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雪菡丨南宋高宗御书《孝经》刻石考论

摘要南宋绍兴九年（1139），诏准秦桧以高宗御书《孝经》刊石。十三年，从秦棣议以拓本颁赐各地州学。十四年，从汪勃议命各地州学以御书《孝经》刊石，并以拓本颁赐当地官员、学生。当时至少有五州二府二军落实此事。高宗刊刻御书《孝经》的政治动因在于表彰圣孝，平息绍兴和议带来的谤议。学界认为高宗御书《孝经》石刻仅存残石，笔者近于阳新县博物馆发现了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完整实物，且石刻后附有久佚的秦桧跋。通过校勘发现，高宗御书《孝经》石刻来自唐玄宗本《孝经》，是研究《孝经》文本演变不可或缺的一环。新发现的秦桧跋也启示我们，应当改变“南宋太学石经”中没有《孝经》的传统认知，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当入“南宋太学石经”之列。作者简介吴雪菡，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学文献、宋代目录。南宋绍兴年间，曾以高宗御书真草《孝经》刊石，这件事在《宋会要辑稿》《玉海》等史籍中有零星的记载。高宗御书《孝经》石刻有其重要价值，可与同是高宗御书石经的“南宋太学石经”并举。遗憾的是，近代对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做研究者，仅张国淦之《历代石经考》。其《南宋石经考》后附《高宗真草孝经》，通过脞录史志资料，指出五地州学曾以高宗御书《孝经》刊石[1]，但是并未展开讨论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各个方面。由于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相关研究匮乏，学界论及此事，往往产生淆乱。如王玉德以为：“高宗宣示吕颐浩等御书《孝经》刻石，赐见任官及学生。”[2]其实高宗御书《孝经》刻石与吕颐浩无关。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云：“据《湖北金石志》等南方金石志载录，近代仅存湖北兴国州学刻立的一件地方石经残石。”[3]“地方石经”，即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笔者通过实地走访，发现这件仅存的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并非“残石”，缺少部分其实见于《鲁国之图》碑后。另外，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后附秦桧跋文。此跋在《三巴孴古志》中录有残篇，杨守敬等学者以为全篇已佚[4]，而笔者在《鲁国之图》碑后发现了绍兴九年秦桧刊《孝经》的完整跋文，可补史载之阙，也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高宗御书《孝经》的刊石过程、意义价值。本文考辑相关史料，结合阳新县博物馆藏兴国军学所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对高宗御书《孝经》的刊石过程、刊石原因、存佚情况、价值等问题进行探究，以供学界参考。一、宋高宗御书《孝经》的刊石过程高宗御书《孝经》刻石的完整过程，其实包括秦桧刻石、州学刻石两个步骤。由于高宗多次书写、颁赐《孝经》，易误判刊石所据底本。且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实物多已佚失，前辈学者没能看到秦桧跋文。因此，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刊刻过程未得到系统的梳理。今将其刊刻过程梳理为三个阶段。（一）绍兴九年（1139）六月十三日，高宗以御书《孝经》赐秦桧，秦桧力请刊石。刊石自六月十四日始，至十月一日竣工。《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云：“宰臣秦桧乞以上所赐御书真草《孝经》刻之金石，以传示后世。上曰：十八章，世人以为童蒙之书，不知圣人精微之学，不出乎此也。朕宫中无事，因学草圣，遂以赐卿，岂足传后？桧请再三，乃从之。”[5]大体描述了事件的原委，高宗以御书《孝经》赐秦桧，又在秦桧的再三请求下，同意将此御书《孝经》刊石。至于这次御书《孝经》的颁赐是在何时，诸史所载略有分歧，详见表1：表1《宋会要辑稿·崇儒六》（绍兴九年）六月十三日。宰臣秦桧乞以上所赐御书真草《孝经》刻之金石[6]。《玉海·圣文》(绍兴)九年六月辛丑。书《孝经》赐秦桧。十三日庚戌。一云辛酉。秦桧乞以上所赐御书真草《孝经》刻之金石[7]。《玉海·艺文》（绍兴）九年六月十三日辛酉 ，宰臣桧乞言上所赐御书真草《孝经》刻之金石[8]。以上三说，皆云秦桧是在绍兴九年六月十三日，请以高宗御书《孝经》刊石，只是纪日干支有别：一云“庚戌”，一云“辛酉”。检《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九年六月朔日干支为“已酉”，则十三日干支为“辛酉”，绍兴九年六月并无“辛丑”日、“庚戌”日。另外，新发现的兴国军学所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后附秦桧跋曰：“绍兴九年六月辛酉，皇帝以手书《孝经》赐臣桧……敢请用故事刊诸琬琰，以布宣主德。”据此，高宗颁赐御书《孝经》、秦桧请求刊石，皆在绍兴九年六月十三日辛酉。《玉海·圣文》既云“六月辛丑”，又云“十三日庚戌。一云辛酉”，疑是拼凑多种史料所致，当以原石所云之“辛酉”为是。秦跋又云：“越翼日壬戌鸠工，十月戊申告成。”据此，知次日（六月十四日壬戌）即延请工匠，至十月一日（戊申）刻讫，历时三月有余，计一百又七日。