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物| 欧亚草原东部的考古发现与斯基泰的早期历史文化
斯基泰（Scythians，中文亦曾译作西徐亚人、斯奇提亚人）是公元前7世纪至前3世纪活跃一时的著名游牧民族。公元前3世纪，萨尔马泰人的兴起逼迫斯基泰西移，至公元3世纪后半叶最终为哥特人灭亡【1】。斯基泰文化向来被看作欧亚草原游牧文化的代表。
本文讨论的欧亚草原东部指哈萨克斯坦草原以东的地区。大体而言，斯基泰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从贝加尔湖、叶尼塞河到多瑙河之间广大地域的游牧人。本文所论是狭义的概念。主要指公元前7世纪至前3世纪生活在北高加索、黑海北岸草原地区的游牧民族，这和希罗多德《历史》记述的王族斯基泰、游牧斯基泰和农耕斯基泰一致。本文所说的斯基泰早期文化即指这些斯基泰人在公元前7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创造的物质文化遗存。
广义而言，北高加索、黑海北岸以及南西伯利亚地区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中期的考古文化遗存被称为“前斯基泰文化”，南西伯利亚以图瓦的阿尔然1号冢为代表，黑海北岸以车诺格诺沃斯卡文化为代表（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黑海北岸和北高加索以诺沃车卡斯克遗存为代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初）【2】。这些文化和斯基泰人可能没有直接继承关系。车诺格诺沃斯卡文化被认为是从相邻的东部草原地区迁徙而来【3】。从考古材料看，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斯基泰出现在北高加索地区，分两支集中在库班和北高加索中部，受当地文化影响较少。公元前7世纪，一部分斯基泰人进攻近东地区，吸收了很多亚述、乌拉尔图和米底的文化因素。公元前6世纪，这些人返回北高加索，北高加索东部的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加强，同时斯基泰社会的中心转移到黑海北岸，发展成强大的游牧王国，公元前4世纪末开始受到希腊文化的强烈影响【4】。
关于斯基泰人的来源说法很多，主要有两种。第一种观点关注黑海北岸至伏尔加河地区木椁墓文化在斯基泰文化形成中的作用。有学者认为乌克兰地区的木椁墓文化、金麦里人和斯基泰人的文化有一定延续关系【5】，考古材料中可见它们在不同阶段的文化关系【6】。也有人认为斯基泰人是伏尔加及周围地区的木椁墓文化（斯鲁巴纳亚文化）发展并西迁至乌克兰地区形成【7】。第二种观点相信希罗多德《历史》的记载，认为斯基泰人来自亚洲中部地区，即东来说。从考古材料看，斯基泰早期的马具来源于亚洲，动物风格艺术在欧亚草原西部青铜时代的人群中并不流行，而东部非常流行的鹿石艺术则可能是斯基泰艺术类似形象的源头【8】。俄罗斯图瓦地区阿尔然1号冢的发现加强了这种认识【9】。东来说对来源地有几种不同的认识。洛斯陀沃采夫最早提出北高加索地区早期斯基泰文化受到西西伯利亚文化的影响，而且认为斯基泰统治阶级的文化是东方文化占主导【10】。克兹拉索夫认为斯基泰的祖先是生活在东哈萨克斯坦的塞人【11】。一些学者强调斯基泰文化来源中乌拉尔图和米底的决定性影响【12】。有人在此基础上加上了巴克特利亚的因素【13】。还有人认为从中亚或者南西伯利亚西迁的斯基泰人可能分为两支，一支到达北高加索、黑海沿岸的草原地区，一支可能在大迁徙前已分离出来，从里海南部地区进入西亚，最后，西亚的一支撤出，翻过高加索山，和库班草原的斯基泰人汇合【14】。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普遍认为斯基泰人可能来自东方，但在其文化形成过程中，自身与周围人群及其文化的相互影响同等重要。
