代文学主体的双重性）。

身为基督徒的伊藤虎丸说他在《狂人日记》的背后看到了鲁迅的“回心”，即类似于宗教信仰者的宗教性自觉的文学性自觉。并以此为核心确立了“鲁迅文学”中可以称为“赎罪文学”的这一体系。（“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的确如此，当“罪的自觉”（原罪意识）随着“死的恐怖”在小说中展开，单纯的、本能的恐怖就变成了社会的、人格的恐怖。

狂人日记亦有若隐若现的“历史暴力”。“历史”作为一个象征性整体而被把握，可是《狂人日记》的背景是一个没有年代的历史，这也使得狂人与现实和历史相隔离，才获得了一个位置。这不免是令人悲哀的。

“吃人”的遗传，是建立在《进化论》的资源与图式，以及拉马克遗传学对鲁迅的影响上的（“我明白了，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文明史的背后是自然史”，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如是说。

但是，鲁迅并非一条道走到黑，狂人也许诺了中国人改善与进步的可能（“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和进化的希望（“救救孩子”）。但也仍存一丝希望的怀疑。（“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鲁迅赋予了狂人以沉重的悲剧性格，他作为一个启蒙者，必须把全部历史背负起来，同时也对自己黑暗的内面进行自我批判，而不是站在历史之外，做一个了却天下事的旁观者。

这是《狂人日记》，也是鲁迅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