需要注意的是，绍兴九年的高宗御书《孝经》刊石，只是秦桧的个人行为，尚未推广至全国的州学。（二）绍兴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从湖州守臣秦棣所请，颁秦桧所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拓本于各地州学。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绍兴十三年，知湖州秦棣提议以御书经史“墨本”颁赐天下州学[9]。正月二十五日准奏施行。《宋会要辑稿》云：“（绍兴）十三年正月二十五日。诏亲书经史，令户部尚书张澄将行在见有墨本，先次计置，颁降施行。”[10]至于具体颁赐了哪些“墨本”，《玉海》云：“（绍兴）十三年，颁御书《孝经》《周官》《中庸》《羊祜传》于天下州学。”[11]可见颁赐天下州学的“墨本”中有《孝经》。那么这个《孝经》“墨本”，又是哪个本子呢？笔者认为，这个《孝经》“墨本”，即绍兴九年秦桧刊石的高宗御书《孝经》拓片。原因有二：其一，检诸史籍，绍兴十三年之前的高宗御书《孝经》刊石，仅绍兴九年一次。其二，结合史志资料及实物来看，建康府学、遂宁府学、兴国军学所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之后，皆有绍兴九年的秦桧刻石跋文（详见下文）。（三）绍兴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从御史汪勃所请，命各地州学以绍兴十三年所赐高宗御书《孝经》拓本刊石，并以拓本颁赐当地官员、学生。《玉海》云：“绍兴赐御书《孝经》。十四年七月辛未，诏诸州以御书《孝经》刊石，赐见任官及系籍学生。时已颁于郡庠殿中。”[12]所谓“时已颁于郡庠殿中”，指前一年（绍兴十三年）已将御书《孝经》颁赐天下州学。高宗御书《孝经》颁赐之后，各地州学多置御书阁中妥善保存，流传并不广泛。直到绍兴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方命各地州学刊石，并以拓本颁赐当地官员、学生。此事乃御史汪勃之提议。《宋会要辑稿》载汪勃云：“窃观陛下万机之余，亲写《孝经》……乞令诸郡募工摹刻，自郡达县，自县达乡，皆使家藏而户晓，庶几普天之下，风俗旷然而大变。”[13]汪勃提出，刊刻御书《孝经》，可以改易民间风俗。目前还不知道当时有多少州学遵诏将高宗御书《孝经》刊石。笔者爬梳史志，考定至少有五州二府二军曾以高宗御书《孝经》刊石，其中仅常州学、湖州学、建康府学、遂宁府学、兴国军学五处的刊刻时间、主持官员可以考知。总体来看，刊刻时间一般是在绍兴十四年至十五年之间（详见下文）。二、宋高宗御书《孝经》的刊石原因高宗在位期间，时常书写、刊刻、颁赐儒经。高宗这样做的原因，一方面与其热衷的书法艺术、自发的儒家修养有关。《玉海》载高宗语，谓：“学写字不如便写经书，不惟可以学字，又得经书不忘。”[14]另一方面，高宗也有深层次的政治考虑，即通过颁赐儒经，传达一种“崇儒重道”的政治理念，促进南宋初年统治秩序的构建。值得深思的是，众经之中，高宗尤其推重《孝经》。仅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玉海》《宋会要辑稿》，便有三次高宗书写、颁赐《孝经》的记录：绍兴二年八月赐宰执，绍兴七年九月赐向子諲，绍兴九年六月赐秦桧。正如《皇宋中兴两朝圣政》所云：“若《孝经》之赐者，不可概举。”[15]此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高宗书孝经马和之绘图册》绢本[16]，其上即有宋高宗亲自抄写的《孝经》。绍兴十三年颁赐天下州学的御书有《孝经》《周官》《中庸》《羊祜传》，但次年仅以《孝经》刊石，更突显了《孝经》在御书诸经中的独特地位。高宗如此重视《孝经》，自然有其深层次的政治动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御书《孝经》刊石，宣扬圣孝，从而平息反对宋、金议和的言论。高宗一朝，面对宋、金对峙局面，朝廷内部分裂成了势如水火的主和、主战两派，而高宗主张讲和。如何消弭两派间的矛盾，达成宋、金议和的共识，成为一个政治难题。绍兴八年六月，高宗派遣王伦出使金国，商讨议和事宜，但“内而百官，外而军民，万口一谈，皆欲食伦之肉，谤议汹汹”。[17]赵鼎旋即上书曰：“陛下宜好谓之曰：讲和诚非美事，以梓宫及母兄之故，不得已为之……群臣以陛下孝诚如此，必能相谅。”[18]提出高宗可借“孝诚”来堵反对众臣之口。高宗对赵鼎的提议深以为然，从此“孝诚”成了高宗主和的重要说辞。《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云：“（高宗）愀然谓宰执曰：先帝梓宫果有还期，虽待二三年尚庶几。惟是太后春秋已高，朕早夜思深，欲早相见，所以不惮屈已冀和议之成者，为此也。”[19]我们不难推测，绍兴九年六月那次《孝经》刊石，其实是绍兴八年高宗决心与金和议的连锁反应。虽说经过秦桧的“再三请，乃从之”，应当也迎合了高宗的心理。秦桧跋曰：“恭惟皇帝陛下，孝弟之至……俾小大之臣，比意同为，以赞圣治。”极力宣扬“孝弟”，也是对主和派道德准则、政治立场绝对正确的强调与回护。绍兴十一年十一月，宋、金绍兴和议达成。绍兴十二年八月，徽宗梓宫、高宗生母韦后回朝。和议虽已达成，主和、主战之争，却从未消弭。直至后世的朱熹，仍谓：“讲和本意，上不为宗社，下不为生灵，中不为息兵待时。只是怯惧，为苟岁月计。”[20]可见当时战、和争议之大。面对这种境况，宣扬“孝诚”仍是良计。因此绍兴十三年正月，便以御书《孝经》拓片颁赐州学；绍兴十四年七月，即诏令以御书《孝经》刊石。《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载录显示了刊石的内核目的：“殿中侍御史汪勃言：陛下独擅圣人之德，上天昭监，果定和议于众论鼎沸之中，极天下之至养。望降明诏令募工摹刻，使家至户晓，以彰圣孝。”[21]所谓“众论鼎沸”，可见当时反对宋、金议和的呼声之高。