在通过考古新发现来探索斯基泰的来源时，东方因素日嗌受到关注。欧亚草原西部地区发现的一些葬俗、器物和艺术形象被证实可能来自乌拉尔山以东，特别是中亚草原地区。这些文化因素是：蝴蝶形格短剑、菱形或者子弹形箭镞、克莱门兹式头盔、穿钉战斧、马镫形穿孔的马衔、车诺格若沃和扎博廷斯克式马镳、钮镜、石盘、拜什托格式铜鳆、鹿石、鹿的形象、蜷曲豹形象、猛禽形象、格里芬形象、太阳符号、野猪形象和建筑在地面上的向心木构墓葬【15】。但上述凶素并不全是斯基泰西迁或者以后才传播过去的，而且这些西传的因素并不一定全部属于西迁前的斯基泰文化。那么它们还可能属于哪些文化呢？除了以上因素，是否还有其他发现？这些现象说明什么问题？本文将关注这些内容。
本文也认为北高加索并在黑海北岸草原地区建立游牧国家的斯基泰人主体来自东方。以往研究的重点主要是哈萨克斯坦草原、南西伯利亚和图瓦地区的发现。随着中国考古工作的开展，新疆地区的考古发现日益得到重视。新疆和西迁后斯基泰早期控制的北高加索库班草原地区之间并无地理障碍，因此，无论是探讨早期斯基泰的来源，还是认识斯基泰文化同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关系，新疆的考古工作都有特别的意义。很多学者已经在这一领域取得了进展。本文将结合新疆的考古发现，总结这些成果并初步探索相关的问题。
一、三道海子文化遗存——寻找斯基泰亚洲居地的重要参考
一定程度上说，斯基泰来自东方的问题因文献而起。在《希波战争史》中，希罗多德引述公元前7世纪末的希腊诗人阿里斯忒阿斯（Aristeas）《独目人》叙事诗，记述在欧亚草原的旅行见闻，说他曾在阿波罗神鼓励下远游伊塞顿（Issedones），过了伊塞顿就是独目人（Arimaspi），然后就是看守黄金的格里芬（Grffins），最后直到海滨的希伯尔波利安人（Hy-perborean）。除希伯尔波利安人外，这些民族均在独目人统领下侵犯过他们的邻邦。伊塞顿人被独目人驱赶出他们的故地，而伊塞顿人又赶走了斯基泰人。原来住在南海（指黑海）的金麦里人（Cimmerians，也译作“钦麦里人”），又为斯基泰人逼迫而放弃了他们的领土。《历史》（Ⅳ．11）还引述了另一个传说，说斯基泰游牧人原来住在亚洲，在战争中被马萨革泰人（Massagetae）击败，渡过锡尔河（原文为AraxesRiver，也被考订为伏尔加河），进入金麦里人领地。而斯基泰人现在住的地方原来是金麦里人的土地。这说明斯基泰人可能因为游牧部落间的弱肉强食而西迁。
斯基泰西迁产生的冲击在高加索以南地区也留下痕迹。文献记载，公元前7世纪，一部分斯基泰人，可能是需要建功立业的年轻人追击金麦里人到外高加索地区，入侵小亚并占领了这里的一些地方，参与这里错综复杂的斗争约28年。亚述首都尼尼微档案室中的泥版文书记载了其中的一些历史片段。公元前681年和前668年之间，亚述国王阿萨哈敦（Assarhaddon）击败图什帕国王（Teushpa）领导的金麦里人。公元前674年，斯基泰国王伊什库扎（Ishkuza）和亚述的公主结婚。三四十年后，他们摧毁了乌拉尔图王国，并控制了米底王国。在公元前619年至前609年之间，巴比伦国王涅波婆拉萨尔的编年史中提到斯基泰加入反对亚述人的行列。约公元前610年，斯基泰人联合米底人占领了尼尼微，之后，却被米底人逐出高加索。斯基泰人在这里的活动甚至在《圣经旧约》中也留下了印迹，最突出的是《以西结书》第38、39章，描述这些从北方的极处来的军兵，“都骑着马”，“如密云遮盖地面”【16】。被逐回草原的斯基泰人开始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建立第二斯基泰王国（the Bosporus Kingdom），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公元前7世纪至前3世纪的斯基泰王国（图一）。
根据考古材料，可以明确斯基泰人最早于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出现在北高加索地区。因此，希罗多德记载的草原民族之间冲突引起的连锁变动当发生在公元前8世纪末期以前。综合起来看，大约公元前8世纪晚期发生了民族大迁徙。独目人将伊塞顿人逐出居地，出逃的伊塞顿人冲击斯基泰人。斯基泰人被迫西迁，其问又受到马萨革泰人攻击，被迫越过锡尔河，移居黑海之滨，这又使得原居该处的金麦里人逃入小亚。而一部分斯基泰人也追击金麦里人进入小亚地区，介入到小亚、西亚不同社会的冲突，最后因失败返回丰提克草原。这一重大事件改变了欧亚草原古代人群的分布格局：斯基泰西迁后，马萨革泰人驻牧于锡尔河北岸至里海东岸一带，伊塞顿人则占有了伊犁河、楚河流域。公元前6世纪，斯基泰人统一了北高加索地区并扩展到黑海沿伴，发展成一个游牧帝国。
