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锦争妍:丝绸之路织锦技艺交融与发展
狮子图像是中国传统美术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传说中的狮子是引领中国狮文化兴盛的真正源头,各类充满想象的狮子形象遍布各类建筑、器物的装饰中。随着丝绸之路畅通,东西货物交流的频繁,西域狮大量涌入中原,更多人见到了真狮,早先充满神异色彩的抽象图形逐渐向写实性演变。伴随佛教艺术的东传,狮子图像被赋予更多的意义,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传统吉祥纹样,艺术形象深入到雕塑、丝织、印染、陶瓷等领域。本文选择北朝至唐时期存世狮纹锦,分析丝绸之路东西方织锦艺术与技术的交融对中国织锦技术的促进。目前对“狮纹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一是以赵丰等[1]为代表的研究者,从胡风东渐角度分析西亚、中亚文化输入对中国织锦技艺的影响,简要涉及狮纹锦个例分析;二是以罗群等[2]为代表的研究者,侧重个例工艺特征的研究,对狮纹锦的技术体系无系统分析;三是以石钊钊[3]为代表的研究者,从中西文化交流、宗教信仰角度分析了包括锦、绫、绢等纺织品中狮子纹样特征和寓意,涉及个别狮纹锦的流行原因,但对工艺技术无深入探讨。以上研究者主要集中于狮纹锦个案或个性特征研究,但前人的研究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及思路创新。本文旨在梳理北朝至唐期间遗存狮纹锦时,将狮锦置于众向时空的穿梭,横向西来东往物质文化的交流中,与早期经锦做比较分析,又与同时期波斯、粟特等地区纬锦建立联系,采用图像、技术及文献考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讨锦中狮纹是如何逐步完成本土化演绎,以期丰富传统丝绸文化,为当今的设计产业如何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创造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时尚文化带来启发意义。
1 汉锦技艺的延续:北朝平纹经锦“狮纹锦”
1.1 平纹经锦“狮纹锦”的纹饰特征
北朝时期,作为实存动物的狮子才在织锦中有所反映。1959年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一批平纹经锦,其中含狮子纹的锦有:胡王牵驼锦(XB17279)(图1)、对狮对象锦、方格狮象牛纹锦等(图2)。相似织物在私人收藏中也可见到,如香港贺祈思先生收藏的狮象莲花纹锦,比利时私人收藏的狮子山树纹锦等。锦中狮子虽呈现不同艺术形式,但特征相似,这或许是受南朝砖刻狮纹(图3)影响。南朝砖刻中蹲狮形象虽具备一定程度的写实描述,但又是作为神兽表现,是南朝人接受了西域文化中的狮子表现,颈部带有浓密的鬃毛,狮尾上扬,大多尾毛分为两歧,神态以敦厚、恬静示人。这种艺术形式被北朝织工直接应用于织锦中,形成了典型的北朝狮纹锦的艺术形式。先秦至汉魏,织锦多以流动的云气纹为骨架,但从魏晋南北朝起,织锦纹样构图出现新的布局,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联珠纹的应用,如胡王牵驼锦,图案骨架由若干个椭圆形圆圈相切而成,四周填细小圆珠,圆圈相切处填忍冬四叶纹。圈内以浅米色为地,红、黄色显花,蓝色勾边,勾勒出一只体型健壮、昂首翘尾、竖耳伸舌、威而不怒的蹲狮,与牵驼商人共同组成大漠风景。