而“以彰圣孝”，则突出了主和派的重要噱头。由此可见，诏令各地州学以御书《孝经》刊石，真实目的在于平息反对议和的言论。正因如此，高宗御书《孝经》的刻石，自始至终都离不开主和派的积极推动：积极促成御书《孝经》刻石的是秦桧；奏请将御书《孝经》石刻拓片颁赐天下州学的，是秦桧的胞弟秦棣；而提议各地州学以御书《孝经》刊石的汪勃，则是秦桧擢用的“执政二十八人”之一[22]。三、宋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存佚情况绍兴十四年七月诏令各地州学以御书《孝经》刊石后，有多少地方落实此事尚未可知。《经义考》中列出建康府学、湖州学、常州学三处[23]。《历代石经考》增列广州学、兴国军学二处[24]。笔者检阅史志，又发现了太平州学、严州学、遂宁府学、江阴军学四处。又，恭州学、兴化军学也被颁赐了高宗御书《孝经》墨本[25]，但具体刊石与否不可考。现将可考的九处儒学刊石情况介绍如下：湖州学。《（嘉泰）吴兴志》：“高宗皇帝御笔御书《孝经》。在州学。绍兴十四年，太守张守立。”[26]按：“张守”，当作“张宇”。据《（景定）建康志》：“（绍兴）十四年甲子。二月二十二日……张守知府事。”[27]则绍兴十四年，张守知建康府，不知湖州。张宇，字泰定，晋陵人。知湖州，绍兴十四年十二月到任[28]。刊石时间当在绍兴十四年十二月。《（同治）湖州府志》云“石佚”[29]。此刻今未见，盖已亡矣。常州学。《（咸淳）重修毗陵志》云：“高宗皇帝御书《孝经》石刻。守臣林祖洽立。在州学御书阁。”[30]又云：“（淳熙）十四年（1187），林守祖洽建御书阁三楹，藏高宗所赐六经墨本、《孝经》石刻。”[31]林祖洽，字符礼，明州鄞县人，淳熙十三年二月至十五年二月知常州。则立石时间当在淳熙十四年前后。诏令各地州学以御书《孝经》刊石是在绍兴十四年，则该石或为林氏补刻。《（光绪）武进阳湖县志》云“佚”[32]。此刻今未见，盖已亡矣。广州学。《（道光）广东通志》云：“高宗真草《孝经》残碑。经文不录。存。”[33]目前《广东碑刻集》《越秀碑刻》二书网罗岭南宋碑较为详尽，皆未涉及此刻。访诸广州学遗址、广州博物馆（广州学碑刻多数迁置广州博物馆），亦未见此刻，盖已亡矣。（安徽）太平州学。乾隆间成书的《经义考补正》云：“今安徽太平府有石刻《孝经》。一行真书、一行草书。不知何年、何人书立也。仅存《开宗明义章》《卿大夫章》。”[34]当即高宗御书真草《孝经》石刻，乾隆间尚存残石。晚清民国间赵绍祖《安徽金石略》、徐乃昌《安徽通志金石古物考稿》未著录。此刻今未见，盖已亡矣。严州学。《（景定）严州续志》云：“御书《孝经》、御书《赐学官诏》。右并立石大成殿。”[35]《（万历）续修严州府志》仅录“绍兴御书籍田手诏碑”[36]。此刻今未见，盖已亡矣。建康府学。《（至正）金陵新志》云：“高宗书《孝经》……守臣晁谦之刻石郡学，桧及谦之跋于下。”[37]晁谦之，字恭道 ，其先澶州清丰人，南渡后徙居信州，绍兴十五年四月十一日至十八年三月知建康府[38]，刊石当在此间。《（至正）金陵新志》又云“经火不全”[39]，至《（乾隆）上元县志》则云“今亡”[40]，知此刻元代已残，清乾隆时已佚。此刻今寻访未得，确已亡矣。遂宁府学。《（雍正）四川通志》：“遂宁县……宋徽宗御书《孝经》碑。真草分行。在学宫内。”[41]按：“徽宗”，当作“高宗”。遂宁县，绍兴间为遂宁府。此刻末署“左承议郎知遂宁军府兼管勾公事臣苏符立石”[42]，苏符于绍兴十四年五月至十六年十月知遂宁府[43]，刊石当在此间。《湖北金石志》云：“昔过遂宁学尝访之，杳无片石。询之学宫弟子，云同治二年（1863）滇逆围城，学在城外，毁矣。今学新修，董其事者无一好古之人。大约磨作阶除，砌诸墙垣，兵燹洊经，古刻零落，殊可叹也。”[44]此刻今未见，盖毁于同治战乱后[45]。兴国军学。绍兴十五年九月兴国军主管学事宋时刊。此刻今全存。详见下文。江阴军学。《（崇祯）江阴县志》云：“文庙在县治东南，即宋军学……知军颜耆仲重修东序，拓泮宫外门，建御书阁。藏真宗《文宣王赞》、徽宗《付河北籴司御札》及大成殿额、《八行八刑碑》、高宗御书《孝经》。”[46]此刻今未见，盖已亡矣。为便读者检阅，列表2汇总于下：表2刊石地点主持官员刊石时间目前存佚1湖州学张宇绍兴十四年十二月佚2常州学林祖洽淳熙十四年佚3广州学未详未详佚4（安徽）太平州学未详未详佚5严州学未详未详佚6建康府学晁谦之绍兴十五年四月至十八年三月间佚7遂宁府学苏符绍兴十四年五月至十六年十月间佚8兴国军学宋时绍兴十五年九月存9江阴军学未详未详佚兴国军学所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为今寰宇内之仅存者。另外，广州学、遂宁府学所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虽已亡佚，但前人有较详细的著录，藉之亦可略见其状。（一）鲁殿灵光：阳新县博物馆藏兴国军学所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杨守敬《湖北金石志》云：“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存。真草书。在兴国州学。”又云：“止得其半。不知其为两面刻，拓者遗其一面？或有两石，一石已佚？均未可知。”[47]兴国州，绍兴间为兴国军，今为湖北省阳新县。杨守敬所见应为一半拓片，故生漏拓或已残之疑虑。笔者实地寻访，发现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尚存全石，解决了杨守敬的疑问。杨氏未见的部分，实在《鲁国之图》碑后。《鲁国之图》碑旧嵌兴国军学壁上，碑后刻的高宗御书《孝经》隐入墙中，未被发现。直到儒学拆迁，高宗御书《孝经》方显真容，但是一直没有引起关注。难能可贵的是，《鲁国之图》碑后还存有秦桧刻石的完整跋文，此跋《三巴孴古志》中只残存数行，故一般认为此跋已佚，《全宋文》亦未收录。这篇新发现的秦桧跋文，对于研究高宗御书《孝经》刻石的目的、过程有重要意义，兹录于下：绍兴九年六月辛酉，皇帝以手书《孝经》赐臣桧。臣桧昧死言：臣不肖备位宰辅，玩岁愒日，无所云补。恭惟皇帝陛下孝弟之至，既通神明，乃以暇日书经十八章，真草相间，云汉辉映。顾臣岂足以当大赐，敢请用故事刊诸琬琰，以布宣主德。俾小大之臣，比意同为，以赞圣治。又使鈆椠，诸生知九重万几之余，无它嗜好，游艺之勤，致精如此。其谁敢不勉以扶翼世教，为惠甚厚。制曰：可。越异日壬戌鸠工，十月戊申告成。左光禄大夫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监修国史兼提举实录院提举详定一司敕令臣秦桧谨记。