学者们一直试图确认上述迁徙前各人群的分布范围【17】。有学者指出独目人和中国古代文献记载的鬼姓一目国的关系【18】。英国学者认为马萨革泰人最初生活在锡尔河北岸，伊塞顿人在新疆天山，独目人则在鄂尔多斯西面，希波伯里安人在中国东海之滨【19】。有学者推测独目人似应居住在哈萨克斯坦斋桑泊附近的额尔齐斯河流域，东至阿尔泰山麓【20】。有学者根据考古发现，认为伊塞顿人原本生活在天山北麓，格里芬人生活在阿尔泰山北麓，独目人生活在阿尔泰山南麓，希波伯里安人生活在贝加尔湖地区。以青河三道海子为代表的轮形石构遗址（有的带鹿石）可能和独目人关系密切，以巴泽雷克墓葬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可能和格里芬人的遗存有关系【21】，这个认识较为合理。值得注意的是，以巴泽雷克墓葬为代表的考古学文化兴盛于公元前5世纪至前3世纪，因此格里芬人其实是大迁徙发生以后才出现。从现在的考古发现看，公元前9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以前，萨彦一阿尔泰地区势力最强大、文化最发达的人群分布在图瓦、蒙古西北和中国以青河、富蕴为中心的阿尔泰山地区。公元前5世纪以后，萨彦一阿尔泰游牧文化的中心移到俄罗斯境内的阿尔泰山地区．，以巴泽雷克墓地为代表的巴泽雷克文化最为兴盛。如果巴泽雷克文化可以和格里芬人相联系，《历史》中格里芬人的记载可能是后来加入的，反映的是公元前7世纪以后的历史，即希腊诗人阿里斯忒阿斯访问阿尔泰地区时的情况。
公元前8世纪以前的独目人和伊塞顿人、伊塞顿人和斯基泰是相邻的草原民族。要确定斯基泰人西迁前的居地和考古学文化，伊塞顿人的原始居地是最好的坐标。可惜关于伊塞顿人现在还没有太多线索，但如果能认识独目人的考古学文化，伊塞顿人的遗存就比较容易寻找了，最终也可以追踪斯基泰人西迁前的居地和考古学文化。
寻找独目人相关遗存的过程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广泛分布的鹿石。长期以来，带鹿石的遗存要么笼统地被称为“鹿石文化”，要么和卡拉苏克文化相联系。尽管卡拉苏克文化中有些因素与之相同，但其中却没有发现鹿石和相关的石构祭祀遗址。因此，两者应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鹿石还往往和石构遗址（或称赫列克苏尔）、墓葬、铜鳆等遗存相联系。因此，有学者建议把蒙古、图瓦和阿尔泰山地区以鹿石为主要特征的考古遗存称为“三道海子文化”，鉴于这类遗存还在探讨中，本文暂时把“三道海子文化”称为“三道海子文化遗存”，年代为公元前13世纪至前7世纪。公元前9世纪至前7世纪，这个文化出现了大范围的扩张，其在图瓦、阿尔泰山地区和天山北麓及山间谷地的扩散大致和独目人强盛的时问及扩张范围吻合。从考古发现看，欧亚草原中、东部同时期具有如此明显扩张的仅此一例，凶此，《历史》记载若属实，三道海子文化遗存当与独目人有关【22】。
应当说，与欧亚草原中、东部地区的牧业社会相比，西迁前的斯基泰人的人口规模和军事实力等并不突出，否则不会被弱于独目人的伊塞顿人轻易赶走。三道海子文化遗存的分布地区靠东，地域广大，遗存规模宏大，使用鹿石，这些特征不太符合当时斯基泰人的情况。另外，《历史》记载独目人和斯基泰人是不同的部族，这排除了单一人群内部、特别是统治阶级内江的可能，所以，斯基泰人和当时强大的独目人的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很大差别。即使没有文献记载，西迁前的斯基泰也不应是当时最强大的草原民族。但确定三道海子文化遗存确为进一步寻找西迁前的斯基泰人的考古学文化和居地提供了明确的地理坐标和文化背景参考。
二、早已存在的交流：欧亚草原东部和黑海北岸前斯基泰文化的联系
斯基泰时期最大的特点是游牧经济迅速发展，草原地区出现了广大地域内不同人群的联盟，控制整个联盟的核心阶层和首领应运而生。真正意义的游牧经济出现于青铜时代末期。从现有的研究看，生活在以萨彦一阿尔泰为中心的地区的人群较早开始了游牧经济的尝试。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在卡拉苏克文化时期（公元前14世纪至前8世纪）大气湿度增高，草场能提供更多的饲料，羊群和马增加，人口随之增加。这时骑马开始普遍，人群移动性增强，依托山地、按季节迁徙的游牧业发展起来，大型墓葬（直径40～100米）和中小型墓葬的差别显示男性的阶层分化【23】。
