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以方法为本

面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经由实践过程的甄鉴与淬炼,思维主体进入到思想的建构过程中,形成准确把握客观世界的知识,形成与客观世界打交道的方法。同为思想中的重要内容,知识与方法在内涵上互为渗透,在逻辑上联脉贯通。就其辩证关系和地位作用而言,可以说,知识是方法的前提,方法是知识的提升;知识是思想之根,方法是思想之本。

我国最早提到方法,是墨子论及匠人做平行直角矩形之法,与做车轮圆形的“圆法”相比照,故有“规”(圆法量具)“矩”(方法量具)之别。是否“中吾矩”,可见“方与不方”,只有按照量具操作,才可收到矩形之效。“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有“规”有“矩”,此后才有“规矩”统称;不再区分“方法”“圆法”,才经渐次演绎,以方法指称“行事之条理也”。以今天的通常理解,方法主要是指解决问题的遵循、路径,达到目标的措施、步骤,办成事项的技巧、工具等。如国家怎样治理、经济如何振兴?是事关社会发展、事关道路探索的重大抉择,是在战略层面上的大智慧、大方法。像庖丁解牛何以得心应手?则是源自“顺其理”而熟能生巧,是一种技能性方法。方法所指,从巨至细,内涵宽阔广博,泛达事事处处。

思想中的方法,在以下几个层面呈现。一是如何看待客观世界。有关客观世界的映像进入到思想中、构成为知识,是一个从客体到主体的过程。而如何看待客观世界,却已进至主体审视客体的境界中,实际上已包含着有关方法的建构了,尽管此时的方法尚处在初始阶段,甚至与知识仍是浑然一体。二是怎样把握客观世界。形成“怎样把握”的思维,是着意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通过偶然抓住必然,力求揭示内在因果关联和规律性内容。这由审视对象转化为与之“怎样打交道”层面,思想已进入到方法世界之中,所获得的认识成果不只是知识,更赋予了鲜明的方法特征。三是构建客观世界的新样态。这种具有能动性的观念构建,是思想对现存进行的理性改造。这时的思想正由主观向客观延伸,以“实践理念”的创设展现出超越性追求,思想中的智慧得以发挥,思想中的方法由以提升。四是形成改变客观世界的方案。这包括确立目标和方向、提出原则和要求、明晰任务与路线、制定措施与途径等。思想着意在怎么干、怎么做问题上进行思考,着意在取得实际成效方面进行谋划,方法的内容、特征与意义得以充分彰显。

这四个层面呈现出来的方法,并非截然分割和互为独立。方法本身与被视为方法的这些内容,亦非纯粹,而多是与知识交汇融合在一起。从逻辑关系上说,知识为方法奠定基础,方法则承接并延续知识。方法从具有确定性和科学性的知识基地出发,将思维重点经由反映对象进展至审察对象、评判对象,以至构造对象、改变对象,思想主体也由受动状态、接受状态上升到主动状态、自主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思想愈加走向成熟、走向健全,思想渐次确立起自身的价值、展示自身的力量。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毋宁说,方法成就了思想。方法的境界标识着思想的境界,方法的完善推动了思想的完善。思想中有关方法的元素与内容,如见解、主张、看法、论断、视角、辨析、创意、思路等,一体贯通,整体衔接,真正推进并见证了思想大厦的构造与搭建。

概括地说,方法为思想之本,本在本体、本性,本在本意、本为。

一方面,从客体角度看,方法是思想的本体内容,是思想的本性存在。作为思想的主体性内容和本体性存在,方法充盈并弥漫于思想的全身。

不能设想,只求知识不求方法的思想;更不能设想,只有知识而没有方法的思想。设若没有方法,就无从谈论思想。思想中不仅不能缺少方法,更要以方法为根本。因为方法是知识的提升,是智慧的呈现,是力量的源泉。再多的知识,如果不能赋予其方法意蕴,不能使之转化为并提升为方法,就与智慧、与力量无涉。所谓知识就是力量,亦是在知识转化为方法、提升为智慧的意义上讲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虽领先于世界,但因我们仅停留在工匠技艺水平上,也就未能充分延展并发挥其功能。而当这些发明传入西欧后,却成为推动西方社会观念变革、社会生产力进步、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强有力工具。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它们帮助西方国家打开了世界市场,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这种情况的发生,固然与社会制度体制、文化观念差异有关,但确与能否将知识技能转化为方法理念、能否将发明成果提升为普遍性智慧和方法论思维密不可分。

古希腊把哲学定义为“爱智慧”而非“爱知识”,就在于知识不等于智慧。比之单纯的知识,方法更重要也更关键。俄国科学家巴甫洛夫认为:“在自然科学中,创立方法,研究某种重要的实验条件,往往要比发现个别事实更有价值。”我国数学家华罗庚强调:“新的数学方法和概念,常常比解决数学问题本身更重要。”自然科学尚且如此推崇方法,社会科学更把方法视为核心。我们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现成的知识,而且是科学的方法。“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过河是任务,桥或船是工具,有了这些必须的条件和切实的准备,才能实施过河的实践并顺利过河。

另一方面,从主体角度看,方法是思想的本意所求,是思想的本为所依。作为思想的主体性追求和本体性作为,方法支撑并赓续着思想的生命。

知识的任务是准确反映对象,方法的责任则是合理改变对象。“任其事必图其效;欲责其效,必尽其方。”“图其效”靠“尽其方”,“尽其方”意在“图其效”,欧阳修道出了二者的内在联系。在黑格尔看来,完整的认识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存在着的世界进入主观的表象和思想内,从而扬弃了理念的片面的主观性;二是认识过程扬弃了客观世界的片面性,凭借主观的内在本性去规定并改造客观世界。前者是认知真理,后者是善的实现。与善的实现过程“实践”相联系,善的实现工具即“方法”。黑格尔把方法视为主观方面的手段,培根把方法称为“心的工具”,这如同我国古代所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事必有法,然后可成”,都把方法置于十分重要和无可替代的地位上来。

思想的本质在于,不仅阐释对象,更要构造出新的对象。以观念的构造达至对现存的改变,是思想决然于此的内在冲动,是思想不可改易的生命张扬。惟其如此,思想才安心安顿,思想才了无缺憾。而能够助力推动思想本质实现的,能够支撑赓续思想生命灿烂的,唯有方法能够担当,唯有方法可以承载。就此而论,方法俨然成为思想的支点和撑持,成为思想实现其核心功能的根本依赖。究其因由,源于方法本身包含着创意、创新的内涵,包含着改进、改造的因子,包含着行动、行为的要素。方法虽然联结知识与实践,却是朝着实践的方向去瞩目、用力,方法尽管贯通客体与主体,却是力促并帮助主体去改变客体。

论及到此,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思想中的方法,不止于怎么看、如何干,不限于路径遵循、措施步骤,不囿于技能、智慧,在可能的情况下,应着意向方法论构建去努力,即由具体方法的论述提升至方法理论的凝练与阐发,由用方法解决特殊问题提升至用方法论解决普遍性问题。这是对思想提出的更高标准与要求。而真正高层级、强功能、健全有为的思想,往往不只以方法为构成要素,更意在形成独特的方法论,构建起以方法为阐述对象和主体内容的理论体系。这样的思想,集具体方法与普遍方法于一体,聚方法操作与方法理论于一身,无疑是具有持久生命力和永恒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可谓是方法论建构的杰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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