图一：阳新县博物馆藏宋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后附秦桧跋文拓片（部分）兴国军学所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二碑全存，现已移入阳新县博物馆。情况如下：第一碑。碑高200厘米，广111厘米，厚22厘米。左侧、下侧稍有残损。额题“御书孝经”四字，篆书，饰以龙纹。六截，截三十八至四十行不等，行九至十一字不等。一行真书，一行草书。第一截，《开宗明义章》至《天子章》，三十八行。第二截，《诸侯章》至《卿大夫章》，三十八行。第三截，《士章》至《三才章》“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真书，三十九行。第四截，《士章》“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是”草书至《孝治章》“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真书，四十行。第五截，《孝治章》“欢心以事其亲夫然故生则”草书至《圣治章》“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真书，四十行。第六截，《圣治章》“本也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草书至《纪孝行章》“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真书，四十行。碑另一面为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御撰《玄圣文宣王赞并序》[48]。

图二：阳新县博物馆藏宋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第一石第二碑。碑高194厘米，广110厘米，厚13厘米。保存完好。七截，截四十至四十一行不等，行九至十一字不等。第一截，《纪孝行章》“然后能事亲事亲者居”草书至《广要道章》“而已矣故钦其父则子悦”草书，三十三行。第二截，《广要道章》“钦其兄则弟悦钦其君则”真书至《谏争章》篇题草书，四十行。第三截，《谏争章》“曾子曰若夫慈爱恭钦安”真书至《应感章》“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真书，四十一行。第四截，《应感章》“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草书至《丧亲章》“三年示民有终也为之棺”真书，四十行。第五截，《丧亲章》“三年示民有终也为之棺”草书至《丧亲章》文末，十七行。后刻“御书之宝”玺印。后刻秦桧跋文，十一行。第六截，秦桧跋文，十三行。第七截，宋时跋文[49]，十九行。碑另一面为绍兴二十四年兴国军学教授俞舜凯刻《鲁国之图》。

图三：阳新县博物馆藏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第二石（二）碑志留真：广州学、遂宁府学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广州学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分为二石，原立大成殿，后亡。其中刻《广要道章》以上内容之石，废为井床，嘉庆二十五年（1820）为平阳仪克中搜得，道光元年（1821）吴兰修、吴应逵、黎应期、曾钊等将其立于府学明伦堂之东序，即《金石续编》《八琼室金石补正》《（道光）广东通志》所著录者[50]；另外一石，应当刻有《广要道章》以下内容及秦桧跋文，未见著录，下落不明。关于碑的高广，陆耀遹云“石纵横各五尺许”[51]，陆增祥云“高四尺，广四尺四寸”[52]，未详孰是。广州学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虽已全佚，但《八琼室金石补正》详述了第一碑五截的起讫、缺泐，据之可略窥其貌。遂宁府学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乾隆）遂宁县志》云：“五座，今存其四，在圣殿后。”[53]《三巴孴古志》云：“四石佚其第二。《县志》以为五石存其四，误也。”据此，遂宁府学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有四座，道光时仅存三座，佚其第二座。《（乾隆）遂宁县志》所云 “五座”不确。《三巴孴古志》著录碑的形制“高六尺六寸，广三尺三寸。四碑。碑四列。列三十行，行十字，字径四分，真草相间。玺寸六分，四字。跋二十九行，行十一字，字径四分。结衔六行，字径三分，正书。额二行，四字，字径三寸六分，八分书。”[54]《三巴孴古志》还据当时尚存三石之拓片摹写，虽缺泐稍多，亦可大略见其状貌。