第三，我们还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创造的新型文化成果。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在短短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我们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奇迹，这说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化，是一种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方向的文化。
图1 胡王牵驼锦(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Fig.1 The brocade of King Hu leading a camel unearthed from Astana Cemetery
图2 方格狮子纹锦(阿斯塔那墓地出土)
Fig.2 Brocade with checked lion stripes unearthed from Astana Cemetery
图3 南朝墓砖刻狮纹线描图
Fig.3 A line drawing of lion pattern carved on the brick of a tomb in Southern dynasty
吉祥可爱的狮子形象还见于同时期出土的方格狮象牛纹锦,以三重线条组成长方形,内置狮、牛、象纹样,锦用褐、绿、白、黄、蓝五色织成,色泽丰富,锦面细腻。性情温顺、体态旖旎的狮子艺术形象的流行,与南北朝至隋朝期间佛教兴起关系紧密,正如《佛说太子瑞应经》所记载:佛初出时,有五百狮子从雪山来,伺在门前,故狮子乃为护法者。北朝织锦中的狮子俨然成为丝路上的庇护神兽,传达着攘除灾难、永安百禄的吉祥寓意。
1.2 平纹经锦“狮纹锦”结构与织造特点
阿斯塔那古墓出土的胡王牵驼锦、对狮对象锦、方格狮象牛纹锦等狮纹锦,织制技法相似,均采用经重组织。以平纹经线起花的经锦是汉代织锦的延续,其组织结构是以两组或两组以上的经线与纬线交织显花,纬线分夹纬和明纬,用夹纬将表经现于织物正面,明纬将经线以平纹规律交织,如图4所示。锦面色彩可达到四色以上,北朝时的平纹经锦狮纹锦仍沿用汉代的分区换色办法,将经线以彩条排列,其中一组或两组经线为基本色,另有一组经线为多色轮换,使得织物表面的花纹、色彩更加丰富。方格狮象牛纹锦中,经丝有红、黄、蓝、白、绿五种颜色,每区仅三色成一组,分区排列配色,红、黄、蓝、白、绿纬丝分段换色;胡王牵驼锦每区三色,经密48×3 根/cm,纬密14～15×2 根/cm,对狮对象锦每区三色,经密50×3 根/cm,纬密17×2 根/cm(表1)。
表1 北朝至唐时期织物的结构特征
Tab.1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fabrics from the Northern dynasties to the Tang dynasty
出土文物时期图案构图形式结构特征线密度(根·cm-1)循环/cm胡王牵驼锦北朝—隋若干个圆圈相切骨架平纹经二重经密:48×3纬密:14～15×2经向循环约14方格狮象牛纹锦北朝方格骨架平纹经经二重经向循环约3,纬向循环4对狮对象锦北朝对波骨架1︰2平纹经二重经密:50×3纬密:17×2经向循环约11,纬向通幅狮象莲花纹锦北朝六边形骨架平纹经重绿地对波狮凤纹北朝—隋对波和联珠组合骨架1︰1斜纹经二重经密:52×2纬密:11×2经向循环约4,纬向循环6带翼对狮纹锦北朝六边形骨架平纹纬重团窠联珠对狮纹锦联珠环1︰2斜纹纬二重经向循环21,纬向循环19中窠蕾花对狮锦初唐至中唐独窠1︰3斜纹纬二重经密:23×3纬密:30×4经向循环14联珠对狮纹中唐联珠环1︰2斜纹纬二重经密:14×3纬密:24×4经向循环32,纬向循环22～23立狮宝花纹锦晚唐独窠辽式纬锦经密:24×2纬密:20×2经纬向循环61黄地狮凤穿花锦晚唐穿枝式花鸟1︰2斜纹纬二重经密:20×3纬密:34×3经向循环约7.5,纬向循环23