米努辛斯克盆地东南部的图瓦地区的阿尔然1号冢可视为这个阶段牧业发展、社会分化的典型代表。此墓规模宏大，石头筑起的封堆直径达120米，巨大圆木在地面上构筑的墓室由70个放射状排列的木格子构成。中央墓室埋葬着首领和他的亲密伴侣，其他墓室则是从属部落代表的遗物，可能还有友好部落的贡物。约有160匹配鞍鞯的马埋在古冢里，另有约300匹马在葬礼中被吃掉。最初认为其时代为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后又确定为公元前7世纪，晚于斯基泰出现在北高加索地区的时间【24】。但俄罗斯专家最新的测年结果是公元前9世纪末至前8世纪早期【25】，这个年代可能更接近墓葬的始建年代。由于墓葬反映的很多风俗和斯基泰的很相似，早有学者推测墓主人可能是斯基泰人的祖先【26】。本文并不认为图瓦地区公元前8世纪以前的墓葬属于斯基泰人祖先。阿尔然1号冢的墓葬形制和出土器物确有一些因素在斯基泰早期的文化中延续，比如铜镞、蜷曲状动物形象等（下页图二）。哈萨克斯坦北部和黑海北岸地区也发现了类似的向心状的墓葬【27】。但本文认为阿尔然1号冢属于三道海子文化遗存。从新疆和哈萨克斯坦发现的大量三道海子文化遗存的器物看，图瓦、阿尔泰至天山地区的文化似在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曾通过阿尔泰和新疆大规模进入到中亚草原地区，这或与前述独目人扩张有关【28】。斯基泰文化有很多类似阿尔然1号冢的因素说明三道海子文化遗存可能深刻影响了西迁以前的斯基泰人。
从考古发现看，公元前10世纪至前8世纪和前8世纪至前7世纪，东欧草原的文化受到伏尔加河以东地区文化的强烈刺激【29】。这个时期，丰提克地区分布的是诺沃车卡斯克文化【30】。早在斯基泰人西迁之前，欧亚草原东西两端一直就有交流【31】。保加利亚北部别罗格拉杰茨村附近的金麦里人的古冢中有鹿石样纪念石碑，属于前斯基泰时期（公元前8世纪～前7世纪），这样的发现大约有10例（下页图三，1）。北高加索地区发现同时期的4个鹿石和阿尔泰地区，特别是新疆青河、富蕴县的鹿石形态很相似（图三，5）。还有学者指出蒙古、图瓦的鹿石图案和北高加索地区科班文化青铜饰牌上的鹿风格相似【32】。另外，丰提克地区有些早期的马具和图瓦地区公元前9世纪的属于同一类型。前斯基泰文化中有一种特别的铜镞，铤部带倒刺（图三，2）。西部草原出现的类似铜镞最早可能来自东方。甘肃四坝火烧沟遗址出土了带有一个倒刺的铜镞和2件铸造这种铜镞的石范，不晚于公元前1600年，为当地生产【33】。1995年，在陕西彬县断泾遗址一个大型竖穴墓中发现1枚带有一个倒刺的铜镞，此墓的年代约与迁岐以后的先周文化相当【34】。此外，新疆的切木尔切克墓地、和田流水墓地、焉不拉克墓地（图三，6）、阜康三工乡墓葬都发现了类似的铜镞，图瓦阿尔然1号冢也出土类似的铜镞。其中切木尔切克墓地、和田流水墓地和图瓦阿尔然1号冢发现的近似。这些镞基本属于公元前一千年初期，后来又广泛流行于斯基泰【35】。察吾呼四号墓地第一期M129发现的三孔马镳（图三，7）和前斯基泰文化的三孔马镳（图三，3）应当有一定的关系，类似的马镳在图瓦和阿尔泰也有发现。
1951年，在前苏联北高加索的帕秋俄罗斯库市郊拜什托格山西北山麓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其中有一个完整的圈足青铜鳆（图三，4）。由于有共存的马具和箭镞，所以窖藏时代为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36】。鳆的圆环状直立耳的三分之一贴于口沿外，环耳顶端有一个小突，肩腹部有一圈铸范痕迹。其样式和铸造方法为新疆所特有【37】，阿尔泰山南麓、天山北麓及伊犁地区是其集中分布地域，天山南麓也有极个别发现（图三，8）【38】，很有可能是三道海子文化遗存的典型器物。被认为属于艾迪拜尔文化（Aldy—Bel culture）的图瓦阿尔然2号冢发现了2件铜鳆，1件的双直立耳上带小突。阿尔然2号冢和1号冢有很多因素是相联系的，1号冢也曾发现过铜鍑残片，这进一步证明这类铜鳆和三道海子文化遗存的关系【39】。