图四：《三巴孴古志》摹录宋高宗御书《孝经》石刻（部分）四、宋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价值“南宋太学石经”是中国古代七大官刻石经之一[55]，按目前通行说法，其中并不包括《孝经》。今据秦桧跋文，高宗御书《孝经》当入“南宋太学石经”之列。高宗御书《孝经》的底本是唐玄宗本，作为《孝经》的早期版本，对研究《孝经》文本也有一定帮助。（一）补充石经：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当入“南宋太学石经”之列。中国古代有七次大规模的官方石经刊刻，“南宋太学石经”又称“绍兴石经”“宋高宗御书石经”，便是其中之一。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南宋太学石经”包括绍兴十三年至十六年陆续刊成的高宗御书《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论语》《孟子》，以及淳熙四年补刊的《礼记》五篇。而未将《孝经》列入“南宋太学石经”[56]。据高宗御书《孝经》石刻所附秦桧跋文：“又使鈆椠，诸生知九重万几之余，无它嗜好，游艺之勤，致精如此，其谁敢不勉以扶翼世教。”则御书《孝经》石刻亦为宣示诸生所镌。同样作为高宗御书石经，高宗御书《孝经》石刻似当入“南宋太学石经”之列，今结合史料分析如下：其一，高宗御书《孝经》为宣示诸生而刻，当立石于太学。检《玉海》：“绍兴三年六月丁未二十四日，复置国子监。诏即驻跸所在学，为之量养生徒……十三年正月癸卯以岳飞第为国子监太学。”[57]所谓“驻跸所在学”，即临安府学。绍兴十三年正月于岳飞故宅新建太学之前，临安府学曾暂代太学之用[58]，那么绍兴九年秦桧所刊高宗御书《孝经》石刻，极有可能立石于当时的代行太学——临安府学。《孝经》立石临安府学，未知是否迁置新建太学。但既然绍兴十四年命天下州学皆以御书《孝经》刊石，则太学不当无此刻。就算没有迁置太学，也当重加补刻。陈汉章《南宋石经跋》云：“（高宗御书《孝经》）岂建康府及湖、常二州刻石反不刻于太学乎？”[59]也认为南宋太学石经当中应当包括《孝经》。目前，学界认为《孝经》不曾立石太学，主要是因为《玉海》载绍兴十三年后高宗宣示太学所刊石经中不包括《孝经》[60]。实则《孝经》已于绍兴九年刊成，况且御书《孝经》的刊石情况，《玉海》已于他处说明，故此处没有言及。其二，据明宣德间吴讷的《〈石经歌〉序》，当时所见到的南宋太学石经，当包括《孝经》。吴讷可谓是系统整理南宋太学石经的第一人。元初，杨琏真迦欲以石经充作塔基，幸得杭州推官申屠致远力争，未得全毁。随后石经庋置废阁，未得重视。至明宣德元年（1426），巡按浙江监察御史吴讷才重加搜集。吴讷《〈石经歌〉序》云：“绍兴二年，宣示御书《孝经》，继出《易》《诗》《书》《春秋左传》《论》《孟》及《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五篇，总数千万言，刊石太学。”又云：“共得经碑百片。”[61]既然吴讷特别提及“宣示御书《孝经》”，其搜集的石经“百片”之中，当包括《孝经》。值得注意的是，吴讷的《〈石经歌〉序》作为描述南宋太学石经早期面貌的重要材料，被后世诸家广泛地参考，但在参考过程中，又逐渐被异化。《（乾隆）杭州府志》引《钱塘县志》云：“绍兴二年，宋高宗御书《孝经》《诗》《书》《春秋》《左传》《论语》《孟子》，《中庸》《大学》《乐记》《儒行》《经解》五篇，内有宪圣代书，诏刻石太学。”[62]明显参考了吴讷的《〈石经歌〉序》，惟漏引“《易》”，又“《学记》”误作“《乐记》”。王昶《金石萃编》据此云：“此有《孝经》而无《易经》，必是《孝经》即《易经》之讹。”[63]按：王昶并未核检原文，所云不确。检《（康熙）钱塘县志》：“宋绍兴二年，高宗宣示御书《孝经》《易》《诗》《书》《春秋》《左传》《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五篇，刻石太学。”[64]《孝经》《易》皆有，知《（乾隆）杭州府志》不云《易》，实因漏引。《（民国）杭州府志》亦云：“称'易’为'周易’，其时无'易经’之称，何至误为'孝经’乎。”[65]《金石萃编》认为“《易经》”误作“《孝经》”的错误结论，无疑强化了后世认为的“南宋太学石经”没有《孝经》的观点。明宣德间吴讷云有南宋太学石经“百片”，现存八十五片，《孝经》当在后佚十余片中。其三，《孝经》是宋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且有特殊教化意义，“南宋太学石经”不当遗之。孝宗淳熙二年，诏曰：“童子科凡全诵《六经》《孝经》《语》《孟》为上等。”[66]宋代大臣也常在经筵上讲说《孝经》，如邢昺“在东宫及内庭，侍上讲《孝经》《礼记》《论语》《书》《易》《诗》《左氏传》，据传疏敷引之外，多引时事为喻，深被嘉奖”[67]。结合上文所述《孝经》所包含的重要政治内涵，可见立石太学的高宗御书石经中，不当独独遗漏《孝经》。淳熙四年，孝宗诏建“光尧石经之阁”，《玉海》云：“尚有御书《礼记·中庸》《大学》《学记》《儒行》《经解》五篇，不在太学石经之数。令搜访旧本，重行摹勒。”[68]《礼记》中的零篇，亦为搜罗齐备，而《孝经》未被补刻，则其立石太学明矣。（二）文本价值：高宗御书《孝经》石刻所据为唐玄宗本，相当于南宋初年的《孝经》白文本，是研究《孝经》文本演变不可或缺的一环。讨论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文本价值，先要明晰其文本来源。《孝经》有今文、古文之别。两者分章不同，今文十八章，古文二十二章。内容也不同，例如今文云“仲尼居，曾子侍”，古文则云“仲尼闲居，曾子侍坐”[69]。高宗御书《孝经》分章、内容皆同今文，当属今文系统。今文《孝经》初以郑玄注本传世，后唐玄宗又为之作注，因而形成了郑玄本、唐玄宗本两个系统。那么高宗御书《孝经》所据为哪个注本系统呢？《（道光）广东通志》云：“高宗真草《孝经》残碑。标目无第一、第二等字，盖郑氏本。”[70]《经典释文》自称“用郑注十八章本”[71]，所引《孝经》标目无“第一”、“第二”，故《（道光）广东通志》将标目无“第一”“第二”视为郑玄本的特征。但《（道光）广东通志》仅就标目而论，未免武断。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究系何本，还当结合文本异同来看。现将高宗御书《孝经》与郑玄本、唐玄宗本对校。高宗御书《孝经》用阳新县博物馆藏兴国军学石刻拓本。