图4 经锦结构示意
Fig.4 The structure of warp brocade
此外,汉锦显花特征多为左右对称、上下循环,花幅和花回都较小,纬密度不大,纬向循环均大于经向,甚至可达到通幅。织造特点说明这类织机贮存花纹信息有限,织物的经向图案循环能够把控,纬向图案的循环难以控制。在现存织机中,多综式提花机和低花本提花机均具备此类特征。其中多综式提花机显花原理是将花纹信息贮存在综片上,通过手提或脚踏提拉综片形成开口。地纹组织的开口信息贮存在地综片上,花组织的开口信息贮存在花综片上,通过两个系统的配合共同形成织物组织。由于花综片数量与其所织制花纹的完全循环内的纬线数相同,所以织机上花本不可太大,否则超过织工的触及范围,导致综片无法开合。而花本的大小决定了织物经向循环的大小[4]。低花本提花机显花原理是巧妙地将多综式提花机的多个综片组合到一个直接的花本之上,每根经线对应一根提花综线,同样经线密度增加提花综线密度也增大,会造成花本无法提起,开口无法进行等弊端。但随着平纹经锦技术的发展,平纹经锦的花纹部分逐渐增大,到北朝胡王牵驼锦的花纹直径可达14 cm左右,花回数增加,意味着提花牵线上过线数增多了,而且来回提花,说明多花本装置已基本形成[5]。
2 汉锦技艺的域外模仿:北朝平纹纬锦“狮纹锦”
2.1 平纹纬锦中的狮纹特征
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织物的交换,织造技术也在不同的地区传播和交流。优质的中原平纹经二重锦显然会被其他地区学习和仿制,生产非本地织锦。有关平纹纬锦的最早案例发现于地中海地区附近,如以色列的摩萨达和叙利亚的杜拉-欧罗巴均有发现,其中有毛也有丝材质[6]。这类用加捻丝线生产的平纹纬锦可以归入绵线纬锦一类,从4世纪晚期至6世纪早期在丝绸之路沿途有大量发现,中国西北的营盘、扎滚鲁克、山普拉,一直到乌兹别克斯坦的Munchak-Tepe,这类织锦可以看作是中国新疆或临近中亚的地区产品[7]。同类织物在私人藏品中也有所觅得,如香港贺祈思先生收藏的带翼对狮纹锦(图5),绵面色彩由深褐色、浅褐色、浅蓝色和米白色四种色组合。此锦将对狮纹样置于六边形骨架中,体型修长,前腿伸直、后腿弯曲,从前腿看类似于卧狮,但看腾空的后腿又类似于扑狮。狮子图像构思独特,张口露齿,双目圆瞪,前肢被刻画得特别细长,狮身按有一对翅膀,这对翅膀赋予了狮子能够飞翔的动力。因此,此锦中狮子更像一只展翅欲飞的鸟类,与西亚艺术中行走的翼狮风格迥异,却与秦汉时期的抽象动物纹具有显然联系,特别是处理成蜷云纹的狮尾,较好地继承了汉代织锦的韵味。在吐鲁番出土不少6—7世纪早期的平纹纬锦,包括对羊锦、“吉”字锦、“王”字锦,锦面虽保存西方特有的纬向图案循环方式,但纹样透着浓厚的东方气息。由此可以推测,平纹纬锦是中国平纹经锦的模仿品。
图5 带翼对狮纹锦(私人收藏)
Fig.5 Brocade of a pair of winged lions, private collection
2.2 平纹纬锦“狮纹锦”结构与织制特点