考古发现证实了《历史》对斯基泰人使用青铜鳆的记载。不过斯基泰人大量使用青铜鳆始于公元前6世纪。器耳有圆雕的食草类动物和带三个乳突的直立环耳两类【40】。此前，只有黑海东岸库班草原的克莱门兹斯基泰早期墓葬出土一件青铜鍑，时间为公元前7世纪末，和拜什托格式铜鳆相差近百年，式样也有很大变化，口沿上为羊的圆雕。所以，斯基泰人使用青铜鳆的样式应当直接来自中亚哈萨克斯坦草原的某处或非常间接地受拜什托格式铜鍑，甚至乌拉尔图和希腊文化的影响。公元前8世纪至前7世纪，新疆早期铜鍑的样式突然出现在北高加索地区，说明三道海子文化遗存和北高加索地区可能存在联系。早期牧业文化的交流使东方的箭镞、鹿石和铜鍑等传播到北高加索地区，欧亚草原东西方的物质和信息交流在这一时期是畅通的，这是后来斯基泰人西迁的基础【41】。
三、欧亚草原东部的考古学文化与斯基泰早期文化的关系
欧亚草原东部的一些遗存和斯基泰早期文化有直接关系。斯基泰早期文化流行一种马镳，一头是蹄形，一头是羊首形（下页图四，5）。察吾呼1号墓地M30【42】（图四，1）和洋海墓地出土了类似的马镳，年代为公元前10世纪至前8世纪【43】（图四，2）。小河墓地（公元前1600年至前1400年）发现的蹄状木器可能也与之有关【44】。有学者认为这是说明斯基泰东方之源的例子【45】。
伊朗西北部齐维耶宝藏一般被认为是斯基泰人的遗物，时代约为公元前600年。其中的蜷曲状野兽纹金箔显然仿自东方的类似器物（图四，6），类似的动物风格艺术在斯基泰文化中有若干发现。年代更早的新疆察吾呼四号墓地M165出土1件铜镜，背面有蜷曲的神兽形象，上唇翻卷明显，或为狼或者虎形神兽（图四，3）。该发现可视为中原和伊朗西北齐维耶发现的中间环节，是斯基泰人来自东方的证据之一【46】。圆形带钮铜镜是在新疆、甘青地区发展起来的铜镜类型，成为后来中原铜镜的主要形式【47】。公元前9世纪，圆形带钮镜出现的背面边缘明显起折的新类型，在阿尔泰周围的牧业地区很流行，哈萨克斯坦和新疆的早期文化中都有发现（图四，4）【48】。北高加索地区斯基泰早期文化中发现的这种折沿铜镜应当是从新疆及其周围地区传入（图四，7）【49】。
综合考虑，当时的军事技术，特别是与骑射有关的技术和战术，在萨彦一阿尔泰地区为代表的欧亚草原东部可能比西部更先进，前者的社会复杂化程度更高，社会组织也较发达。最初，斯基泰人可能并不强盛，但在东部新疆及萨彦一阿尔泰地区发达文化的影响下，他们逃到西部草原时，成了攻击力很强的人群。
斯基泰文化公元前7世纪的器物很多和东方的相似。金箔饰件上的牛角杯是斯基泰人缔结金兰之约的用具（图五，1）。新疆发现的牛角杯稍早于斯基泰西迁，属于察吾呼文化早期的察吾呼v号墓地也有比较典型者（图五，3）。牛角杯在小亚和迈锡尼文明中也有发现，因此，它们在斯基泰文化中出现。可能是源于小亚的传统，也可能是西迁时从东方带来的习俗。哈萨克斯坦及新疆发现的蝴蝶形格短剑或为斯基泰同类短剑的来源【50】（图五，2、4、5、6）。希罗多德记载富有的斯基泰和伊塞顿人都会把主要敌人的头盖骨割下贴金做成杯子，新疆伊犁的索墩布拉克文化中有被割锯头盖骨的现象。
斯基泰墓葬出土的一些当卢和夏家店上层文化发现的非常相似（图六，1、4），新疆发现的马镫形马衔（图六，5）、长城地带发现的青铜胄和斯基泰文化中的同类器也有一定关系【51】。斯基泰的双马铜扣（图六，3）与轮台群巴克墓地和艾丁湖发现的相近（图六，6、7）。
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阿尔泰山北麓早期山地游牧文化和土耳其西南部高尔蒂安墓葬（Gordion）的文化非常接近，推测可能是由于亚述人的追击，土耳其西南部的一部分人逃到阿尔泰地区【52】。不过，有学者认为迁徙的方向可能相反，同斯基泰的西迁一样，都属于亚洲东部、中部草原文化扩张的结果【53】。
四、相关问题的讨论