郑玄本久佚，林秀一《敦煌遗书〈孝经〉郑注本经文复原》[72]据敦煌出土的《孝经》郑玄本及《经典释文》《群书治要》《孝经注疏》所引，复原了郑玄本的经文，较为全面可靠，今据以校对。唐玄宗本的传本虽多，但内部文本较为统一，今据石台《孝经》拓片校对。唐宋流传书写随意，异写俗写不足以证明文本源流，故对由书写习惯导致的异体字概不出校。讳字亦不出校。现将三者之间的异文列表3如下：表3章郑玄本唐玄宗本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开宗明义德之本德之本也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教之所由生也教之所由生也诸侯所以长守贵所以长守贵也所以长守贵也所以长守富所以长守富也所以长守富也庶人而患不及己者而患不及者而患不及者三才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道之以礼乐導之以礼乐道之以礼乐孝治失于臣妾之心失于臣妾失于臣妾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如此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圣治君臣之义君臣之义也君臣之义也纪孝行犹为不孝犹为不孝也犹为不孝也五刑此大乱之道此大乱之道也此大乱之道也广要道此之谓要道此之谓要道也此之谓要道也广至德君子之教以孝君子之教以孝也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至而日见之非家至而日见之也非家至而日见之也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所以敬天下之为人君者也治可移於官故治可移於官故治可移於官谏争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是何言欤事君故上下治能相亲故上下能相亲也故上下能相亲也丧亲此哀戚之情此哀戚之情也此哀戚之情也教民无以死伤生教民无以死伤生教民无以死伤生也此圣人之政此圣人之政也此圣人之政也示民有终示民有终也示民有终也说明：讳字不出。高宗御书《孝经》石刻有讳字三个：“敬”作“钦”、“让”作“谦”、“匡”作“正”。[73]如上所示，高宗御书《孝经》与郑玄本同者一条，异者二十四条。高宗御书《孝经》与唐玄宗本同者二十二条，异者三条。其中高宗御书《孝经》与郑玄本、唐玄宗本皆异者二条。高宗御书《孝经》同于郑玄本而不同于唐玄宗本的有一条，即“道之以礼乐”之“道”，唐玄宗本作“導”，而郑玄本、高宗御书《孝经》作“道”，但“道”“導”时有通用，书写者笔下偶书也未可知。而高宗御书《孝经》同于唐玄宗本而不同于郑玄本的有二十一条，却是文字衍脱、语气助词有无的差别，在判定版本时更有说服力。如《庶人章》“而患不及者”，郑玄本“及”下有“己”字，而唐玄宗本、高宗御书《孝经》“及”下无“己”字。因此，高宗御书《孝经》来自唐玄宗本的可能性要大于郑玄本。另外，高宗御书《孝经》与郑玄本、唐玄宗本皆异的二条，即高宗御书《孝经·谏争章》“是何言欤”之“欤”，郑玄本、唐玄宗本作“与”。又高宗御书《孝经·丧亲章》“教民无以死伤生也”，郑玄本、唐玄宗本“生”下皆无“也”字。前者“欤”“与”通用，后者全篇只多出这一“也”字，都可能是书写者的偶书。郑玄本在唐玄宗本行世后，日渐式微。宋景德二年，邢昺详定《孝经》，确立了唐玄宗本在宋代的官本地位。君主颁赐天下的御书具有导向作用。高宗书写、颁赐《孝经》，选用官本唐玄宗本作为书写底本的概率更大。总的说来，高宗御书《孝经》还是应该来自唐玄宗本。《（道光）广东通志》定高宗御书《孝经》为“郑氏本”的论断有误。目前可见的宋代《孝经》刻本，只有国家图书馆藏白文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经注本[74]。石刻拓本有北宋嘉祐石经本《孝经》、南宋高宗御书《孝经》。完整保存的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相当于南宋初年的《孝经》白文本，是研究《孝经》文本流传的宝贵材料。清代学者视“南宋太学石经”为重要的校勘版本，如惠栋以“石经南宋本”校“明监本”《左传》，阮元据南宋石经校勘《诗经》《尚书》，王树枏《费氏古易订文》据“南宋石经本”订正《周易》文本。由于石台《孝经》的存在，这位 “南宋太学石经”失散多年的成员——高宗御书《孝经》石刻，在校勘上的价值有所减弱，但它仍是《孝经》版本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值得我们予以关注。注释上下滑动查看[1] 张国淦：《历代石经考·南宋石经考》，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30年铅印本，叶三〇a。[2] 王玉德：《〈孝经〉与孝文化研究》，崇文书局，2009年，第137页。按：“吕颐浩”，原作“吕顺浩”，误。吕颐浩，字元直，齐州人。宋高宗时，两度出任宰辅。[3] 赵超：《中国古代石刻概论（增订本）》，中华书局，2019年，第157页。[4] 杨守敬：《湖北金石志》卷一一：“桧跋不传，《孴古志》所见拓本亦剥落殆尽。”民国十年朱印本，叶一四b。[5] 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二五，中华书局，2019年，第804页。[6]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卷一七五三《崇儒六》，中华书局，1957年，第2277页。[7] 王应麟：《玉海》卷三四《圣文》，《中华再造善本》据元至元六年庆元路儒学刻本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叶一九a。下文所引《玉海》，凡元至元六年庆元路儒学刻本残缺者，则参以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刻本。