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以方法为本

面对纷繁复杂的客观世界，经由实践过程的甄鉴与淬炼，思维主体进入到思想的建构过程中，形成准确把握客观世界的知识，形成与客观世界打交道的方法。同为思想中的重要内容，知识与方法在内涵上互为渗透，在逻辑上联脉贯通。就其辩证关系和地位作用而言，可以说，知识是方法的前提，方法是知识的提升；知识是思想之根，方法是思想之本。

我国最早提到方法，是墨子论及匠人做平行直角矩形之法，与做车轮圆形的“圆法”相比照，故有“规”（圆法量具）“矩”（方法量具）之别。是否“中吾矩”，可见“方与不方”，只有按照量具操作，才可收到矩形之效。“此其故何？则方法明也。”有“规”有“矩”，此后才有“规矩”统称；不再区分“方法”“圆法”，才经渐次演绎，以方法指称“行事之条理也”。以今天的通常理解，方法主要是指解决问题的遵循、路径，达到目标的措施、步骤，办成事项的技巧、工具等。如国家怎样治理、经济如何振兴？是事关社会发展、事关道路探索的重大抉择，是在战略层面上的大智慧、大方法。像庖丁解牛何以得心应手？则是源自“顺其理”而熟能生巧，是一种技能性方法。方法所指，从巨至细，内涵宽阔广博，泛达事事处处。

思想中的方法，在以下几个层面呈现。一是如何看待客观世界。有关客观世界的映像进入到思想中、构成为知识，是一个从客体到主体的过程。而如何看待客观世界，却已进至主体审视客体的境界中，实际上已包含着有关方法的建构了，尽管此时的方法尚处在初始阶段，甚至与知识仍是浑然一体。二是怎样把握客观世界。形成“怎样把握”的思维，是着意于透过现象把握本质、通过偶然抓住必然，力求揭示内在因果关联和规律性内容。这由审视对象转化为与之“怎样打交道”层面，思想已进入到方法世界之中，所获得的认识成果不只是知识，更赋予了鲜明的方法特征。三是构建客观世界的新样态。这种具有能动性的观念构建，是思想对现存进行的理性改造。这时的思想正由主观向客观延伸，以“实践理念”的创设展现出超越性追求，思想中的智慧得以发挥，思想中的方法由以提升。四是形成改变客观世界的方案。这包括确立目标和方向、提出原则和要求、明晰任务与路线、制定措施与途径等。思想着意在怎么干、怎么做问题上进行思考，着意在取得实际成效方面进行谋划，方法的内容、特征与意义得以充分彰显。

这四个层面呈现出来的方法，并非截然分割和互为独立。方法本身与被视为方法的这些内容，亦非纯粹，而多是与知识交汇融合在一起。从逻辑关系上说，知识为方法奠定基础，方法则承接并延续知识。方法从具有确定性和科学性的知识基地出发，将思维重点经由反映对象进展至审察对象、评判对象，以至构造对象、改变对象，思想主体也由受动状态、接受状态上升到主动状态、自主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思想愈加走向成熟、走向健全，思想渐次确立起自身的价值、展示自身的力量。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毋宁说，方法成就了思想。方法的境界标识着思想的境界，方法的完善推动了思想的完善。思想中有关方法的元素与内容，如见解、主张、看法、论断、视角、辨析、创意、思路等，一体贯通，整体衔接，真正推进并见证了思想大厦的构造与搭建。

概括地说，方法为思想之本，本在本体、本性，本在本意、本为。

一方面，从客体角度看，方法是思想的本体内容，是思想的本性存在。作为思想的主体性内容和本体性存在，方法充盈并弥漫于思想的全身。

不能设想，只求知识不求方法的思想；更不能设想，只有知识而没有方法的思想。设若没有方法，就无从谈论思想。思想中不仅不能缺少方法，更要以方法为根本。因为方法是知识的提升，是智慧的呈现，是力量的源泉。再多的知识，如果不能赋予其方法意蕴，不能使之转化为并提升为方法，就与智慧、与力量无涉。所谓知识就是力量，亦是在知识转化为方法、提升为智慧的意义上讲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虽领先于世界，但因我们仅停留在工匠技艺水平上，也就未能充分延展并发挥其功能。而当这些发明传入西欧后，却成为推动西方社会观念变革、社会生产力进步、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的强有力工具。马克思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它们帮助西方国家打开了世界市场，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这种情况的发生，固然与社会制度体制、文化观念差异有关，但确与能否将知识技能转化为方法理念、能否将发明成果提升为普遍性智慧和方法论思维密不可分。

古希腊把哲学定义为“爱智慧”而非“爱知识”，就在于知识不等于智慧。比之单纯的知识，方法更重要也更关键。俄国科学家巴甫洛夫认为：“在自然科学中，创立方法，研究某种重要的实验条件，往往要比发现个别事实更有价值。”我国数学家华罗庚强调：“新的数学方法和概念，常常比解决数学问题本身更重要。”自然科学尚且如此推崇方法，社会科学更把方法视为核心。我们始终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现成的知识，而且是科学的方法。“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过河是任务，桥或船是工具，有了这些必须的条件和切实的准备，才能实施过河的实践并顺利过河。

另一方面，从主体角度看，方法是思想的本意所求，是思想的本为所依。作为思想的主体性追求和本体性作为，方法支撑并赓续着思想的生命。

知识的任务是准确反映对象，方法的责任则是合理改变对象。“任其事必图其效；欲责其效，必尽其方。”“图其效”靠“尽其方”，“尽其方”意在“图其效”，欧阳修道出了二者的内在联系。在黑格尔看来，完整的认识过程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存在着的世界进入主观的表象和思想内，从而扬弃了理念的片面的主观性；二是认识过程扬弃了客观世界的片面性，凭借主观的内在本性去规定并改造客观世界。前者是认知真理，后者是善的实现。与善的实现过程“实践”相联系，善的实现工具即“方法”。黑格尔把方法视为主观方面的手段，培根把方法称为“心的工具”，这如同我国古代所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事必有法，然后可成”，都把方法置于十分重要和无可替代的地位上来。

思想的本质在于，不仅阐释对象，更要构造出新的对象。以观念的构造达至对现存的改变，是思想决然于此的内在冲动，是思想不可改易的生命张扬。惟其如此，思想才安心安顿，思想才了无缺憾。而能够助力推动思想本质实现的，能够支撑赓续思想生命灿烂的，唯有方法能够担当，唯有方法可以承载。就此而论，方法俨然成为思想的支点和撑持，成为思想实现其核心功能的根本依赖。究其因由，源于方法本身包含着创意、创新的内涵，包含着改进、改造的因子，包含着行动、行为的要素。方法虽然联结知识与实践，却是朝着实践的方向去瞩目、用力，方法尽管贯通客体与主体，却是力促并帮助主体去改变客体。

论及到此，还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思想中的方法，不止于怎么看、如何干，不限于路径遵循、措施步骤，不囿于技能、智慧，在可能的情况下，应着意向方法论构建去努力，即由具体方法的论述提升至方法理论的凝练与阐发，由用方法解决特殊问题提升至用方法论解决普遍性问题。这是对思想提出的更高标准与要求。而真正高层级、强功能、健全有为的思想，往往不只以方法为构成要素，更意在形成独特的方法论，构建起以方法为阐述对象和主体内容的理论体系。这样的思想，集具体方法与普遍方法于一体，聚方法操作与方法理论于一身，无疑是具有持久生命力和永恒创造力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可谓是方法论建构的杰出代表。