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研究表明，新疆北疆以阿勒泰、乌鲁木齐之间的南北连线为界，南疆以库车、拜城与和田的南北连线为界，东部地区在青铜时代以原始印欧人种为主，历史时期的语言属于印欧语西支的吐火罗语，西部地区在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的人骨多为地中海类型和帕米尔一费尔干纳类型，历史时期使用的语言多属于印度一伊朗语。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蒙古人种的比例从哈密开始向西逐渐减少【54】。安德罗诺沃文化群一般视为印度一伊朗语系人群的遗存，斯基泰人的语言属于伊朗语东支，所以其祖先应是这个大文化群中的一部分。新疆天山北麓青铜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也大致以乌鲁木齐为界，西部多带有安德罗诺沃文化的特点，东部则是以早期切木尔切克文化一天山北路文化为主要渊源的四道沟下层文化和焉不拉克文化，博格达山北麓地区青铜时代末期受到萨盖瑞文化的影响。
因此，西迁前的斯基泰人应分布于乌鲁木齐以西至锡尔河以东地区。考虑到马萨革泰人的控制区域，斯基泰人公元前8世纪以前应当生活在锡尔河以东至伊犁地区，主要是哈萨克斯坦草原的某个区域。西迁的可能主要是统治集团和上层阶级，一些下层的人可能留下来并同新来的马萨革泰人和伊塞顿人融为一体。
从前述的相似器物可以看到，虽然还不能明确指出哪些考古学文化遗存属西迁前的斯基泰人，但希罗多德记载的独目人、伊塞顿人和斯基泰人间的连锁性事件并非杜撰，这些事件大致发生在图瓦地区、阿尔泰山地区、新疆（特别是天山以北地区）和楚河至锡尔河地区。关于引起大迁徙的背景，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进一步关注与探讨。
1．三道海子文化遗存的研究为深入认识公元前10世纪至前8世纪欧亚草原东西部文化互动提供了可能。丰提克地区很多文化因素曾被认为和斯基泰西迁有关系，实际上，这些因素传播的时间更早，可能和三道海子文化遗存有关。后者不可能是西迁前斯基泰的文化遗存，似乎反映的是《历史》中独目人迅速强大并扩张的记载。
2．从前斯基泰时期的鹿石、铜镞和铜鍑等发现看，在东部游牧部落西迁前，南俄草原及北高加索一带和阿尔泰、图瓦和天山北麓东段已经有直接联系。欧亚草原东部地区的人群已经了解了欧亚草原西部以及前往那里的路线，他们的被迫迁徙并非盲目地逃跑。
3．阿尔泰山和天山是东西方地理、文化和人种的分水岭和大熔炉。萨彦一阿尔泰、天山和蒙古高原三个高地构成的三角地带生态环境多样而又相对封闭。这里远离大洋，地形复杂，海拔高，容易受到大气候波动的影响。这导致生活在此的人群面对的挑战更为艰巨，生存需求更多样。大量创新的灵感因此产生，社会结构可能也因此分化、重组。三道海子文化遗存和卡拉苏克文化的发展受惠于这个特定地理、生态和政治环境，由此造成的文化跃进是导致公元前8世纪草原大变动的主要原因。
4．黄金作为草原地区储存财富的等价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55】。由于可以骑马，人们可以利用更广大的草场放牧，但生产出的大量马匹或者皮毛会超出有限人群的消费能力。而极端天气或者瘟疫等会导致这些财产大幅缩减。因此，草原社会需要寻找一种安全、便携的等价物，黄金无疑是最优的选择。幸运的是，阿尔泰山地区是著名的黄金产地。加上当时南部农耕社会进入多事之秋，中国正值西周晚期，社会矛盾加剧。草原生产的马匹、皮革等可作为商品和农耕社会交换，获得的粮食、奢侈品等又使首领有能力寻找、生产和保护黄金，并同缺少黄金的其他草原地区交换。西周晚期大墓中开始流行的以肉红石髓珠为代表的珠饰等或为另一种交换媒介，萨彦一阿尔泰的牧人可能用草原产品同中亚绿洲或者西亚交换此类珠饰，再和中国北方的诸侯们交易【56】。这个良性循环导致草原的强势部落和精英阶层更富有和更具影响力。为占有更多牲畜去交换黄金等可长期保存的等价物，他们必然会对草场和贸易路线展开争夺。青铜时代中晚期分散的草原社会因之迅速复杂化，出现大范围的部落联盟和金字塔式的社会分层。
5．和中原商周文化多方面的互动是三道海子文化遗存强盛的重要原因。欧亚草原东部和中原在匈奴兴起以前有稳定的互争、互惠关系。中原商周文化此时已经发展为成熟文明。中原和北方草原文化占有的地域面积大致相当，战略纵深都非常大。二者控制的边缘地区形成的中间地带面积广大，自然条件差，多为戈壁荒漠，在当时，穿越此类地区的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几乎不可能，这导致双方都不能彻底摧毁和占领对方。草原社会的军队冲击力和突击力大，机动性很强，但物资较为单纯和匮乏。