[8] 王应麟：《玉海》卷四一《艺文》，叶三六a。按：“十三日”，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刻本作“十二日”，误。[9]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八，中华书局，1985年，第2376页。[10]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卷一七五三《崇儒六》，第2277页。[11] 王应麟：《玉海》卷三四《圣文》，叶一九b。[12] 王应麟：《玉海》卷五五《艺文》，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刻本，叶四〇b。[13]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卷一七五三《崇儒六》，第2278页。[14] 王应麟：《玉海》卷四三《艺文》，叶二二a。[15] 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二五，第804页。[16]《宋高宗书孝经马和之绘图册》。绢本。工笔设色。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原为长卷，后改装图册。一章一叶，左文右图。文宋高宗书，图旧题马和之绘。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书画典藏数据检索系统。[17]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三，第1998页。[18]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〇，第1944页。[19] 熊克：《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四四，据清雍正影宋抄本影印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874页。[20]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七，中华书局，1985年，第3054页。[21]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二，第2444页。[22] 脱脱：《宋史》卷四七三，中华书局，1977年，第13765页。[23] 林庆彰等主编：《经义考新校》卷二九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289页。[24] 张国淦：《历代石经考·南宋石经考》，叶三〇b。[25] 据《（道光）重庆府志》卷二：“（黉宫）宋绍兴间始建于治西。时高宗手书《六经》《论语》《孝经》，《孟子图》《孔子并七十二弟子像》，躬为序赞，颁之郡国，以示惇劝。”（王梦庚修，寇宗纂。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叶一b）绍兴年间，重庆府称恭州，则恭州学曾被颁赐高宗御书《孝经》拓片。又《（弘治）大明兴化府志》卷一五：“乾道七年（1171），教授陈应言重修殿门、御书阁。在大成殿门上，閟藏高宗御书《孝经》《中庸》《周易》《尚书》《毛诗》《左传》《周礼》《论语》《孟子》《乐毅传》《文宣王七十二贤像赞法帖》《损斋记》，计五十二轴。”（陈效修，周瑛纂。清同治十年重刻本，叶一〇a）绍兴年间，兴化府称兴化军，则兴化军学亦被颁赐高宗御书《孝经》拓片。[26] 谈钥修纂：《（嘉泰）吴兴志》卷一八，民国三年刻《吴兴丛书》本，叶二b。[27] 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一四，清嘉庆六年刻本，叶一七a。[28] 谈钥修纂：《（嘉泰）吴兴志》卷一四，叶四六a。[29] 宗源瀚修，周学浚纂：《（同治）湖州府志》卷四七，清同治十三年刻本，叶一二b。[30] 史能之修纂：《（咸淳）重修毗陵志》卷二九，明初刻本，叶二a。[31] 史能之修纂：《（咸淳）重修毗陵志》卷一一，叶二b。[32] 王其淦修，汤成烈纂：《（光绪）武进阳湖县志》卷二八，清光绪五年刻本，叶四九b。[33] 阮元修，陈昌齐纂：《（道光）广东通志》卷二〇五，清道光二年刻本，叶三a。[34] 翁方纲：《经义考补正》卷一二，清乾隆刻本，叶一五a。[35] 钱可则修，郑瑶纂：《（景定）严州续志》卷四，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叶八b。[36] 吕昌期修，俞炳然纂：《（万历）续修严州府志》卷六，明万历刻本，叶三七b。[37] 张铉修纂：《（至正）金陵新志》卷十二下，《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乙编》第六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468页。[38] 马光祖修，周应合纂：《（景定）建康志》卷一四，叶一七a。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七，第2554页。[39] 张铉修纂：《（至正）金陵新志》卷一二下，《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乙编》第六册，第1468页。[40] 蓝应袭修，何梦篆纂：《（乾隆）上元县志》卷九，清乾隆十六年刻本，叶一九a。[41] 黄廷桂修，张晋生纂：《（雍正）四川通志》卷二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五六〇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10页。