平纹纬锦组织结构是平纹经锦的90°转向,如图6所示。经锦中的夹纬,在纬锦中变成夹经,夹经有双根也有单根,纬锦丝线多为Z捻,且经线的捻度明显大于纬线,这源于纺织原料的区别。西亚古代的纺织原料主要是亚麻和羊毛,但亚麻不易上色,故彩色织物基本上采用羊毛。而羊毛为短纤维,必须加捻成毛线方可织造。毛线易纠缠和松散,经向的毛线密度需要疏朗且紧绷,为提高经纬向毛线抱合度,纬向毛线需加捻较松,以便有较大程度的屈曲度,能够更好地与紧绷的经线相绕,织造过程中需使用打纬刀或筘打纬线,加强纬线的紧密度,呈现纬线显花。虽然后来西方也采用了蚕丝作为原料,但由于纺织习惯的不同或者未能彻底了解丝的性能,西亚、中亚织物的经线常加强捻。如图5狮纹锦织物就是采用丝原料以平纹纬锦技法织造而成的,经纬以1︰1形成平纹纬重组织,纬线平直较宽,经线加Z捻,经赵丰先生鉴定此锦为新疆本地产织物,这是源于他们仍保持传统的纬线显花法,将汉锦的经纬关系颠倒过来,形成平纹纬锦,提花方法很可能是一种立式宽幅织机,织机上装有一种被称为是1-N的起花装置,类似于后来的多把吊装置,同时通过挑花来控制起花装置[8]。
在核设施的辐射防护上，起初认为只要保护了人类，也就保护了其他物种。1976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明确提出非人类物种的保护问题，1990年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提出的在保护人类的同时还需要保护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其他生物的辐射防护观点逐渐为人们所认可。因此，从保护环境、维持生物多样性的角度，需要评价核设施对于生物的辐射影响。国外在该方面进行了较多的研究，并研发了专门软件，得到了广泛应用。
在同款电机设计中，槽满率、绕组并绕根数、并联路数一定，槽面积越大、可选择线径越大，电机热负荷越小，故一般常用梯形槽。
图6 平纹纬锦结构示意
Fig.6 The structure of weft brocade
3 汉锦技艺的改进:隋至初唐的斜纹经锦“狮纹锦”
3.1 斜纹经锦中的狮纹特征
斜纹经锦是隋至初唐时期盛行一种新型织物组织,此类锦以经线显花、斜纹作地,经向紧密度增强,织物表面光泽度提高。在1982—1985年,青海都兰吐蕃古墓葬中发现有大量斜纹经锦文物,其中以狮图像为主题的锦有:黄地对波狮象人物锦(DRMIPM2:S147)、红地对波联珠狮风龙雀锦(DRMIPM2:S150-1)、绿地对波狮凤锦(MIPM2:S85)等。狮子形象与平纹经锦中狮动态、神态相似,均以憨厚示人。如绿地对波狮凤锦(图7),锦面以单一黄色显花,1︰1斜纹经二重组织。图案骨架以联珠与对波相套叠,骨架相交处饰以六瓣小花,对波圈内分别填制作蹲踞状、全侧面形象对狮,展翅而立是对凤。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这类模仿异域风情的织锦,显然是为了外销中亚地区而产生的,但无论如何仿制,在织工技术经验及自身文化认同影响下,织锦均带有明显的中国风味,如其织物组织是中国传统经锦的改进,纹样构成以源自波斯萨珊王朝的联珠纹与自先秦就盛行的对波纹组合[9],因域外朝贡进入中原的狮子与中原传统祥瑞凤鸟组合等构图方式,可以看出这是东西方两种文明相互融合的典型例证。
图7 绿地对波狮凤锦(都兰热水古墓出土)
Fig.7 Brocade with green land, lion and phoenix patterns unearthed from the ancient tomb of Reshui township, Dulan county
3.2 斜纹经锦“狮纹锦”结构与织造特点
从狮纹锦纹样上看平纹经锦与斜纹经锦区别不大,其交织纬与每组经线交织成三枚经斜纹,交织纬与夹纬仍按1︰1排列,如图8所示。根据出土斜纹经锦分析,其经线比大多是1︰2或1︰3,即斜纹经锦以3～4种色彩的经丝通过分区排列,在1︰2斜纹经锦中,经常会有两种色彩在不同的区域换色。其结构组织参数接近(表1),斜纹经锦延续汉锦惯例,织物幅宽50 cm上下,单元纹样小且经纬向的循环数差距小,但发展至初唐时期,斜纹纬锦的纹样已成严格的四方连续纹,纹样在经纬向都有严格的循环。这说明当时的织机不但能控制经向循环,而且有了实现纬线循环的多把吊装置。从织造原理看斜纹经锦是在原来的平纹经锦基础上再多加一片地综织成2上1下斜纹组织地纹,同时还需保持花纹部位为斜纹组织,这说明织机必须由装有专管提花装置的花楼织机来实现花纹轮廓部位的经丝提沉。这个实验在中国古代丝绸文物复制中心成功复制过唐代斜纹经锦,其技术核心是提高经线覆盖性,显色效果更纯正,是中国古代提花技术重要变革,但这种新型经锦技术并没有延续更长时间,只出现在隋代至唐初时期,不久斜纹纬锦便全面取代经锦了,可以说斜纹经锦是经锦向纬锦转变的跳板。