中原军队的力量在于组织性，和机动作战的草原人群直接较量时不占上风，但其物质基础、后勤保障却有优势，不过，进入广袤的草原后，笨重的辎重粮草又成为劣势。这种形势导致双方形成互为压力、互为伙伴的战略平衡关系。北方长城地带（或称农牧交错地带）的人群似乎并不完全隶属于更北方的草原社会或南边的商周王朝，而是很好的缓冲带和文化传播中介。这里的社会形态更接近北方的草原社会，北面的戈壁、荒漠一定程度上隔绝了他们和更北草原社会之间的相互攻击，因此，北方长城地带的人群更容易侵犯南边的农耕文明区。这构成中国农耕区和北方农牧交错地带最初的农牧对立统一的关系。这个地带从商代晚期到春秋早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两个中心。第一阶段是商代晚期至西周早中期，文化重心是陕西、山西北部的诸方文化。第二阶段是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重心东移至内蒙古东南部，以夏家店上层文化为代表【57】。文化的互动使农牧交错地带的文化从各方面获得很多资源，从而迅速发展起来，并且辐射到更北的草原地区。同时，中原发生的若干大事件间接导致了草原人群多米诺骨牌式的民族西迁运动。有学者推测斯基泰西迁可能与周宣王驱逐猃狁有关【58】。不过，限于周朝军事力量的活动范围以及猃狁和三道海子文化遗存分布区之问空旷荒凉的地域，这个事件可能只起到了间接的作用，具体还需要研究。
6．气候持续干冷的变化是最大的外因【59】。根据古环境学家对欧亚湖相沉积地层中植物的分析，公元前850年左右，由于太阳活动的减少，欧亚大陆开始从亚北方期（Subborea1 Period）干热的气候骤变为亚大西洋时期（Subatantic Period）湿冷的气候。中北部森林退化为草原，南部许多半干旱地区的植被开始繁盛，形成优良草场。这迫使当地以农业、畜牧、渔猎和采集为主的居民放弃原有生计方式，迅速向游牧经济转化【60】。蒙古和新疆则早在距今3100～3000年时气候就转变到干冷阶段，并大约持续到距今2700年左右【61】。这可能是蒙古和新疆地区的游牧化领先于其他地区的重要原因【62】。
从局部气候和环境看，蒙古草原冬天风比较大而且持久，这样雪不会很厚，动物可以整年都吃到草。条件好的年头，畜群和人口更会剧增，从而导致周期性的过剩【63】。这可能也是三道海子文化遗存强大和扩张的原因之一。
总之，新疆阿尔泰山和天山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兴衰可能和公元前8世纪以前发生在欧亚大陆的西迁运动有关。根据考古发现，新疆及周边地区在斯基泰西迁之前已经和丰提克地区有了一定的互动关系，三道海子文化遗存在其中起到主要的作用，斯基泰的西迁主要也是因为其强大和扩张。斯基泰西迁后，欧亚草原进入以游牧为主要经济方式的时代，整个草原分化为几个大的人群，这些人群内部的分化也加剧。《历史》记载，本文所论区域内形成了塞人、格里芬人、伊塞顿人和独目人共存的局面。就考古学文化而言，有哈萨克斯坦草原的塞人文化、阿尔泰山的巴泽雷克文化、天山地区的诸考古学文化、米努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三道海子文化遗存等（图七）。由于游牧经济的普及，东西方草原地区的交流更为频繁，欧亚草原文化逐渐趋同，形成以铜鍑、兵器、马具、动物风格艺术为主要特征的草原游牧文化。
注释：
【1】a. Sinor, Deni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97-110.
b.Genito, Bruno:《the Scythian identity》,见《欧亚学刊》第9辑，中华书局,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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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lochko V. I, Kovalyukh N. N, Skripkin V, MotzenbeckerI., Isotope chronology of the Snbotiv settlement, Radiocarbon 40（2）: 667-673.
