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厂记忆，十四

寄爷

我在南通工作的时候，从《江海晚报》看到一则报道，说是瑞祥有一个男青年，出国去了意大利，回国时带了一个洋媳妇。在老家举办婚礼时，报社记者前去采访新娘，外国新娘说，这儿很好，就是寄爷太多，遇到谁都得叫寄爷，大寄爷、二寄爷、小寄爷、张家寄爷、王家寄爷、隔壁寄爷......根本分不清楚。

海门人把长一辈的人，除了父母、岳父母，不管男女，统统称为寄爷。这里的爷读作【ya】，在启海话里是父亲的意思，所以寄爷的本义类似于干爹。以前小孩子出生后死亡率高，往往要把小毛头寄名给八字相符的长辈、或者有福的长辈、或者庙里的大和尚，我妈妈和舅舅都寄名给别家，我妈连姓都改了。

我公公奶奶生了好多孩子，存活下来四个，等这四个孩子平安长大后，他们老两口又成了有福之人，于是名下一堆的寄儿子（我不记得是否有寄女儿）。在外面，我很清楚，寄爷这个称呼是不分男女的，但在我家是分的，那些人来我家，喊我公公寄爷，喊我奶奶寄娘。

我奶奶做酒酿做得特别好，每到过年前，他们的寄儿子或者儿媳就来预订酒酿，记得我家那些木箱子里都塞了棉被，里面都是酝酿中的酒板，好在我对酒酿不感兴趣，不然很可能会偷吃。其中一个王伯伯每年都来的，住在新马路附近，开眼镜店，生意越做越好，后来把总店开到南通市里，在人民中路上，我高中开始戴眼镜，一直到南通上班，眼镜基本都是他家送的。

我上初一时，我家翻建房子，来了一票我公公的寄儿子，大部分我都不认识，反正每位我都得叫某某舅舅。其中一位长得很粗壮，嗓门大，有点像北京的板爷（好像叫申康？），那天要往二层吊楼板，空间很小，擦着邻居家的屋檐上去，我舅舅安排他指挥，一天下来，一块瓦片都没碰到。晚饭时，我舅舅特意过来敬他一大碗酒。当时我觉得算不了什么，不就是看着，然后吼二声。后来我负责供应商的生产质量管理，才意识到，要一直保证不出错，不良率保持在零，这世界上也就德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能做到。

我记得自己只叫一个人寄爷，而且是个美女寄爷：高小琴。她大概大我七八岁，家住前进中学东北角，中心街东边，她家和另外二家共享一个院子。有一阵子我天天往她家跑，跟她出去玩。我小时候好像确实不着家，整天在外面乌死野，难怪我奶奶一定要把我送进幼儿园，收收骨头。

可能是我一二年级放暑假的时候，小琴寄爷带我去河边玩，好像还有一个和她年龄差不多的女孩一起的。那条河就在中心小学的边上，忘了是在东、还是在西。河边上长着茂密的水草，差不多有我一人高，中间有一个踏板，伸入河中央，那种踏板向下倾斜，夏天水大，在河中央的一段没入水中，我常来这儿玩，所以习惯性地这么判断。我很大胆地沿着踏板往河中央多走了一步，但那天不知发生了什么，踏板没有中央的一段了，结果是我一头栽入河中.......

等我醒过来时，我已经在小琴寄爷家的一个大澡盆里，见我醒来，她们帮我擦干身子，穿上衣服，让我不要和任何人提起今天的事，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我家里很可能到今天也不知道这件事。

我一生中有二次无限接近过死神，这是其中一次。就是在昏迷的前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记得清清楚楚，但中间那一段，完全不知道。如果像贾宝玉幻游仙境、卢生的黄粱一梦，那是梦境比现实世界更清晰，就完全相反了。

高小琴的哥哥高鹏程，我直接叫他高小鹏，原来比较二流子，后来去参军，回来分配一份工作，好像不在三厂镇。他们的父亲是工商所的总账会计，人称高会计，我喊他公公，在三厂镇有点地位的。

高家公公有一个爱好：集邮和集香烟壳。这个颇为高雅的爱好，当时很少见，不要说在小小的三厂镇，文革期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作风，是要受到批评和打击的，即便是文革结束后的几年里，还是不怎么敢让人知道。1984年，郭凯敏、陈燕华主演的《邮缘》，其实是一部烂片，但一下子掀起了全中国集邮的热潮。从那以后，彻底解开了收集藏品的禁忌。

我在高家出入的时候，远在1984年之前。高公公的邮票本子和烟壳本子藏在床和后窗之间的一个柜子里，很偶然的一次，被我发现了这个秘密。我对邮票没有兴趣，但对香烟壳兴趣极大，那里面大部分的品牌我从来没见过，其中任何一张烟壳，在玩“打香烟壳子”的游戏中很可能是通杀级别的王牌。

我央求高公公送我一张富余的烟壳，他不肯。我就找小琴寄爷帮我求情，最后总算给了我一张“芒果牌”的烟壳，又叮嘱我不要外传。“芒果牌”的烟壳我从来没有见过，但游戏时，被其他大孩子告知，这种牌子的香烟不怎么值钱，无法通杀，所以很快就输掉了。

懊恼中回去找高公公要其他的烟壳，他再没有给我，哪怕高家奶奶帮我去要也不行，而且我再也没见过他的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