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之五：潘氏双贤
这里介绍的的两个人，对近代越南贡献不小，都属于国父级的人物
潘文珊1867年生于一个贫寒的书生家庭，生性聪颖的他，5岁时只花3天就背下了《三字经》。之后学习《论语》，6岁就开始给同学当枪手，结果，是挨了老爹的一顿爆揍。
有意思的是，他别名“是汉”，号“巢南”。看出来没？这人铁定是个筑巢在越南的华族。
1874年，法国攻入河内，阮朝被迫开放红河入海口（即海防一带）对外贸易。潘文珊在回忆录中写道：“幼年时，读到那些无畏的人们为正义事业慨然赴死的故事，我泪水流过脸颊，浸湿了书本”
1883年，法国控制了越南北部，16岁的潘文珊偷偷在路边贴了很多标语，号召越南人起来反抗，将法国人驱除。不过大家没任何反应，当然也不会有，因为他谁也不是。
之后他继续参加各种地下抵抗组织，但没任何成果，最后，父亲年老体弱他只好老老实实找了份教书的活养家。但他的心是不死的，课余时间念的是《孙子兵法》这类兵书。
蛮古老的。
虽然天资不错，但奇怪的是他在科举考试中却连连失利，直到三十岁才考出个功名，省试第一，不太清楚那个时候到底该叫啥，反正不是状元。
而他考功名的目的，不是当官，是想成名：因为他16岁的时候啥也不是，没人响应他的号召。
总算成名之后，在1900年他到首都顺化，然后游历全国。他的计划，第一步是搜罗十多年前，即1880年代勤王反法运动的旧人；第二步，想办法得到皇族的支持；第三步，获得清朝或日本的资金、武器支持。
本质上，这还是个勤王运动：赶走法国人，咱自己立个皇上来跪拜，跪越南皇帝比跪拿破仑伊丽莎白什么的要舒服。
呵呵，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不会有人将他尊为国父了。
他后来变了。
到了大城市自然就开了眼界，他接触到了卢梭、伏尔泰跟达尔文等人的著作，还有梁启超康有为的。然后发现，呃，原来世界是这样的，原来，自己只是个臣民，而不是自己，现代意义上的公民。
所以他变了，追求的是民族与个人的独立与自由。
1903年，他找到了当年嘉隆皇帝的长子的嫡系，说服其加入自己的运动。1904年，创建了越南现代化协会，目的是改造越南。
不过，干啥都得要钱，跟大清要是不行了，因为1880年代的法清战争之后，大清放弃了越南这个属国，所以只好找日本。
他不懂日语又不认识人，但他找了个中人：流亡中的梁启超。通过梁启超，他找到了前首相大隈重信。
介于日法友好关系，日本当然不方便资助潘文珊的革命，但承诺资助年轻的越南人到日本接受教育。
老实说，这个结果不错了。虽然潘文珊说的是 “基于同文同种同一大陆，日本有义务帮助越南独立，且有利于日本在越南的利益”，但毕竟是两个国家，帮到这地步已经可以了。
说起日本的利益，HONDA在越南成了摩托车的代名词，摩修店挂的牌子不是“摩托”，而是“HONDA”，这个，你不服不行。
潘周桢，1872年生于地主家庭。1885年13岁时，他父亲在反法运动中被认为是内奸或者叛徒之类的，杀了。他是他哥哥带大的，包括教他念书考试。
他书念的不错，1901年科举考到了最高级，可能是个状元，或至少是那一级的水准。
按传统来说的话，他脑后长着反骨：念的是圣贤书，为官之后却强烈反对儒家教育，提倡的是新学；更严重的是吃着皇上的粮食，却要砸锅，主张废除皇室。
1903年他遇到了潘文珊，两人年纪差不多，学识差不多，都是要驱除鞑虏，但手段与目的方面，两人想法截然不同。
潘文珊主张武力驱除法国人，恢复皇室弄个君主立宪类的东西；潘周桢主张的是废除皇室实行共和。最关键的一点是潘周桢认为应该说服法国人，让殖民当局履行教化义务，在越南实行广泛的教育开启民智，最后，越南才能摆脱法国自立。因为法国的科学、技术及文化各方面都比越南高了好几个级别，处心积虑谋划了数十年，而越南错过了19世纪初的维新机会，现在要依靠武力驱逐法国人，不现实。
简而言之，一个主张革命，一个主张改良。
从潘周桢的理念来看，无疑是投降派一类，而他父亲当年被杀，很可能就是因为这样的观点。
1906年，两人去了香港、广东然后到了日本，在日本开了学堂，同时考察日本的教育制度。这期间，两人当然少不了争论，不过都是理念之争，私交是不受影响的。
1907年，潘周桢回到越南在河内开了个东京义塾，教授新学。教授的对象，是任何人，嗯，就是任何想学习的人，而且是免费的。
这学校最有特色的一点，是它不采用中文教学，而是拉丁化的越文。究其原因，我觉得一是困难，一套语言一套文字是浪费时间，拉丁化的越文至少省了一半的时间；二是当时的中文正在吸收和制汉语，很多概念/词汇，反倒是拉丁化的越文更精准。
学校教的，有法国人暴行的一面，但也教有法国文明先进的一面，而且非常小心，不涉及任何违法的事。
这学校，算是越南人的维新吧，比起19世纪初的机会，整整晚了100年。
但法国人实在太缺乏眼力，或者实在过于贪婪。1908年，这学校开了不到一年的时候，越南北部爆发抗税运动，结果这学校被法国当局关了，潘周桢被判死刑，后特赦为无期，在监狱里呆了三年之后改软禁。
潘周桢表示宁愿回监狱也不愿被软禁，法国人觉得这也不大对，于是殖民当局把他送到了法国，远离印度支那这是非之地。当然，当局保持监视。这是1911年的事。
假设，这学校能开下去并推广开来，40年后的越南当是另一番景象，1954年的奠边府惨败几乎就不可能发生。
没有尽到殖民者（如果觉得这词刺耳的话，就“管理者”吧）的教育责任，反将越南人隔离于世界文明之外，法国人自己作死，也害了越南人。
1915年，潘周桢在巴黎遇上了一个年轻晚辈，此人有化名无数，其中最为人知的一个，叫：胡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