[42] 刘喜海：《三巴孴古志》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八九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71页。[43]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卷三八八九《职官七〇》，第3959页。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五，第2518页。[44] 杨守敬：《湖北金石志》卷一一，叶一四b。[45] 舒大刚云：“今四川遂宁市尚存有秦桧作跋语的绍兴十四年所刻高宗草书《今文孝经》碑……清刘喜海《金石苑》。又见《石刻资料汇编》。”（《试论大足石刻范祖禹书〈古文孝经〉的重要价值》，《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86页）应是据《三巴孴古志》著录，并未得见原石。[46] 冯士仁修纂：《（崇祯）江阴县志》卷一，明崇祯十三年（1640）刻本，叶三五a。[47] 杨守敬：《湖北金石志》卷一一，叶一四b。[48] 碑两面有不同时期铭刻的现象，似不稀见。如北周华岳庙碑，碑阴刻有唐华岳精享碑。石料开采艰辛、价格昂贵，双面铭刻或为节省石料。[49] 宋时跋曰：“臣滥守偏垒，获偕郡国，拜御墨《孝经》之赐，复被旨摹刻，以墨本颁诸在职若录诸生。臣仰惟皇帝陛下，生知仁孝，出应君师，寅念大养，格于天地间者，还騩驾于东朝，旷古无有。而德教旁暨，洋洋乎形幽远矣。矧荐绅韦布，陶礼义而荣宠锡乎。将见圣治日新，移孝为忠，于斯为盛。臣既祗命奉行之，敢揭石泮宫，以垂不朽。绍兴十五年九月七日，右朝请大夫权发遣兴国军主管学事兼管内劝农营田事提点坑冶臣宋时谨记。”宋时此跋，《全宋文》及订补《全宋文》的文章皆未论及，据此可补《全宋文》一篇。宋时，生平不详。《全宋文》无“宋时”条，谨附识。[50] 此据吴兰修道光元年六月十三日之记，此记镌于所立高宗御书《孝经》石刻的右下角，原刻已佚，《金石续编》《八琼室金石补正》录有全文。[51] 陆耀遹：《金石续编》卷一八，据扫叶山房1921年铅印本影印本，中国书店，1985年，叶一a。[52] 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卷一一四，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806页。[53] 张松孙修，寇赉言纂：《（乾隆）遂宁县志》卷二，清乾隆五十二年刻本，叶四七b。[54] 刘喜海：《三巴孴古志》卷四，《续修四库全书》第八九五册，第67页。[55] “中国古代七大官刻石经”包括东汉熹平石经、三国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五代后蜀石经、北宋嘉祐石经、南宋太学石经、清石经。[56] 参见张国淦：《历代石经考·南宋石经考》，叶一七a。陈光熙、陈进:《南宋石经考述》，《浙江学刊》1998 年第 1期，第85—86页。[57] 王应麟：《玉海》卷一一二《学校》，清光绪九年浙江书局刻本，叶三七a。[58] 杜正贤：《南宋都城临安研究——以考古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47页。[59] 陈汉章：《南宋石经跋》。参见虞万里编：《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18年，第1172页。[60] 王应麟：《玉海》卷四三《艺文》，叶二二a。[61] 吴讷：《〈石经歌〉序》。参见桂馥：《历代石经略》卷下，清光绪九年刻本，叶三八a。[62] 郑澐修，邵齐然纂：《（乾隆）杭州府志》卷六〇，清乾隆四十九年刻本，叶七a。[63] 王昶：《金石萃编》卷一四八，据扫叶山房本1921年铅印本影印本，中国书店，1985年，叶五a。[64] 魏㟲修，裘琏等纂：《（康熙）钱塘县志》卷三六，清康熙五十七年刻本，叶一一a。[65] 齐耀珊修，吴庆坻纂：《（民国）杭州府志》卷九六，民国十一年铅印本，叶三a。[66] 吕维祺：《孝经大全》卷二七，清康熙刻本，叶十a。[67] 脱脱：《宋史》卷四三一，第12800页。[68] 王应麟：《玉海》卷四三《艺文》，叶二三a。[69] 黄震：《黄氏日抄》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七〇七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页。[70] 阮元修，陈昌齐等纂：《（道光）广东通志》卷二〇五，叶三a。[71] 陆德明：《经典释文》卷一，据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叶二九b。[72] 林秀一：《敦煌遗书〈孝经〉郑注本经文复原》，《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15辑，凤凰出版社，2013年，第76—86页。[73] “敬”避宋太祖祖父赵敬之名，“让”避宋英宗父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名，“匡”避宋太祖赵匡胤之名。参见佚名：《附释文互注礼部韵略》附《绍熙重修文书令》，《四部丛刊续编》据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藏宋刻本影印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74] 张丽娟：《宋代经书注疏刊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35页。”原刊《文献》2021年第4期，此据作者原稿。感谢吴雪菡女史与《文献》编辑部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