【4】Petrenko, Vladimir G. Scythian culture in the North Cau-casns, Nomad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 in the Early Iron Age,Berkeley: Zinat Press, 1995, pp. 18-21.
【5】Skory S. A. Kimmeriytsy v ukrainskoy lesoostepi. Kiev,Poltava, 1999.
【6】Murzin, V. Yu. Proiskhozhdenie skifov: osnovnie etapyformirovaniya skifskovo etnosa, Kiev,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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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Teranozhkin, A. I. Kimmerijtsy, Kiev. 1976.
【9】Gryaznov M. P. Arzhan–tsarskiy kurgan ranneskifskogovremeni, Leningrad: Nauka, 1980, p.61.
【10】Rostovtsev, M. L. Skifiya i Bospor, Leningrad, 1925, pp.302-303,308.
【11】Kyzlasov, L. R. Uyukskii kurgan Arzhan i repros pro-iskhozhdeniya sakskoi kul’ try, Sovetskaya Arkheologiya, 1977,p. 2.
【12】Pogrebova M. N. and Raevsky D. S. Rormie skify i drevniy Vastok. Moscow. 1992.
【13】Kuz’ mina E. E. Mythology and Art of Seythians andBoctrians, Moscow, 2002.
【14】Jacobson, Esther. the art of the scythians: the interpene-trcaion of cultures at the edge of the Hellenic world, E. J. Brill:Leiden, New York, Kfiln, 1995, pp. 31-38.
【15】Bokovenko, N. A., Asian Influence on European Scythia,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Scythia to Siberia, Vol. 3, No. 1., Lei-den: E. j. Brill, 1996, pp. 97-112.
【16】Jacabson, Esther, The Art of the Scythians: The Inter-penetration of Cultures at the Edge of the Hellenic World. Lei-den: E. J. Brill, 1995.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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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Hudson. G. F., Europe and China.”A Survey of their Re-lations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1800, vel. 1, London: Arnold,1931. pp. 3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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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林梅村：《谁是阿尔泰深山金字塔式陵墓的主人》，《文物天地》1999年第5期；《阿尔泰山的大石冢》，见《欧亚学刊》第3辑，中华书局，2002年；《丝绸之路散记》第1～19页，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年。
【22】郭物：《三道海子文化遗存初论》，见《欧亚学刊》第七辑，中华书局，2007年。
【23】Sophie Legr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Scythians: BronzeAge to Iron Age in South Siberia, The emergence of the Karasukculture, Antiquity 80（2006）: 843-879.
【24】Mallory, J. P., F. G. McCormac, P. J. Reimer andMarsadolov, L. S., The Date Of Pazyryk, A ncient interactions: eastand west in Eurasia, McDonald Institute for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Boyle,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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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林俊雄：《欧亚草原古代墓葬文化》，见《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
【27】同【15】。
【28】郭物：《三道海子文化遗存初论》，见《欧亚学刊》第七辑，中华书局，2006年。
【29】Murzin, V. Yu, Proiskhozhdenie skifov: osnovnie etapyformirovaniya skifskovo etnosa, Kiev, 1990.
【30】Kossack, G. Neufunde aus dem Novocerkassker For-menkreis und ihre Bedeutung furr die Geschichte steppenbezo-gener Reitervolker der spaten Bronzezeit. II Mare Nero 1, 1994.pp.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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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转引自邵会秋、杨建华：《早期斯基泰文化及欧亚草原的动物纹起源问题的探讨——从〈斯基泰——伊朗动物纹风格的起源〉一文谈起》，《西域研究》2006年第4期。
【50】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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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a同【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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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乌恩：《欧亚大陆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几点思考》，《考古学报}2002年第4期；《略论欧亚草原早期游牧人艺术中的卷曲动物形象》，《考古》200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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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Kurochkin, G. N., Generator kochevykh narodov v Tsen-tralnoi Aziyi i mekhanizm ego funktionirovaniya. Paleodemografiy.i migrationnye protsessy v Zapadni Sibiri v drevnosti i sredr,evekovy’e. Barnauh Altai State University, 1994,pp. 8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