图8 斜纹经锦结构示意
Fig.8 The structure of twill warp brocade
4 粟特锦技艺的流入:斜纹纬锦“狮纹锦”
4.1 粟特锦中的狮纹特征
青海都兰吐蕃古墓葬中除斜纹经锦外还有一批带着浓郁异国风情的斜纹纬锦。此类锦在史书和敦煌文书中称作“番锦”,如敦煌文书P2613《唐咸通十四年(873)正月四日沙洲某寺交割常住物等点检历》记载:“大红番锦伞壹,新。长丈五尺,阔壹丈,心内花两窠,各壹张内,每窠各师子贰,四缘红番锦,五色鸟玖拾陆。”[10]据林梅村先生研究:沙洲(敦煌)在吐蕃政权统治时期,在粟特人参与下,已成为吐蕃丝绸生产基地之一,当地生产的织锦被称为番锦[11]。番锦中无论图案风格还是织造技术都具有典型的粟特锦特征[12],所以这类锦也被称为粟特锦。对狮图案也是当地产粟特织锦的常见主题,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编号MAS858(图9),系斯坦因从敦煌藏经洞所带走的对狮纹经帙;现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EO1199),系伯希和从敦煌所带走对狮纹经帙。现藏于法国尚思大教堂(Sens Cathedral)的黄地尖瓣团窠对狮纹锦,是目前发现保存最好的对狮锦,整张安排了四列七行团窠对狮纹。以尖瓣形作团窠环的对狮织锦织锦在欧洲各地中世纪教堂均有大量遗存,联珠对狮纹锦自东而西的广泛分布则证明了栗特织锦在当时的盛行。
图9 大英博物馆编号MAS858
Fig.9 British Museum No. MAS858
图窠对狮纹锦自东而西的广泛分布则证明了栗特织锦在当时的盛行,本文以贺祈思先生所收藏的团窠联珠对狮纹锦(图10)为例,分析栗特锦的显著特征。此锦虽有残缺,但色泽保存较好。狮子面对面站立于花盘之上,与新疆本地产的平纹纬锦同样张口露齿,但又具有此时期的艺术特色,鬃毛整齐向后飘起,且以几何线条勾勒呈阶梯形,前肢按一对小巧翅膀,狮尾细长且上翘,对狮间饰一小花。纹样骨架以六边形组成圆环,圆圈内以土黄色作地,黄、蓝、绿交替显色,圆环外空白处以花纹装饰,以白色做地,土黄绿显花,整体色彩对比强烈。有趣的是,粟特织锦中这些带翼的狮子,双翅小巧别致,翅尖朝后,并没有赋予飞形能力,呈现的是闲庭信步的样态。这种想象出来的带有双翼的神异形象,或许是作为一种与波斯文化存在联系的象征性符号,又明显区别于波斯阿契美尼德时期的翼狮纹,对雄狮鬃毛的艺术化处理也有别于萨珊王朝时期写实性。这种新的纹样反映出作为东西文化艺术中介的栗特人,具备兼容和创新能力。
无人机测量技术能够有效的提升对土地整治监控工作的运行效率，通过获取高质量的正射影像图，可以进一步减少在制图中所消耗的时间，而且还能节省更多的人力，进而有效的提升实际工作效率，避免人员浪费以及引发相应的高人力问题。与此同时，由无人机摄影测量而产生的影像图，不但能够为数据处理人员提供相应的基础地理信息，还能借助图像进行相应的长度、位置测量规划，从而使得验收工作的质量得到有效提升。
图10 私人收藏团窠联珠对狮纹锦
Fig.10 Brocade with round floral pattern, bead and a pair of lions, private collection
4.2 斜纹纬锦“狮纹锦”结构与织造特点
斜纹纬锦实际上是将斜纹经锦平转90°,基础组织由经锦的经斜纹变革为纬锦的纬斜纹,纬锦的经线由交织经和夹经组成,每根纬线在不同地段显花,交织经与所有纬线织成重纬斜纹,夹经则决定哪根纬线显花(图11)。中亚系统斜纹纬锦是由平纹纬锦发展而来的,西亚、中亚各国在模仿中国经锦的同时,与地方织造技术相融合,其织造的锦不仅花纹图案保留其传统风格,在织造技术中仍保留强加捻、纬线显花和斜纹组织特点。私人收藏团窠联珠对狮纹锦,采用Z经线强加捻,标准的斜纹纬重组织织造,表面呈现1/2S斜纹,表里纬比按1︰2分配,分区换色,由于斜纹组织织物表面浮线加长,丝线光泽度加强,色彩更加富丽堂皇,所用纬线较粗,具有较好的覆盖性。从提花技术与图案表现来看,它需在束综提花机才能实现[13]。由于这类纬锦是在经向上通过挑花的方法织成的,所以纹样只在纬向对称循环,经线方向却没达到真正循环。
图11 斜纹纬锦结构示意
Fig.11 The structure of twill weft brocade
5 中西织锦技艺的交融与创新:唐式斜纹纬锦“狮纹锦”
5.1 唐系纬锦中的狮纹特征
新颖别致的中亚织锦对中原丝绸技艺有着极大影响,仿制波斯锦在唐魏征所撰《隋书·何稠传》有记载:波斯尝献“金绵锦袍,组织殊丽”。隋文帝命粟特后裔何稠仿制,“稠锦成,逾所献者,上甚悦”。到了唐代,中原织锦不只是一味模仿波斯锦,而且开创了诸多新的构图形式。对新样的需求在唐诗中也有记载,如王建在《留别田尚书》中有“犹恋机中锦样新”,《宫词一百首》中有“遥索剑南新样锦”,这些诗反映了唐代求新求异的社会风气,设计展示标新立异的纹样俨然成为唐代的社会现象。其中最具影响的纹样便是“陵阳公样”,其织锦实例在吐鲁番都兰古墓、敦煌藏经洞、日本正仓院均有发现,如都兰热水古墓出土的中窠蕾花对狮纹锦(图12),这种花环式的对称构图被认为是典型的“陵阳公样”织锦。黄色底子上织有两只相对嬉戏、前肢抬起、后腿直立的对狮,与波斯萨珊王朝的狩狮纹锦中狮子姿态相似,但被繁花围绕的狮子传递的却是俏皮、欢畅的氛围。除构图形式创新外,对狮纹的刻画也愈加呈现本土化特征。源于唐代人对于狮子的更多了解,唐代狮纹的写实性比北朝时期更加准确。现藏于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一件同属“陵阳公样”构图的唐朝立狮宝花纹锦(图13),纹样华丽,设色明快。织锦以大窠花卉为环,环中填一举步欲行、气宇轩昂的狮子,双目圆瞪、鬃毛蜷曲、四肢健硕、狮尾上翘,浑身透着力量和活力,与枝叶繁茂、花形饱满的宾花相组合,气势磅礴。
工匠精神是对心中目标的不懈追求，目标是方向，是动力。因为有目标才能不断努力，锲而不舍。因为有目标才知道未来的路如何走，才不至于迷茫。所以，目标是工匠精神之魂。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学生所学专业也在不断进步。培养新时代的工匠，教师要引导学生认清专业发展方向，让专业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在学习专业的同时要把握好专业的发展方向，为学生树立专业发展的目标。
图12 中窠蕾花对狮纹锦(都兰热水古墓出土)
Fig.12 Brocade with a medium floral pattern and a pair of lions, unearthed from the ancient tomb of Reshui Township, Dulan County
图13 唐朝立狮宝花纹锦(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
Fig.13 Tapestry with standing lion and precious flower from the Tang dynasty in China Silk Museum
随着唐代社会的变迁,奢侈旖旎的“陵阳公样”被官方禁止生产,清新淡雅的穿花式折枝图案逐渐成为装饰主流。如都兰热水出土的黄地狮凤穿花锦,构图突破了团窠纹样的框架程式,花卉愈加写实,花丛中穿插狮、凤、鹊,甚至人物等形象,纹样排列按需要进行,整个图案呈现场景的效果。狮子多以活跃、欢快的角色进入织锦中。到了唐晚后期,红地团狮纹锦(斯坦因编号Ch00179)喜相逢构图方式,表现两只呈中心对称的狮子,张大口、伸长爪,追逐着彼此尾巴,嬉戏打闹的狮子形象诠释了“事事如意”祈求圆满的愿望。狮子这一域外贡品已完全成为中原本土传统文化中不可替代的素材。
5.2 唐系纬锦“狮纹锦”结构与织造特点
唐系纬锦与中亚系统纬锦的辨别方法可以根据经线加捻方向不同进行产地辨别,经线加有S向强捻的斜纹纬锦属于唐系纬锦,唐系纬锦的形成是由中国织工从图案和组织两个方面吸收中亚、西亚织造技术并加以创新,最终成为当地技术。如中窠蕾花对狮锦,纹样能够沿经纬两方向循环,说明织造技术有了新的突破。由表1可知,唐代团窠纹样的花本纬密增加,纬线普遍在2 000根左右,最高达4 400根,唯有在小花楼织机上以多耙分花来实现[14]。唐代大窠团花陵阳公样、宝相花的流行说明有适应大花纹提花的大花楼织机的应用,随着花楼式束综提花机的不断完善,纬锦终究取代了经锦,并成为锦织物主流。纬锦的显花技术,改变了秦汉至六朝因经线显花而牵制的花型不大且色彩不易改变等弊端,在一架织机不变经线和提综顺序的前提下,只要改换纬线色彩,便可织出同样花形、色彩各异的纺织品。因此,唐式纬锦的图案题材更为丰富。
唐系纬锦织造技术发展至中晚唐时期又有进一步的改进。从锦面看,这种纬锦织物把原来普通的暗夹型纬二重变成半明经的暗夹型纬二重,由于这类纬锦最初是在辽代墓葬中有大量出土,被称为辽式纬锦,唐朝立狮宝花纹锦正是辽式纬锦,其结构如图14[15]所示。这类斜纹纬锦改变了唐初纬锦的局限,只有正面纬显花,背面仍是经线显花,而辽式纬锦通过改进织造技术,织物正反面都是纬面效果。这种变化正是由一种完全不同的织机系统所织造所得,是在新的织机中加入了一套伏综系统。辽式纬锦织造技术影响着唐代以后织物如辽式缎纹纬锦、辽式浮纹锦、妆花纬锦等多种组织的发展,在中国纺织技术史中意义非凡。
图14 唐朝立狮宝花纹锦结构示意
Fig.14 The structure of the tapestry with standing lion and precious flower from the Tang dynasty
6 结 语
自北朝平纹经锦中那个敦厚、充满神秘色彩,勾勒异域风情的狮子,发展至大唐“陵阳公样”中那个顽皮可爱、充满活力,富载世人美好愿景的祥瑞狮子,这种变迁不只是外来装饰图案的本土化应用,其织物组织和显花特征也由传统的经锦显花,历经平纹纬锦、斜纹经锦、中亚织锦系统斜纹纬锦,最终华丽转身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唐式斜纹纬锦,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束综提花机,并奠定了唐代以后丝绸技术发展方向。当然,织锦技艺的交流从来就不是单向的,中亚、西亚丝织品的产生正是其工匠从中国丝绸织造技艺中获得启示而发展壮大。各类狮纹锦的形成都是在各自时间段中经过“模仿—吸收—创新”而形成的,有些侧重图案应用,有些侧重工艺技术应用,正是由于持有开放、包容的视角去接受新事物,促使中国北朝至唐期间,纺织技术发展高速,丝绸纹样多样性,成为中国丝绸史上最为灿烂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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